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郵報》女專欄作家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2003年出版的專著《古拉格：一部歷史》（Gulag：A History）曾獲普立茲獎，受到高度評價。美國《新聞周刊》稱它是「出自西方作家的最權威、最全面的共產蘇聯紀錄」。英國《經濟學人》說它「應成為20世紀那種最邪惡的東西的標準歷史」。倫敦《金融時報》說其價值「無論在俄語或其他語言中都沒有過，應被廣泛閱讀」。《洛杉磯時報》說該書「應放在任何讀者的書架上」。
這本近700頁的重要著作今年終於有了中譯本（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譯者戴大洪）。這是中文讀者的慶幸，因為此書的作者、內容、結論等三方面都具獨特性。
阿普爾鮑姆1964年出生於華盛頓，畢業於耶魯大學。早期曾是英國《經濟學人》駐波蘭記者，後加盟《華盛頓郵報》，還曾成為該報「社論編委會」成員。她在1992年嫁給現任波蘭外交部長的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後去華沙居住，2013年加入波蘭國籍。
在美國的左右派光譜中，阿普爾鮑姆雖然長期給左翼的《華盛頓郵報》寫專欄（現每月兩篇），但思想傾向於保守派，這可能與她長期關注研究蘇聯及東歐的共產主義邪惡有關，她發現了西方左派和共產主義的內在理念連結性。
她的丈夫也是一位保守派，青年時代就支持華勒沙領導的反抗共產主義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後在英國留學時申請政治庇護獲准；在劍橋和牛津大學期間，就跟現任英國保守黨首相卡麥隆、保守黨倫敦市長強生等成為思想的朋友，共同參與保守派學生聯盟。
《古拉格》一書被譯成全球二十多種主要文字，是研究共產主義集中營制度的重要著作，並獲得美國最重要的新聞獎「普立茲獎」。雖然美國有很多「蘇聯問題專家」，但大報專欄作家中，像阿普爾鮑姆這樣致力研究東歐和蘇聯，寫出專著並獲獎，很可能是唯一的——這是「作者的獨特性」。
里程碑式的巨著
這本書的內容更有不同凡響之處。談到古拉格，人們自然想起索忍尼辛的那本幾乎同名的巨著。但兩書有很大不同。索氏的《古拉格群島》當然是撕開共產鐵幕（集中營）的開山之作，具獨特地位和作用。但當年索氏是政治犯，能接觸的資料有限，而且他的書是「報告文學」方式（索氏自稱「文藝性調查」），那麼哪些是「調查」（真實），哪些是「文藝」（虛構）？在西方，「紀實」和「虛構」兩大類界限很清楚。阿普爾鮑姆這本書則完全是紀實作品。由於蘇聯解體，作者接觸到很多當年資料，採訪了眾多當事人，有詳實的引證（書尾的注釋索引有91頁，占全書頁數13%以上），因而更真實全面。另外在文字上，索忍尼辛的書有很多繁雜報告，文筆也拖沓，不易閱讀。而阿普爾鮑姆是寫報紙專欄出身，文字通俗流暢，在資料和歷史背景上也取捨精煉，因而更具可讀性。
阿普爾鮑姆寫出了《古拉格》的本質變遷：它設立的初衷跟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的奧斯威辛是一樣的，只不過列寧、史達林把鎮壓對像定為「階級敵人」。布爾什維克掌權後發明一種理論，認為革命自然帶來反對者，它是一種新型罪犯，這種「階級敵人」是難以改造的，只能被「消滅」。所以在西伯利亞等寒冷偏遠之地建造了集中營，讓關押在那裡的「階級敵人」自然死掉。
這當然比奧斯威辛毒氣室殺人過程緩慢，被認為浪費蘇維埃的資源；於是犯人被強迫勞動。高潮時蘇聯有476個性質不同的勞改企業，從土木建築、農牧養殖，到飛機大炮的設計。阿普爾鮑姆拿到的統計是，總共有2,870萬人被強制勞動，從1929到1953年的史達林時代，囚犯死亡達275萬，等於平均每月死近一萬，連續24年（四分之一世紀）！
逃犯把活人當「食物」
該書很多細節驚心動魄。篇幅所限，僅舉兩例：一是溫度。我出生在中國北部最寒冷的黑龍江，深知嚴寒之苦（至今恐懼和痛恨冬天）。但記憶中最冷也就是攝氏零下40多度。而在古拉格，這種溫度仍要戶外勞動，只有超過攝氏零下50度，才可停工。有一年停工15天，有一年只有三天，不是天氣變暖，而是因為當局需要更多勞動定額，他們把溫度表改了！
另一個是吃人。西伯利亞沒有人煙，出逃沒食物就得餓死。古拉格也關押很多刑事犯，他們逃脫時總要帶一個人，沒食物時就吃掉他。這個將成為食品的人被稱為「行走的供應」（walking supply）。被帶走的人首選是廚師，因他們不那麼骨瘦如柴，比較有肉。有時還帶小孩，更容易被殺掉。其中最殘忍的一幕，是獄中一對好友結伴出逃，他們帶了個「行走的供應」。但把那個人吃完了，還沒見人煙，兩人都動心思殺死對方。晚上兩人都不敢睡，硬挺著假裝聊天。最後一方終於瞌睡，另一個就割斷他的喉嚨。這個逃犯被抓獲時，身上還背著幾塊「肉」。
古拉格也成為洗腦場所。史達林死時，有囚犯不僅悲傷，還把家裡送來的一點錢捐給了當局（建紀念碑）。這場面讓人想起歐威爾《1984》中那個革命者史密斯，被老大哥（當局）抓獲、拷打、洗腦後，不僅真真實實地把四個指頭看成了五個，被槍斃時還帶著感激老大哥的微笑……古拉格簡直比奧斯威辛更可怕，因為被毒死的猶太人還沒有感激希特勒的。
好萊塢導演朝拜卡斯楚
德國有學者說，「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可是有了古拉格之後呢？但阿普爾鮑姆卻給出這樣的結論：古拉格肯定會再次發生！
作者的理由是：在當今俄國，沒多少人願意談論和記憶古拉格，對她採訪這個事，人們都很煩，甚至圍攻她，指責西方記者總是對俄羅斯的陰暗面感興趣。更根本的原因是普京當局不僅沒有清算古拉格，並有意迴避。當然了，俄國總統是前克格勃，這個國家怎麼可能清理那段血腥歷史？
阿普爾鮑姆還特別提到西方因素。她說，所以寫這本書，最初的刺激是看到布拉格大街有人出售蘇聯的軍用物品：軍帽，鐮刀斧頭勛章，還有列寧、勃列日涅夫像章等（當年我到捷克採訪時也看到過），而「購買的大部分是美國人和西歐人」。阿普爾鮑姆說，如果這是納粹徽章，美國人和西歐人就不會買，「所有人都會對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惡痛絕。」但為甚麼西方對希特勒和史達林「雙重標準」？阿普爾鮑姆認為，主要因為主導西方主流媒體輿論的左派知識分子們，不少人至今仍把蘇聯共產主義視為「理想」。
大名鼎鼎的法國哲學家薩特當年讚美史達林，歌頌卡斯楚、毛澤東，但「名聲卻沒有受到絲毫損害」（因左派媒體護著他）。在史達林把成千上萬名無辜的蘇共黨員關進勞改營時，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竟對美國哲學家悉尼•胡克說，「越是無辜，他們越應該去死。」（這可能是胡克這位紐約大學的左派教授後來轉向反共的原因之一）
即使人類進入21世紀時，倫敦的左派工黨市長肯•利文斯頓還跟阿普爾鮑姆解釋兩者之間的區別。不錯，納粹是「惡魔」，他說，而蘇聯則是被「醜化」了。
好萊塢曾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單》、《索菲的抉擇》等揭露納粹邪惡的電影，也拍了日本集中營的《太陽帝國》，但對拍古拉格的片子卻沒有興趣，因為這「不符合好萊塢（一路傾心共產主義）的口味」。史蒂芬‧史匹柏導演出《辛德勒的名單》這樣的片子之後，竟還去共產古巴朝拜卡斯楚，兩人從晚上談到凌晨，一氣談了八小時，左翼理念的「心有靈犀」使他們一「談」如故。
「淺紅」不願批評「大紅」
阿普爾鮑姆在《古拉格》中不僅歷數蘇聯集中營的殘酷、黑暗，並在前言中特別提出，為甚麼西方左派對此視而不見，甚至還為蘇聯制度辯護？包括美國好萊塢的左傾們，為何排斥揭露共產邪惡的作品？這中間的原因是甚麼？
也許阿普爾鮑姆「發現」了西方左派與共產主義的內在思想連結：那就是「淺紅（西方左派）」不願批評（蘇聯的）「大紅」，因為它們的本質都是「紅色」，思想根基都是群體主義（collectivism），即熱衷以意識形態的名義（人民的名義，公眾利益等）剝奪個人權利，摧毀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均貧富和要平等的背後，是要建立消滅差異和不同的集權社會。
也許正由於這位美國學者看穿了這一切，她才在書的結尾寫道，她「寫這本書並不像陳腔濫調常說的那樣，為的是使這種事情不再發生，寫這本書是因為幾乎可以肯定，這種事情還會再次發生」。
古拉格還會再次發生，共產主義會捲土重來！這是這位美國學者的預言和警告，因為她看到共產主義的根基仍然存在，包括在西方左派的理念之中。所以這本書在中國翻譯出版，不僅對當今仍勞改營遍布的中國具有意義，它本身的警告，對西方和整個世界，都具有特別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