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多桑」——戰後臺灣歷史記憶的斷裂、掩蓋與重塑

2014年8月15日

鄭雅如

1994年的夏天，由吳念真初執導演筒的電影《多桑》（日語「父親」之意），排入父親節的戲院檔期，於8月6日正式在臺灣上映。這是一部從兒子的眼光重現父親人生的傳記式電影。從小到大，吳念真一直叫父親「多桑」，因為父親出生於日治時期（1895-1945），只會說台語和日語；他總習慣對別人說：「我是昭和四年（1929）生的。」這部電影是臺灣解除戒嚴、威權統治逐漸鬆綁後，才有機會出現的作品；在國民黨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統治臺灣將近五十年後，觀眾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了對日本統治抱持懷念之情的、老一輩臺灣人的身影。那一年，我已經是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卻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多桑」，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沒有、也容不下「多桑」這類臺灣人的存在。

吳念真執導、蔡振南主演的《多桑》，道出老一輩台灣男人的哀愁。（《多桑》電影海報）

在日本統治時代渡過人生最初十六年的多桑，在嘉義民雄鄉下長大，少年時負氣離家，跑到嘉義市的中藥店做學徒。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台灣，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嘉義車站前一群臺籍精英未經任何審判被國民黨政府軍公開槍斃，其中包括多桑素日敬重的潘木枝醫師（1902-1947）。有義氣的多桑買了香和冥紙站在店頭的亭仔腳遙遙祭拜，嚇得店家關店趕他走，原本工作的中藥店也不敢再留他。因為二二八事件，多桑離開家鄉避風頭，一走走到臺灣頭去，在瑞芳挖礦、結婚生子。

潘木枝醫師為嘉義市參議會副議長，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現東京醫科大學）畢業（東京醫學士），昭和10年（西元1935年）回臺灣開設「向生醫院」，是一位醫術卓越且深具醫德的好醫師，深受嘉義地區鄉親推崇愛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際，潘木枝醫師等人代表嘉義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赴水上機場與國府軍員談判議和，卻遭拘留，3月25日與柯麟、陳澄波、盧鈵欽等和平使者，於嘉義火車站前遭國府軍槍殺犧牲。（照片與資料來源：《那「一支香」還在燃燒——65年來的懷念：潘木枝醫師紀念特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012.3.25～4.29） - See more at: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4/08/%E6%B6%88%E5%A4%B1%E7%9A%84%E5%A4%9A%E6%A1%91.html#sthash.pkE6WODm.dpuf

多桑打開收音機就是聽日語廣播，什麼東西都是日本製的卡好，念念不忘小時候對他照顧有加的日本老師，晚年最大的心願就是去日本探望老師、看看富士山和皇宮。這樣的多桑與出生於戰後、在中華民國統治下受教育、成長的子女們，彷彿不是「同一國」的。吳念真剛上小學時，多桑邊抓著他的手學寫名字，邊用日語發音唸他的名字，孩子告訴他「國語」（北京話）的正確發音，多桑卻罵道（台語）：「你爸讀あいうえお（日語五十音），沒跟你讀那個ㄅㄆㄇㄈ偷偷摸摸……」。有一次妹妹做家庭作業，要為國旗著色，多桑自願幫忙，卻把「青天白日」用蠟筆塗成紅色。女兒拿著毀掉的作業哭個不停，多桑生氣罵人（台語）：「日頭不是紅色的是什麼色？……妳敢沒看過日本國旗？人家日頭用什麼色的？」氣憤的女兒也用「國語」大聲回罵多桑「漢奸走狗！汪精衛！」[1]

多桑好心幫妹妹塗國旗顏色，卻把白日塗成紅色。（《多桑》電影劇照）

受日本教育、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多桑，他的青春年少隨著日本戰敗，以及國民黨在臺灣長達四十多年的威權統治壓制下，變成無法訴說與傳承的記憶。在臺灣解嚴以前，多桑的日本情懷在國民黨政府眼中乃敵國的「奴化遺毒」。這群歷史夾縫中的臺灣人長期消失在公眾視域之前，在國家暴力淫威下，他們不敢跟子女談日本時代、談二二八事件；而他們的子女在學校接受效忠領袖、忠黨愛國（黨國不分）的教育，學習講「國語」、背誦以中國史為主體的本國史。多桑與子女對國語、國旗認知的差異，被女兒指責為「漢奸」，都反映了兩代臺灣人在國族身分與歷史記憶的斷裂。

高壓統治下的語言政策與歷史教育

一百多年來，臺灣在強權支配下二度易主。不論是日本統治時期或是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之後，外來的統治者都將「教育」視為實現「同化」政策的核心工具。

日本政府將日語的使用當作同化的基礎，在臺灣積極推行日語教育；尤其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展開的「皇民化」運動，「國語」（日語）運動被列為一環，進一步廢止公學校的傳統漢文課，廢除臺灣本地報紙中的漢文版，以中國語文為書寫工具的作家被迫停止寫作，臺灣話（福佬話）的使用也遭到更多壓制。據官方統計，1943年能「理解」日語的臺灣人已高達總人口數的80％，雖然數據可能過於誇大，但年輕一輩能純熟運用日語的人口確實大為增加，這主要由於接受基本學校教育的人口大為提升。1944年臺灣的學齡人口註冊入學比例已達71.31％，日語已成為主流的語言，尤其在公共場合中更是如此。

然而文化認同與學會一種語言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聯。雖然日本統治臺灣的經濟成就和行政效率獲得許多臺灣人的讚賞，政府官員與軍人的能力、操守也足以贏得臺人尊敬，但是企圖將臺灣人改造為帝國臣民的皇民化運動，其執行結果與原先預定的目標落差甚大。雖然大多數的臺灣人能「通曉」日語，年輕一代甚至以日語為主要溝通工具，但是臺灣人對於自己所受到的歧視待遇，仍然普遍感到憤怒。

客觀而言，老一輩臺灣人懷念日本統治的情感，其實多半是戰後經歷國民黨統治以後才形成的。戰後初始，許多臺灣人對中國懷抱著期待，他們將中國大陸視為自己的祖國、文化的源頭，期待國民黨政府帶來政治上的平等，並創造出更好的經濟環境。但是回歸「祖國」的熱情，在一年內急遽消失。原因是多重且複雜的。從政治上來說，臺灣人以為回歸祖國後，從此可以擺脫被殖民的差別待遇，結果卻叫人大失所望。臺灣被視為特殊省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有別於其他大陸各省的省政府，行政長官獨攬民政、立法、司法權，第一任行政長官陳儀且兼任警備總司令，其權力與先前的日本總督不相上下。對臺人來說，長官公署猶如「新總督府」。臺灣人原本期待，日本人離開後留下的政府職位可由臺灣人遞補，結果卻大多由外來者接任，本省人獲得政府職位的人數比日本統治時期更少，且多擔任無足輕重的職位；陳儀又藉故推遲行憲後的縣市長直接選舉，由行政長官公署所任命的縣長、市長和鄉鎮長，幾乎都是外省人；臺灣人在日本統治時期所接受的「近代化」教育，被新統治者貶低為「奴化」，尤其令臺灣人備感屈辱。

為了將臺灣快速「中國化」，新政府推行的「國語」政策來得又猛又急。1946年，臺灣的學校教學開始使用「國語」；同年，中文報紙及雜誌上的日文版被禁止，以日語寫作的作家被迫退出文壇。相較於日本統治臺灣四十二年之後，才禁止雙語報紙中的漢文欄，國民黨政府的語言政策更加嚴厲。受日語教育長大、習慣用日語吸收知識與訊息的台灣年輕一代，宛如一夕之間變成「文盲」。由於長官公署統治失當，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蔣介石派軍隊來臺鎮壓。事件後由長官公署所提交的報告中，仍然認定「日本人奴化教育之遺毒」乃臺人發生反抗的主因之一。官方更嚴厲的執行提倡「國語」、禁止日語、打壓臺灣本地語言的政策。

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鬥爭中落敗，將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軍隊及相關人員全都撤退到臺灣，這個剛經過軍警肅清、血洗的島嶼，從此成為「反攻大陸」、「復興中華文化」的基地。使用「國語」更與宣揚中華文化、團結中華民族、表現愛國情操劃上了等號。1956年起，中小學生被禁止在校園使用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語等「方言」，如被發現違反規定，學生會受到各式不等的處罰。1962年臺灣首家電視臺「台視」開播，政府規定非國語節目時間必須少於總播映時間的16％；1972年更明令電視台，播映台語節目每天不得超過一小時。

戒嚴時期獨尊「國語」，禁止說「方言」。
（照片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22128051）

其實現代國家選定某種語言作為國民共同的溝通工具，不必然會同時刻意壓制其他語言。國民黨政府不能容納臺灣的多元，採取嚴格的單一語言政策、打壓本土語言與文化，正凸顯其政權本屬外來，對於臺灣本土文化既不瞭解又感恐懼，故一意壓制。1974年，臺語布袋戲節目「雲州大儒俠」因太受觀眾歡迎而遭到停播，類似荒謬不合理的舉措不一而足。壓制「方言」的官方政策持續到1987年才停止，它對臺灣戰後第二代、第三代逐漸無法流利使用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語等母語帶來極深刻的不利影響。

黃俊雄與「雲州大儒俠」中的劉三。「雲州大儒俠」曾締造90%的超高收視率，卻因政府壓制本土語言與文化而停播。（照片來源：時報資料庫）

除了「獨尊國語」，傳授中國歷史也是重新塑造臺灣人中國意識與認同的重要工具。戒嚴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向來將臺灣歷史放在中國史的架構中陳述，著重強調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密切關係。在這套論述中，已在臺灣生活約六千年的原住民族的歷史被極端忽視，而為了刻意凸顯中國與臺灣的關係，牽強附會的主觀性判斷卻被寫入教科書，讓學生學習記誦。例如1982年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一冊第十章「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將三國時期吳主孫權出兵攻打的夷州，逕自認定「夷州即台灣，這是中國經營台灣的開始。」[2]其實客觀來說，臺灣這個島嶼要到很晚才與大陸政權產生牽連，直到1684年才局部被納入清國版圖，全島被納入行政區劃更要等到1875年，而二十年後（1895年）臺灣就從清國被割讓給日本了。但是透過歷史教科書的建構，民眾所學習到的「歷史知識」卻有意無意的灌輸臺灣「自古以來」即屬於中國一部分的意識與認同。

在「中國史觀」的主宰下，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幾乎在教科書中一片空白。直到1997年，也就是宣布解嚴後十年，國中歷史課程開始教授《認識臺灣（歷史篇）》，臺灣歷史首次以專書形式在國民教育中進行有系統的教授，也才有專章描述日本統治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等面向。臺灣在日治時期曾經發生的大事件、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的愛恨情仇，在臺灣政治走向民主化之後，慢慢開始有機會向下一代訴說。

其實，過去被掩蓋的歷史又何嘗只是日治與二二八！從1949年延續到1987年的白色恐怖，據統計，直接遭受迫害的人數超過二萬，約二千至三千人遭處決，造成許多家庭破碎，受害者的家人、子女也長期被黨國監視，甚至遭受無知的社會排斥。已故知名導演楊德昌（1947-2007）執導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年上映），是一部以1960年代台北外省族群為主角的電影。在籌畫期間楊德昌訪問了很多朋友，令他極為驚訝的是，幾乎每個朋友的父親都曾遭遇過白色恐怖（楊德昌的父親也是），但過去朋友間卻從未提起，沒有一個人敢講出來。白色恐怖時期的冤案，在戒嚴時期的臺灣社會皆不能談、不可知。受害者及其家屬在威權體制下只能沈默噤聲，學校、社教單位、媒體亦集體掩蓋真相，對執政者歌功頌德、塑造團結和平的假象。楊德昌在這部電影的文宣資料中提到：「我對歷史課中學到的東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與我個人所目睹的狀況大不相同。百年來人們就在這種真相不明的狀態下過活，多麼可怕」。[3]

白色恐怖時期，遭警總約談的人坐在冰塊上寫自白書。（《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劇照）

開倒車的「微調」課綱

從國民黨政府遷臺以來直到解嚴前，國民黨的統治基本上是利用特務、軍警體系來剷除異己，並藉由掌控教育與媒體來控制思想、言論自由。檢視戒嚴時期的教育，政治控制足以讓臺灣社會對日治時期的歷史，以及造成社會重創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統治等皆「集體失憶」，其粗暴扭曲歷史之程度令人心驚。

威權時期的歷史教育充斥著謊言，民主化之後的臺灣應該徹底反省，避免再走回頭路。可惜時至今日，雖然解除戒嚴已過了二十七個年頭，歷史教育卻還未徹底擺脫政治黑手的干擾。年初教育部枉顧程序正當性、蔑視專業史學研究的成果，借「微調」高中歷史課綱之名，重彈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意識型態之老調。例如在課綱中增添更多臺灣與中國大陸政治、文化互動的內容，以及國民黨政府遷臺後的「豐功偉業」；刪除陳述台灣原住民文化對漢人的影響、大航海時代臺灣與世界體系的互動，以及日治時期的多項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又取消對臺灣民主發展過程的專題陳述，改為穿插式的分散性描述。「微調」後的課綱使臺灣史的整體圖像產生微妙的變形，淡化臺灣文化的特殊性與多元性，以及日本治台時期的客觀成就，且避重就輕地遮掩過去國民黨統治對人權的戕害、對臺灣民主發展的阻礙。課綱調整的方向與專業史學研究的進展背道而馳，此舉純粹滿足國民黨的私心，卻不惜扭曲歷史圖像，踐踏學生的教育權。雖然教科書的編纂已不再由政府壟斷，但出版社編寫的課本能否使用，仍須以課綱為標準進行審定；國民黨一再試圖以政治力影響歷史教育，顯然對於過去執政所犯下的錯誤，依舊缺乏反省。

所幸，今日的臺灣社會已非昔日戒嚴時期可比，民眾取得知識的管道更加多元，參與政治的意識與行動也愈發成熟。在開放自由的社會，統治者想要壟斷歷史解釋，猶如穿上「國王的新衣」，只要公民願意主動學習、勇於大聲說出真話，終究揭穿這場騙局。「自己的歷史自己救！」期盼所有珍惜臺灣民主自由發展的公民，積極多元閱讀、充實臺灣歷史知識，持續關注課綱問題，提出批評、進行討論，齊力抵制「違調」的「危調」課綱。

臺灣的歷史教育應該吸納近三十年來臺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以開闊的胸襟正視臺灣社會族群結構與文化的多元性，指引學生同理的了解生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們曾經經歷過的歧異而複雜的歷史經驗。唯有誠實坦然的面對過去，才能徹底檢討、改善威權統治在臺灣社會所留下的後遺症。這些都需要你我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