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14日，網上看到羅海星病逝的消息，吃了一驚，他怎麼比我早走了？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們有接觸，也有共同的命運，因此在深表哀悼時，也必須為他寫些甚麼，以誌紀念。
參與黃雀行動 羅海星被捕
最近「80後」成為香港極為熱門的話題，香港年輕人雖因為支聯會的「不想回憶，未敢忘記」而傳承六四歷史。但是作為六四一個插曲的羅海星事件，年輕人知道的恐怕已經不多了。因為這個敏感問題，連當事人都不想多提了，尤其在現在環境之下。而我現在作為中國的「化外之民」，不妨寫一下。
海星是因為參與六四後香港的「黃雀行動」（編註：六四發生，營救六四領袖行動的代稱），營救王軍濤與陳子明時被捕，判刑5年。後來中國為打破外交孤立，邀請英國首相馬卓安訪問中國時，作為「禮物」，提前3年假釋。當時為營救王軍濤被捕的，還有劉丹紅。劉到美國後，著有《情義無價》，講述她所知道的情況。這是後話。
海星的父親羅孚（羅承勳）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公開職務是《大公報》副總編輯與《新晚報》總編輯（兩報一家，都是中共黨報）。羅孚是中共在香港的統戰老手，因為統戰的需要，身段很軟，與各界「資產階級」人士多有交往，甚至美國駐港機構。但也因此惹禍上身，1982年被北京騙回廣州政協開會時，以「美國間諜」為名將他逮捕。類似故事在文革期間太多了，所以現在搞統戰必須「寧左勿右」，才可以保住自己。
黨內傾軋 羅孚被冤
羅孚被捕後，我曾經在《星島晚報》寫了一篇文章，感嘆為他仗義執言的反而是香港的右派文人，左派文人則噤聲。而根據報社內朋友傳出來的消息，當時揭發羅孚最積極的，是羅孚一手培養的接班人，現在出任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曾德成（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是兄弟土共），使他們非常寒心。當時主持羅孚案的是負責華僑與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國民黨左派元老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後來大概發現是一場冤假錯案，然而當時處在中國要收回香港的敏感時刻，對港人信心會有很大衝擊，所以判他10年徒刑，卻在判刑一年後對他「假釋」出獄，但又不讓他回香港而待在北京，避免與香港人接觸。
我與羅海星第一次見面，是在1988年9月21日。那時我陪同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中國譯弗里德曼，香港譯佛利民）與張五常教授訪問中國，住在釣魚台國賓館；那天下午，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剛接見完我們。晚飯後回到賓館，張教授接到電話，對我說，我們（不包括傅利曼夫婦）現在去見方勵之。當時方勵之已經是中共監管對象，釣魚台賓館電話肯定被監聽，我有顧慮，然而老闆（編註：指張五常，當時林保華先生在他研究室任職）興致很高，我只好答應陪他同去。
來賓館接我們去的，就是羅海星。當時他是香港貿易發展局駐北京首席代表，不過見面時，他並沒有自我介紹，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開了一部休旅車接我們去。到方勵之住處，是夜裡9點半後，電梯已經停開，我們徒步上樓，記得方勵之住在11樓。到那裡之後，才發現羅孚也在場。
寧可錯殺 中共絕不認錯
當時蘇聯著名的異議人士是核物理學家薩哈洛夫，1987年1月，我在《信報》「人在香港」專欄，把香港思想比較開明的左派人士稱為「香港的『薩哈羅孚』」，文中也提到當時剛被鄧小平痛罵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羅海星的單位，在北京可以看到《信報》，所以他把這篇文章傳給他們看了。我一到，他們就知道「薩哈羅孚」的作者來了。
第2年六四屠殺，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報告中，這次趙紫陽接見傅利曼，成為分裂黨中央的罪行之一。不久羅海星被捕。這段經歷我就一直讓它塵封，避免被無限上綱成為「反革命集團」而「一網打盡」。海星獲釋後，我曾問他，審訊時，有沒有問他這段經歷，他說沒有。看來這與「現行」比較，還是小case也。
回到香港後，海星的生活一直處於不安定狀態，因為被捕的紀錄，他無法從事他熟悉的中港貿易；而最糟糕的，是幾乎沒有一個機構敢聘用他，因為擔心得罪中共。1997前，《明報》一度聘用他，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高興。但是可能受到香港新華社（中共在香港的權力中心）的壓力，在他上班後，《明報》居然一直沒有安排他的具體工作，他也明白這是甚麼意思，因此他不想讓《明報》為難，而自動辭職。他也曾在報刊寫評論文章，但是後來一位報刊編輯私下告訴他，新華社負責人打電話給報社，於是報社停用他的稿子。共產黨聲稱對「階級敵人」也是「給出路」政策，然而對這位紅色家庭出身的羅海星，則是對他「宜將剩勇追窮寇」似地趕盡殺絕。
報復紅色家庭 黨不手軟
隨著「97大限」的臨近，1996年1月2日的香港《蘋果日報》頭版刊出兩則新聞，一則是「『六四』曾入獄已沒參與政治羅海星不獲發回鄉證」，一則是「專欄作家文章觸怒『某些人』凌鋒兩被沒收回鄉證」。凌鋒者，鄙人。97前夕，美國接受羅孚、羅海星父子移民美國。他比我早幾個月離開香港；我到97年初才決定移民加拿大，因為來不及辦手續，於是在共軍進駐香港前兩天的6月28日才離開香港，先到美國紐約。然而在紐約很快以傑出人才身分獲批定居美國，遂放棄加拿大的申請。在美國，到過羅孚在舊金山的住家，見過海星。但是因為在美國謀生不易，也太寂寞，而香港要「一國兩制」垂範台灣，還沒有抓異議人士，所以後來他們都回到香港。
前幾年回到香港，曾經在自由亞洲電台的香港分部見到海星，因為也只有美國老闆才敢用他。哪裡想到，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了。我不得不說出他的遭遇，大家可以從中認識共產黨是甚麼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