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政治，在台灣這個民主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會立刻湧現無比的熱情，開始闡述自己對國家社會的看法或對現狀的諸多不滿；另一部分人則會避之唯恐不及，堅持小確幸的生活才是現實，國家大事不關我事；還有一部分人對於政治議題並沒有明確的態度，偶爾興致一來看看電視新聞，發表一下個人看法，多數時候想了解天下事，但更多時候他們沒有明確的立場。
尤有甚者，政治經常被視為一個骯髒的字眼，社會大眾對「政客」的評價往往是在追求個人名利、沒有原則、只圖利少部分選民……而這種看法一點也不新鮮，早在十九世紀，美國歷史學家亞當斯（Henry Adams）就將政治假定為「一群令人嫌惡者組成的有系統組織」；九世紀晚期，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還講了一句千古名言：「權力易流於腐化，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化。」可見這種對政治的負面評價由來已久。
儘管如此，政治活動在當今社會中卻是無法避免的。政治（Politics）一字源自於古希臘字“Polis”，字面上的意義是「城邦」，代表古希臘出現的各個獨立的自治政府。其中最知名的城邦就是雅典，因其公共事務由全體公民決定，經常被視為民主的發源地，為現代人們所嚮往。
政治是實現正義與美好生活的渠道
古希臘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認為政治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建立正義。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認為「人類依其本性乃政治的動物」，界定國家就是一個社群，目標是實現最高的善，或實現美好生活。美國政治家傑弗遜在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中指出，政府的目的即在保障人類不可剝奪的「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
而要達到實現美好生活的目標，必須經由「政治」協調眾人意見，從一個比較具體的角度來說，政治就是與國家、政府公部門有關的事務。美國權威政治學家伊斯頓（David Easton）這麼界定政治──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在他的觀點中，所謂的政治就是政府回應各種社會壓力的過程與方式。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當中的資源，如權力、金錢、名譽等，是有限的，但是人們慾望無窮，所以社會中的人們必需決定如何分配這些資源、怎麼界定賞罰的標準。而這個決定資源分配的過程和分配方式就是「政治」。
而從傳統意義上來說，在亞里斯多德時代的政治是「公共事務」，具有公共性，因此當時參與政治被視為一種高尚的活動；二十世紀偉大的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認為，政治是人活動最重要的形式，因為它涉及自由平等公民之間的互動，政治賦予了每個人生命的獨特性。
而像盧梭、彌爾等思想家，也認為政治參與在本質上有正面意義。盧梭指出，唯有透過所有公民直接且不斷地參與政治生活，國家方能追求普遍的公益；彌爾則認為，涉入公共事務具有教化意義，促進個人在自我、道德和智識上的發展。
民主英國政治的貴族風範
在民主憲政歷史發展中，英國是最被稱道的民主化模範生，其政治傳統也頗值得尋味──強調「貴族風範」（noblesse oblige），位居上位、享有權力者也必需承擔責任，照顧普羅百姓，以增加社會凝聚力，達到公益目標。
到了近代，英國政治傳統演變為「新右派」的政治理論。在1970年代，「新古典主義」政治經濟理論因為凱因斯主義失敗和社會傳統秩序崩潰而興起，由柴契爾夫人與雷根總統為代表。他們認為在經濟政策方面，國家政府的角色應該是維護市場上的選擇自由，不應干預資本市場運行；「從搖籃到墳墓」全都管制的「奶媽國家」變為一種依賴文化，並侵蝕了自由。這些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天助自助者、個人責任心與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
在私人生活方面，新右派人士強調信仰與權威的重要性與家庭倫理價值，；反對「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的態度，認為社會大眾應該互相敬重、尊重紀律。
政治家必須先天下之憂而憂
回到現代，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應該要具備甚麼樣的特質呢？
首先，所有人都會同意，成為政治家有一個先決條件──品德操守佳。貪污腐化的官僚政府體系會讓社會大眾失去對政治人物的信任感，要重拾社會信任，政治人物首要重視自身道德修養，同時敢於不畏批評、做對的事；再者，理想的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溝通」，政治是一種透過妥協、折衝與談判解決問題的藝術，以阻止流血或暴動的發生，這也是政治最主要的正面功能。
接著，政治人物必須要熱心公益，能有為他人服務的熱忱，同時也要有能為國家社會設想的遠見和憂國憂民的胸懷。如此看來，真正的政治人物實在不可多得，下次在投下神聖的一票之前，我們可得張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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