在此維持操守和爭逐利益越來越失衡的現代社會，秉持良心經營的商人顯得彌足珍貴。中國從商朝就開始有以物易物的商業行為，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出現富甲天下的商人。而古代不少著名商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信用至上、利人為先。
商聖范蠡
棄政從商 聚財是為了散財
說起古代著名的商人，你會想起誰？
代表人物之一是春秋末期的范蠡，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陶朱公。「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四句話，就足以概括他的一生。范蠡和西施在湖上泛起一葉扁舟而去的浪漫傳說，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是不僅如此，范蠡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從政壇退下之後，「二度創業」成功的奇人。
范蠡被稱作「商聖」，是中國商人的鼻祖，也是最早的慈善家，還曾被視為「財神」供奉。他成功獻出計策，助越王勾踐復國之後，因為太了解勾踐鳥盡弓藏，可以共患難、不能同安樂的性格，於是不顧勾踐威脅利誘，留下辭別信，帶上簡單的盤纏離開，一去不復返。
范蠡輾轉來到齊國，變更姓名為鴟夷子皮，帶著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以墾荒耕作為主，兼營經商，沒過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的家產。《史記》中記載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聚財功力驚人。
范蠡不僅會賺錢，更是仗義疏財，賺的錢多拿去從事各種公益活動，從不將錢財聚集在身邊。他的賢德之名甚至傳進齊王耳裡，齊王將范蠡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此時他又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是這樣的日子沒過多久，范蠡又決定離去。他認為對一個白手起家的平民百姓而言，為官到卿相而久受尊名，不是吉祥的徵兆。他說：「居家則至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於是范蠡再度急流勇退，歸還相印，把錢財分給朋友和鄉鄰後，孑然而去。
現代人看到范蠡的作為，大概會感到不可思議，為甚麼他對錢財和權位毫不留戀？答案是范蠡明白「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的道理。誠如他多次告訴後輩「物聚必散」是天道一般，范蠡看透大局離開越國，又從宰相位置退下，散盡家財而去。
商祖白圭
良商須兼備智、勇、仁、強
另一位不以爭取私利為先的，是人稱「商人祖師爺」的白圭。為甚麼戰國時期的白圭被譽為「商祖」呢？因為他經商致富，名滿天下，更是最早對市場行銷有自己一套的商人。
白圭曾經把「經商」比喻成籌劃謀略的伊尹、呂尚，和用兵打仗的孫子與吳起。白圭可說是古代最早收徒弟傳授經商之道的商人，收授門徒的標準非常嚴格。他曾經說，良商必須具備幾個特點：「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也就是說，商人要通權達變，要果斷勇敢，要有仁德之心，才能明白取捨之道，還必須有耐心，懂得堅守等待。唯有兼備智、勇、仁、強，才能稱作良商，才有資格投入他的門下。
白圭的經商之道是「樂觀時變」，他隨時都在注意農業的生產狀況和市場的行情，主張：「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市場上商品太多時大量買進，等到市場需要的時候就能價高賣出，因而累積致富。
致富後白圭堅持簡樸的生活，《史記》形容他：「薄飲之，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因為白圭明白吃穿節省、胼手胝足，才能開創家業。史書對白圭的記載雖然不多，他的經商思想卻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時期很多徽商都保有他的遺風。
戲劇裡的古代商道
《商道》與《喬家大院》
不少古裝戲劇對於「商道」精神多所著墨。韓劇《商道》講述韓國紅頂商人林尚沃從貧無立錐之地到富可敵國的故事。林尚沃生活在相當於中國清朝嘉慶年間的韓國，為商過程不斷遭到坑陷，卻始終堅持正派經營，在他眼中的「商道」就是「視信用為首」之道。更戲劇化的是，林尚沃臨終前身邊只留下20塊，其他所有財富和土地全數捐出。
清朝末年的喬致庸也是中國著名的紅頂商人。去年奪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中國演員陳建斌，在《喬家大院》裡演活了這個角色。喬致庸原是儒生，跨足商界並不是自願，但是他始終沒有忘記扶濟天下的願望。他的經營理念圍繞著「義、信、利」三個字，先是做人以義，以誠信為本，而後從商以信，然後才是以義取利。
當時的晉商喬致庸有胸懷天下的格局，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用馬車和駱駝隊伍開闢出一條路，這條鹽路和茶路以山西、河北為樞紐，貫穿蒙古的戈壁沙漠，經過西伯利亞直通歐洲，是繼古代絲路沒落之後，新興的國際商路。喬致庸可以說完成了「匯通天下」的心願。
有一次他千里迢迢從武夷山運茶回來，每塊一斤重的茶磚，他都準備了一斤一的重量，他只擔心在運輸過程中減少重量，賣出時會失去誠信。這種寧可自己吃虧的作法，在現代商人中不多見。山西發生大饑荒時，喬致庸更是傾家蕩產救濟災民，因為他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就如現代的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一般。
《史記》如此論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這句話千年來曾被多少人誤讀，以為天下人都是為利益而來。事實上司馬遷同時引用了管仲此句：「食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唯有百姓都能衣食無缺，才會講究禮節、注意榮辱。所以司馬遷強調獲利，是認為君子富有了，就喜歡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會把力量用在適當的地方；人民富有了，仁義也就歸附於他們了。也就是重點應該是提升生活品質後所行的「仁德」。
商人行商道，除了童叟無欺、回饋社會，更像《老子》所說：「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不為自己累積私有財物的人，是因為明白唯有利他、為人，自己才會擁有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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