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性的社會地位比鄰近的日本與南韓好，性別歧視的程度比這兩國來得輕微，這應該是大多數人在直覺或者個人經驗上的共識。
統計數據也支持這樣的共識，例如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每年公布的性別落差指數（Gender Gap Index，簡稱GGI），就是很具代表性的衡量一個國家性別平等狀況的指標。WEF在其2018年的報告中公布了全球149個國家的GGI，台灣的排名為全球第32名，不但遠高於日本的第110名和韓國的第115名，也高於新加坡的第67名。
如果從細項來看，GGI底下有四個分項指標：政治賦權（Political Empowerment）、經濟參與及機會（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Opportunity）、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以及健康及生存（Health and Survival）。台灣在前兩項大幅領先日、韓，顯示台灣女性在政治與經濟的參與都非常傑出。
以國會中的女性席次為例，台灣每100位男性國會議員中，就有63名女性議員。這個比例遠超過新加坡的30名、日本的11名、韓國的20名。台灣的女性議員比例之高，引人注目。
各國頂尖大學經濟系的比較
以台灣大學經濟系為例，系內目前有37位專任教授，其中10位是女性，比例為27%。韓國最高學府首爾大學經濟系，目前有38位專任教授，和台大經濟系的教師總數非常接近，各位要不要猜一猜該系有多少女性教授？
答案是零。
同樣的比較可以應用到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的經濟系。該系陣容龐大，共有62位專任教授。令人驚訝的是，該系總共只有一位女教授，比例為1.6%。
事實上，台大經濟系女教授的比例也大贏美國名校經濟系：哈佛大學9/59=15%、麻省理工學院6/41=14.6%、芝加哥大學3/41=7%。
由於缺乏可信賴的統計資料，我無法在此呈現其他學科或者學校的女性教授比例，但我推測台灣的比例應該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日本時代的台灣女性
儘管台灣女性在現代社會享有很高的社經地位，她們在日本統治時代可沒有這樣的待遇。根據台大法律系王泰升教授的研究，日治時期的女性沒有財產繼承權，因此，女性想要改善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必須生育男孩，然後讓男孩繼承家產。換句話說，母以子貴，女性必須依靠男性來得到經濟上的依靠。
另外，日治時期盛行「小婚」，也就是童養媳，女孩從小就進入夫家成為廉價勞力。日治時期也有「妾婚」，也就是一夫多妻制，雖然當時只有社經地位較高的男性娶妾。小婚與妾婚等制度，反映了當時男尊女卑的社會環境。
所以，從戰後到現在，到底甚麼特殊的因素促進了台灣女性的政治與經濟參與，並且達到大幅超過日、韓的程度？
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要在戰後台灣的歷史經驗中搜尋蛛絲馬跡。會造成婦女社會地位提升的重大歷史因素並不多，我們今天來談談其中一個可能的因素：議員、立委選舉的婦女保障名額。
婦女保障名額
既然台灣女性的政治參與度特別高，或許政治制度中的「婦女保障名額」就是促進台灣女性參政的一個因素。
從戰後1946年開始，台灣就實施了選舉婦女保障名額制度。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4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1人；超過4人者，每增加4人增1個保障名額。立法委員選舉在2008年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前是採用複數選區制，同樣也有婦女保障名額的設計。
這樣的制度直接保障婦女在議會中的席次，在世界上並不多見。另外還有一種制度只保障了「參選人」當中的女性名額，例如南韓就採用的這樣的制度。
▲圖一：應選議員席次與「候選人」中女性的比例。
台灣的婦女保障名額真的有促進女性參政的效果嗎？我們以1994到2014年縣市議員選舉為例來探討這一點。
圖一（台大經濟系陳立欣製作）的橫軸為按照「應選議員席次」分類的選區，縱軸則是「候選人」當中女性的比例。很明顯，當選區的應選議員席次少於4席，候選人的女性比例保持16%或以下。但是當席次從3個增加到4個，也就是婦女保障名額從0增加到1席，候選人的女性比例則大幅跳升到35%。
圖一也顯示出，當應選席次從7個增加到8個時，也就是婦女保障名額從1席增加到2席時，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跳升，但幅度較小。
▲圖二：應選議員席次與「當選人」中女性的比例。
圖二跟圖一類似，但縱軸顯示的是「當選人」中女性的比例。同樣地，當席次從3個增加到4個，當選人中女性的比例大幅躍升。
這個不自然的躍升很可能是婦女保障名額造成的。當然我們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但由於每個選區應選的議員席次是按照該選區的人口決定的，那些應選3席的選區跟應選4席的選區比起來，除了平均人口略少之外，其他條件應該不會有巨大的差異，以致於造成女性參選人與當選人比例大幅地增加。
女性的議員增加，會給整體女性的社經地位造成何種改變？又會不會影響女性自我的性別意識以及男性對性別角色的期待？我們下一期來探討這些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