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土地改革無疑是台灣近代經濟史上最重要的變革之一，可是對於這樣重大的體制變動，不論是學界還是民間至今都還存在許多誤解。本文嘗試整理近年來台灣經濟學家的研究，並針對這些常見的誤解進行討論。
這一期我們先集中討論1949年實施的「375減租」政策，下一期我們將焦點放在1953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改革。
375減租是定額租（fixed rent），不是分益租（sharecropping）
375減租政策在1949年實施。顧名思義，該政策主要的目的是實施一個佃租額度的上限（rent ceiling），將這個上限設定為每年收穫量的37.5%。但是，這是一個誤解，而且正是這樣的「顧名思義」導致了這個誤解，甚至連維基百科上的「三七五減租條例」這個條目的內容都沒能避免這樣的誤解。
375減租政策對於租金的設計並非所謂的分益租，其佃租額度並非隨著每年收穫量調整的，並不是今年收穫1,000斤的稻穀，佃租就是375斤；而明年收穫2,000斤的稻穀，佃租就變成兩倍750斤。
事實上，375減租後的佃租上限是一個固定的額度，而且逐年不變。佃租的上限是根據當時各縣市的「375地租委員會」所制訂的「標準收穫量」的37.5%來設定的。當時政府將所有的土地依據其所在縣市、水田旱田以及農地等進行分類，然後用每一類土地的主要產物在1948年的收穫量，或者1948先前2到3年的平均主要產物收穫量，製作出一個標準收穫量的表格（見附圖）。每一塊佃租地則依照其所屬類別的標準收穫量乘上37.5%，作為其地租的上限。
▲375減租所根據的標準收穫量的表格。苗栗縣政府網站
由於部分水利設施在戰爭時遭到破壞，以及戰後初年缺乏肥料的緣故，1948年以及之前幾年的農業生產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1949年以後，尤其是1950年美援來台之後，每甲田地平均產量開始快速增加。陳誠在他的《台灣土地改革紀要》一書中就用數據顯示每甲平均產量從1948年到1952年成長了20%。這代表標準收穫量嚴重低估以後各年的產量，而且佃租占收穫量的比例在1949年以後逐年下滑。
更驚人的是，政大徐世榮教授在《土地正義》（2016）一書中指出，標準收穫量在1949年制訂完成後，至今從未改變過。
日本時代也是定額租，不是分益租
一個更少人知道的事實是，日本時代主要的租佃制度也是定額租。這一點在台大經濟系葉淑貞教授（2013）的《臺灣日治時代的租佃制度》一書中已經明白指出：「日治時代習慣上只有新開墾田、看天田、河岸田、低地田、浸水田、果樹園、山地等佃耕地才行分益租制度，一般的佃耕地多行定額租制度。」
換句話說，375減租政策並未改變定額租制度這個傳統，只是用強制的手段將租額降低了。
19世紀末經濟學家Alfred Marshall的理論認為，跟分益租比起來，定額租制度下佃農可以拿到租金以外的產出，所以生產意願較高，對促進農業生產比較有幫助。因此，將分益租改成定額租可能對促進農業生產有幫助。不過，既然375減租政策只是將定額租改成租金較低的定額租，顯然不會具備改善農業生產效率的效果。
375減租是價格管制
經濟學家對於價格管制政策一向抱著比較負面的態度，主要是因為價格管制容易造成市場的扭曲，而且價格管制施行困難、執行成本高，管制效果往往不彰。375減租政策作為一種價格管制，也免除不了這些問題。
第一，減租實施的當年以及次年都有大量的租佃糾紛案件出現，而根據葉淑貞教授的研究，日本時代租佃糾紛案件並不多。1920年代中期以前每年的個案都只有數十件甚至個位數，1920年代中期以後雖然糾紛增多，但幾乎每年仍然占全部佃戶的大約0.1~0.5%。減租後一年內光是退租糾紛案件就多達8,849件，其他案件大約有兩倍以上，占全部佃戶大約9%。到了1951年，退耕案件更增加到17,000件。
第二，更嚴重的是租金管制讓農佃市場萎縮，尤其是減租條例讓地主收回耕地非常困難，更是讓地主即使自己無法耕作也不願出租土地；而佃農即使不適合耕作也不願意退耕，因為退耕之後再難以租到農地。這使得台灣的農業土地與勞動力無法達到有效率的配合。
375減租條例一直到現在仍有效
很多人直覺上以為減租政策是遙遠的歷史，與現在無關，這也是很大的誤解。事實上，375減租條例一直到現在仍然有效。該條例對於租佃契約有許多嚴格的管制，其中一項規定業佃的契約為6年一期。所以一直到了近年，每到了6年一次的租約到期年，例如最近的2015年，各種租佃糾紛仍然頻傳。
例如依據375減租條例規定，即使租約到期，若佃農的收入不高，地主就無法收回耕地。另外，若地主的收入是負的，則因為懷疑地主收回土地之後會出售，則退耕案必須透過「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
因此，過去68年以來，減租條例的種種管制讓有農地的人不敢出租，沒有農地但有能力的人也租不到地，台灣整個農地出租市場就這樣被減租條例破壞無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