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鈴薯是許多人愛吃的現代美食，其在歐美歷史上最風光的年代應該是17、18世紀從美洲引進到歐洲後，在歐洲大陸逐步拓展成主食的過程。
根據學者研究，從18世紀以後，馬鈴薯的普及導致歐洲各國人口的大幅增長，也導致進一步的都市化。但比較少學者注意到的是，馬鈴薯還在此後的兩百年內，為歐洲的和平貢獻了一份力量。
馬鈴薯與戰爭
美國Murat Iyigun、Nathan Nunn、與Nancy Qian三位經濟學家最近完成的一篇論文，目的是要估計馬鈴薯對衝突與戰爭的影響。
馬鈴薯為何為會跟戰爭扯上關係呢？作者認為可能的影響管道有二：第一，馬鈴薯提高農業的生產力。由於爭奪土地是歐洲早年戰爭與衝突的主因之一，農業生產力提高會降低爭奪土地的需求，因而減少衝突。第二，馬鈴薯的價格比其他主食低廉，成為軍隊的主要糧食來源之後，可以降低組織一支武裝力量的成本。既然武裝力量更容易擴大，所以馬鈴薯可能導致衝突的機會增加。
由於這兩個理論所預期的效果在方向上剛好相反，所以兩者綜合的效果究竟為何，就成為實證研究需要去證明的命題。
馬鈴薯引進歐洲
馬鈴薯大約在17世紀末期從美洲引進歐洲，然後慢慢推廣到歐洲各地。在17世紀前後的歐洲，各地的衝突與戰爭頻仍，這兩點合在一起給三位作者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來估計馬鈴薯對衝突的影響。
要估計這個影響，首先當然要處理經濟學上的內生性問題。為此，作者們將歐洲劃分為500公里x 500公里的格狀圖，然後在每個格子內估計出區內的土壤適合種植馬鈴薯的程度（suitability）。如此一來，作者雖然沒有幾百年前馬鈴薯實際種植區位的資料，但卻可以用適合程度來估算出馬鈴薯可能的普及程度。同時，更重要的是土壤的適合程度主要是自然條件決定的，也就是「外生的」，這樣也就能夠處理內生性的問題。
作者用「差異中的差異」估計法來比較適合程度高的地區與適合程度低的地區，在1700年前後戰爭與衝突頻率的變化。他們發現馬鈴薯的引進降低了0.26個標準差的衝突數量，而且這個效果一直到1900年還存在，整整維持了200年。
根據這樣的結果，馬鈴薯絕對具備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資格。
蕃薯在中國
雖然作者們用實證資料估計出了馬鈴薯的「和平效果」，但接下來需要問的問題是：為甚麼馬鈴薯會產生這樣的效果？或者說，產生這個效果的機制（mechanism）是甚麼？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另一位經濟學家的研究得到某些線索。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Ruixue Jia在一篇論文中研究了蕃薯對中國農民暴動的影響。
蕃薯在16世紀從中國南方引進，其種植的面積在此後的幾個世紀中慢慢從中國南方拓展到北方地區。蕃薯跟稻米與其他穀物比起來，比較不適合做為主食，但是蕃薯特性強韌，能夠在比較乾旱惡劣的環境生存，甚至可以抵禦旱災。蕃薯的這個特點，賦予了蕃薯一種「保險」的功能，使得農民在乾旱時還有蕃薯可以種植與食用，不至於完全陷入絕境。
Ruixue Jia的估計結果顯示，在蕃薯引進中國之前，乾旱來臨的時候農民發生暴動的機會大約是0.78%；在蕃薯引進之後，這個機率降到0.26%。
不過，歐洲馬鈴薯的研究，並未發現馬鈴薯的和平效果是因為馬鈴薯具備「保險」的功能，所以關於馬鈴薯的「和平機制」，目前還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小兵立了功 但只是小功
雖然上述的兩份研究都發現，傳統農業生產的創新與生產力的增加，都有顯著的和平效果。不過弔詭的是，進入了現代社會之後，農業現代化導致生產力大幅增加，工業發展更是帶來了豐富的物質生活，可是戰爭與衝突卻不減反增。
這暗示了生產力並非現代戰爭與衝突的決定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應該是意識形態、政治體制與各種利益上的衝突。
所以馬鈴薯與蕃薯這些小兵雖然立了功，但沒有立大功，只能記小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