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裔要進入美國頂級私立大學，SAT成績得比白人學生高140分，比西班牙裔高270分，比非洲裔高450分。2008年，哈佛SAT高分申請者中，50%以上是亞裔，但亞裔新生比例僅有17%。二十年來，亞裔人口增長一倍，但這個比例卻變化不大。
在加拿大，頂級私立高中不願招收華人學生。很多華人子弟在等待名單上一等再等，杳無音信。招生人員私下說，他們有的是學生來源，不需要華人學生。
為甚麼出現這種現象？要如何改變呢？
本土主義
華人的處境和一百年前的猶太人相似。1900年，猶太人在哈佛新生中占7%，到了1922年達到近22%。當時的哈佛校長洛威爾（A. Lawrence Lowell）給猶太人設了上限15%，受到教職員工的反對，於是，招生委員會利用「個性」等含糊標準來限制猶太人。
如今，猶太人已經打破這個限制，雖然占美國人口不足2%，但在名校的教授和學生都穩定在20%以上。猶太人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怎樣做到的呢？
回饋意識
以哈佛為例，平均每年經費為23億美元，2009年，哈佛的學費收入不足10億美元，還發放了4億多美元的獎學金，其餘差額來自捐款和投資。越是頂級私校，捐款所占比例越大。
華人的捐款意識薄弱，認為已經交了學費，為甚麼還要額外捐款？但事實上，私校的經濟來源除了學費，更依賴家長和畢業生的捐款。
戰後猶太人不再受名校歧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出錢出力，滲透到美國名校內部運作。他們不僅捐款，還投資名校，成為校董，掌握發言權，甚至創辦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想把它辦成猶太人的哈佛。從短期來看，向學校注資的收益不大，但對族裔的未來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4年9月，香港陳曾熙家族捐款3.5億美元，成為哈佛創校以來金額最大的單筆捐贈，對華人的形象有非常正面的效果。
但是，大部分華人不愛捐款。在中共建政後，消滅私有制，很多事情都是「強制」完成，所以，中國大陸華人對國外這種「自覺自願」的捐款文化「水土不服」，或根本意識不到。加上中國紅十字會的醜聞，華人很擔心捐款成為某人的名包、名錶、名車。事實上，北美絕大多數慈善機構和私校有嚴格的規章和監督機制。
名校的錄取名額是一種稀有商品，必然牽涉到不同價值觀的權衡。哈佛注重招收校友子女，占學生人數的12%，因為校友提供哈佛繼續生存和發展的大量捐款，捐款體現了家長回饋社會的基因，這種基因會陪伴學校代代相傳。
社區服務
中國大陸的孩子拚命做題目、拚補習班，但是，收拾家務、孝敬父母都不會。多數海外華人認識到這個弊端，但一時難以擺脫慣性。來到加拿大，很多華人學生和家長對社區服務漠不關心，也不喜歡捐款，造成一些私立高中不願再招收華人學生。
個人特質
華人被名校拒絕的理由之一是缺乏特色，彷彿是同一部機器裡切出來的餅乾，大同小異。為甚麼這樣？
「個人特質」在中國大陸被視為「雜草」，被政治運動、思想教育課、標準答案等修剪殆盡，第一代大陸移民的觀念形成後，教育子女時還帶著慣性。
很多華人家長推孩子學樂器、繪畫，當孩子決定以此為職業時，又竭力勸阻。猶太人卻非常看重演藝圈，演員勞勃狄尼洛、達斯汀霍夫曼、麥克道格拉斯、奧黛莉赫本、李察基爾、哈里遜福特等都是猶太裔，還有著名大導演史丹利庫柏力克、西德尼呂美特、喬治丘克等，不勝枚舉。當初猶太人進軍演藝圈也是阻力重重，很多人都改了姓，避免因猶太身分遭受歧視。
民主意識
有些華人移民享受民主制度的好處，骨子裡並不認同民主制度，不關心政治走向。對西方國家來講，花時間和金錢培養這種人的子女是否風險很高？於是，不關心政治、不參與投票正在將華人邊緣化。
2013年，行使美國立法權的參、眾兩院有32名猶太裔議員，比率超過7%，而猶太裔占美國總人口不到2%。2013年，美國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有3位猶太裔，占33%。
真實誠信
在中國，學校教學生要遵守交通規則、尊老愛幼、真實誠信，但是出門卻不會這樣做。「教的」和「做的」有極大反差。
這種風氣也吹到國外，很多學校已經發現造假問題，學校對收進學生的期望和實際水準有落差。有些家長為了讓申請材料更精采，以孩子名義創辦機器人社團，家長自己跑前跑後，做孩子應該做的事情。有些知名高中的華人子弟，為了拿到高GPA，聯手作弊。在北美，社會生活中也有個人的誠信紀錄。不誠信，整個社會系統會有反映，違規者要付出代價，也許還殃及同族裔的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