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校長「保位戰」的背後

▲2023年12月5日,(左至右)哈佛大學校長Claudine Gay、賓州大學校長Elizabeth Magill和麻省理工學院校長Sally Kornbluth,在美國眾議院教育和勞動力委員會的反猶太主義聽證會上作證。Getty Images
第252期
何清漣
作者為旅美中國經濟專家與評論家,美國《商業周刊》1999年評為「亞洲之星」。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被推選為「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

2023聖誕之前,對美國影響最深遠的事件,當屬哈佛大學校長「保位戰」。集海地難民、黑人、女權等各種「政治正確」身分於一身的校長克勞迪娜‧蓋伊(Claudine Gay)女士,陷於反猶指控中,但終於在巨大的下台壓力中挺住了,順帶還將她涉及的抄襲醜聞給了「修補」機會。

原因說來其實不複雜,哈佛近年來的單個最大金主──阿拉伯國家卡達(Qatar)支持克勞迪娜‧蓋伊女士。由於哈佛大學在美國的崇高地位,以及這場「保位戰」涉及到左派建構的「受害者身分」(Victimhood)政治的原則之爭,必將對美國高等教育界的立場選擇產生深遠影響,進而影響到青年一代對猶太「受害者」這一重大身分敘事的認知。美國猶太人對本國及世界金融、教育文化、傳媒及政治的影響一直具有壓倒性優勢,因此,記錄這一美國最大的政治文化事件頗有意義。

哈佛大學校長「保位戰」的焦點:反猶

美國反猶一直被懸為厲禁,2004年小布希總統通過《全球反猶太主義審查法》(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反猶主義辦公室尋求在全球禁止反猶言論。數年之前,哈佛也是堅決禁止反猶的精英名校。那麼這次為什麼支持反猶的校長能夠保住位置?2023年12月12日《紐約郵報》在一篇文章的標題中將原因說得很清楚:〈哈佛大學確認克勞迪娜‧蓋伊將繼續擔任校長——儘管據報導因反猶太主義醜聞損失了10億美元〉(Harvard Confirms Claudine Gay will Remain Prez— Despite Reported $1B Loss Over Antisemitism Scandal),意即有比10億美元更強大的力量。

以巴戰爭以來,蓋伊作為校長,未曾制止該校的「反以挺巴」活動而被傳召去國會聽證,與她一起在2023年12月5日國會眾議院教育和勞動力委員會關於反猶太主義的聽證會上作證的,還有麻省理工學院、賓州大學兩位女校長。賓州大學校長伊莉莎白‧馬吉爾(Elizabeth Magill)於12月9日證實已辭職。但麻省理工學院做出完全不同的決定,在這場激烈的聽證會兩天後(12月7日),麻省理工學院的執行委員會承諾「全力、毫無保留地支持」該校校長莎莉‧科恩布魯斯(Sally Kornbluth),並發表聲明擁護「她傑出的學術領導力、她的判斷力、她的正直、她的道德指南針和她的領導力」,認定「她有能力擁護麻省理工學院的核心價值觀,團結我們的社區」。

哈佛校長蓋伊1997年博士論文涉嫌抄襲的調查也趁機宣告「結束」。哈佛董事會表示,哈佛在10月底對抄襲指控啟動了獨立審查。12月9日,研究員審查了結果,發現了一些引用不足的情況,但並未違反哈佛大學的研究不當行為標準,「蓋伊校長主動要求對兩篇文章進行四處更正,以插入原始出版物中省略的引文和引號」。哈佛董事會成員們表示,「在這個動盪和困難的時刻,我們一致支持蓋伊校長」。

美國華府政界對此亦做出強烈反應,據《路透社》報導,12月8日,這份由71名共和黨人和3名民主黨人簽署的聯名信,要求哈佛大學、賓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董事會立即罷免學校校長,理由是他們對校長們早前在校園反猶主義聽證會上的證詞感到不滿。在這封聯名信中,共和黨眾議員埃莉斯‧史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和民主黨眾議員傑瑞德‧莫斯科維茨(Jared Moskowitz)要求哈佛大學、賓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董事會罷黜其校長,否則可能被視為犯下「反猶太主義的共謀行為」。

在哈佛這個一直將反猶懸為厲禁的美國第一常春藤名校出現校長不禁止反猶言論,並在政界與金主的共同壓力下保住校長位置,算是美國高等教育界在反猶禁令前破防。

哈佛為何不擔憂流失10億捐款

美國國會這次質詢,除了要求校長們對校園裡廣泛存在的反猶太主義行為明確表態之外,還向她們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中東國家卡達給這些大學的數億美元的捐款,有沒有影響到學校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

這個問題揭示了一個重要且不為大多數人關注的事實:卡達是近些年來給美國大學捐款最多的國家。此事分兩個層面解析,讀者也許就明白最富裕的哈佛為何也看重卡達的捐獻。

據《哈佛大學財政報告2023》顯示,該校的資金來源主要集中於校友捐贈、國內外基金以及學費等三大管道,其中校友捐贈占比最高。本財政年度校友捐贈共計貢獻20億美元,占總資金來源的45%,其中部分校友的單筆捐贈超過1億美元;國內外基金次之,本財年對該校財政的貢獻為12億美元,占比27%;學費排在第三位,為4億美元,約占總資金來源的9%。

一位曾在哈佛大學工作過的推主(現X使用者)陶瑞(TaoRay @realTaoRay)於2023年12月12日發布一條推文,這裡只選取與卡達捐款有關的部分:「我之前講過哈佛校董們禮拜天緊急開會,但沒有馬上發聲明,是因為我知道校董們需要時間和大金主們溝通,再最後敲定。但是昨晚Dershowiz說他認為蓋伊應該辭職,但希望渺茫,並特別點到了金主問題,而且單獨點名了卡達是哈佛的大金主。還說光是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化部門,哈佛的DEI部門就是蓋伊當文理學院院長時開創的)部門的運作就需要大筆資金的支援。……而且這也是我近些年的觀察,中東給美國各大名校非常多捐款,而且這些錢都是帶有『擴張綠色』(指巴勒斯坦或哈馬斯)色彩的,有很多附加條件,設立穆斯林獎學金以及穆斯林研究等。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各大名校人山人海的穆斯林學生和學者在大遊行支持哈馬斯。這些中東資金帶有濃厚的滲透色彩,嚴重影響學校政治。」

這是陶瑞個人對哈佛的觀察,但這觀察正好與專項研究相吻合。美國的「全球反猶太主義與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Antisemitism and Policy,縮寫為ISGAP)一直追蹤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捐款,在《追蹤金錢:卡達高等教育資助》(FOLLOW THE MONEY:Qatar Funding of Higher Education)這一報告中指出,在給美國大學捐款的排行榜上,卡達排名第一,而且和第二、第三名之間的差距非常大,可謂遙遙領先。而卡達又是哈馬斯最主要的金主,他們不僅每年給哈馬斯提供數億美元的資金和物資,甚至還把包括現在的最高領導人哈尼亞(Ismail Haniyeh)在內的很多哈馬斯高層領導都接到了卡達的首都杜哈居住,一切費用都由卡達來支付。

 

2023年11月14日,支持以色列的示威者聚集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譴責「反猶太主義」並呼籲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分子釋放以色列人質。Getty Images

▲2023年11月14日,支持以色列的示威者聚集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譴責「反猶太主義」並呼籲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分子釋放以色列人質。Getty Images

 

美國青年一代的主流認識:猶太人成了壓迫者

哈佛大學校長「保位戰」其實是美國左派文化內戰的前哨戰,但這一前哨戰卻出現一個無論是猶太人還是以色列都不願意看到的結果:美國的猶太「受害者」敘事接近崩盤。

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CAPS)與市調諮詢公司哈里斯(Harris Poll)聯合在12月9日至16日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18歲至24歲的美國人當中,有51%表示,他們認為解決以巴衝突的最好方式是「結束以色列並將其交給哈馬斯和以色列(共管)」,67%的人認為猶太人是壓迫者。

猶太族群終於遭受自身主導建構的「受害者身分」文化反噬,用美國來做觀察對象最為恰當。根據宗教定義和不同的人口資料,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或第二大的猶太社群,僅次於以色列。猶太人受害者敘事的崩塌,在美國可用資料完整表現出來:

時間上,從2004年出台《全球反猶太主義審查法》尋求在全球禁止反猶言論,直到猶太人一直主導的哈佛大學第一次大規模出現反猶言論,其間不過20年;

猶太人正被自己多年支持的民主黨拋棄。所有資料都表明,70%到80%的猶太人一以貫之支持民主黨,猶太富商一直是民主黨的主要捐贈者。但現在的民主黨多數不承認猶太人是受害者。蓋洛普自今年3月以來就以巴衝突對美國人進行一項追蹤調查表明,美國民主黨人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率為49%,遠高於美國平均水準(31%);對以色列的支持率僅為38%,遠低於美國平均水準(54%)。這次哈佛校長保位戰也體現了這點,國會傳召哈佛、麻省理工、賓大三校長參加反猶聽證會後,12月8日74名簽署聯名信要求哈佛三校董事會立即罷免校長的國會眾議員當中,只有三位是民主黨。而本屆(118屆)的國會眾議員當中,民主黨共213位。

未來的支持不在猶太人這邊。如哈佛調查所述,美國教育界努力洗腦的年輕一代當中有67%認為猶太人是「壓迫者」。

還有什麼比猶太人被自己努力建構的「受害者身分」政治文化反噬更能展現左派教育這種仇恨文化的荒謬性?左派文化的存在,是對右的一種平衡,但左派的「受害者身分」卻有兩個內生弱點,注定最後會形成巨大的反噬力。

一、左派政治最大的特點就是鬥爭,在清洗了外部敵人之後,按照規律就是矛頭對內。從共產主義在蘇聯、中國等國相繼建立之後,這些國家的共產政權在消滅了外部敵人之後,全部歷史就貫串著內部清洗。1936年8月至1938年3月的史達林時期的大清洗共死了70萬人;中共的內部清洗號稱「黨內十一次路線鬥爭」,在這些路線鬥爭中,倒台的最高領導人在中共建政前有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張國燾等人,中共建政後則有瘐死獄中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冤魂更是不計其數,連鄧小平都是當年井岡山打「AB團」(中國國民黨中的反共者於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一個團體)的倖存者。

二、「受害者身分」是種身分政治,歷史與現實中的(被承認的)受害成了權利分配的根據,講究政治等級。不僅對外要劃分異己,對內的受害者也按等級劃分享受特權,比如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對內以「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及其子女),階級敵人則是「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與「二十一種人」。「紅五類」在入學、就業、升遷上享有優先權,但在內部資源機會面臨爭奪時,得看其排序先後決定。美國近年的「受害者身分」的特權系列,「最大受害者」猶太人的地位本處於不言自明的頂端,其餘則按照黑命貴(BLM)、LGBTQI+(Lesbian女同性戀者、Gay男同性戀者、Bisexual雙性戀者、Transgender變性人、Queer酷兒或疑性戀者、Intersex雙性人,加上無性戀等的縮寫,其中Trans變性人優先)、穆斯林、女權這一序列排列,女權居末位,權利遜於變性女與穆斯林,但在外部鬥爭中特別有用。

但資源機會總是有限,尤其是內部特權系列也不總是利益一致,如今美國左派政治為了不斷壯大隊伍,將完全對立且不相容的勢力雜揉在一起,很容易出現地位之爭。比如這次以巴戰爭,從左派的意識形態來看,是受害歷史長達1,500多年的「最大受害者」猶太人與二戰以後的「世襲難民」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戰鬥,誰是更大的受害者,誰就更正義,就更應該享受全世界的支持與寵愛。這就是「猶太人是最大的受害族群」這一敘事被美國青年一代的主流拒絕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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