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先前的專欄文章〈生育數量的未解之謎〉介紹過生育的季節性，並強調這個季節性各國不同，而且人口學家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充分解釋各國季節性生成的原因。到底是文化、習俗、信仰等因素重要呢？還是氣候、社會條件、自然環境等因素比較重要？研究者目前還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日治時代的在台日本人
日治時代的在台日本人提供了我們一個回答這個問題的機會。這主要因為當時來台的日本移民跟台灣人通婚的數量非常有限，所以那時在台灣出生的日本小孩，幾乎都是日人父母所生的（註1）。這使得日本移民的新生兒季節性變成一個絕佳的觀察點，可以去驗證日本移民的生育季節性是否會因移民到台灣這個新環境而改變。如果日本移民的生育季節性保持跟當時日本本土的季節性一樣，這顯示文化因素具有關鍵性的效果。反之，如果日本移民的季節性跟台灣本土的季節性趨近，這就暗示了生活環境才是生育季節性的驅力。
當然，第三種可能性也存在，那就是日本移民的生育季節性獨樹一幟，既不保持日本本土的慣性，也沒有趨向台灣的季節性。這種情況如果出現，那就是日本移民自身的特殊性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圖一：1919年至1940年台日的生育季節性。
日人移民的生育季節性趨同台灣
筆者驗證的結果可以用圖一來說明。圖中的綠線是日本本土的生育週期，其特色是有兩個高峰，分別是在1月與3月。這個「雙峰」（bimodality）其實是戰前日本生育季節性的特色，在其他國家很少見。藍線是台灣人的生育季節性，屬於一個「單峰」的週期，高點在1月，但9月到12月屬於一個高原期。很明顯地，兩群人的生育週期不同，這讓我們的研究可以順利進行。
圖一中的紅線顯示的是在台日本人的生育週期（註2）。同樣明顯地，除了1月跟12月之外，紅線非常接近藍線；而且，紅線呈現出單峰的週期，其高點在1月，這也跟台灣的週期類似，3月雖然有一點跳升，但情況並不明顯。這表示日本移民的生育季節性趨同於台灣的季節性，也就是說影響生育季節性的主要因素應該是生活環境，而不是文化傳統。
圖二：1919年至1940年台日的結婚季節性。
不過，日人移民的婚姻季節性卻趨同日本
一個跟生育季節性有關的議題是，「婚姻」也呈現出很強的季節性。因此我們也可以探討一下在台日本人的婚姻季節性是否也跟生育一樣，會跟台灣本土的季節性趨同。
圖二顯示，在台日人（紅線）的婚姻季節性比台灣與日本都來得平緩，但顯然其週期的高點在3月，這比較接近日本的週期（綠線）。而台灣人可能是受到了「有錢沒錢娶個老婆好過年」這種習俗的影響，結婚的高峰則發生在每年的1月（藍線）。然而，1月卻是日人移民結婚週期的一個相對低點。
所以，日治時代在台日本人的生育季節性趨同台灣，但結婚季節性則相對接近日本本土。這個研究結果告訴我們，氣候、社會條件、自然環境等因素對於生育季節性的影響較大；而文化、習俗等傳統因素對於結婚的季節性影響較大。
圖三：1921年至1940年台灣生育季節性變化趨勢。
生育季節性非常穩定
我也同時檢測了日治時代台灣人生育季節性是否逐年改變。圖三則顯示了從1921年到1940年，每五年的生育季節性變化趨勢。很明顯地，在這二十年之間的變化很有限。這一點跟其他國家的研究近似，例如美國的經濟學家Jeffrey Miron和David Lam發現，英國的生育季節性從18世紀以來也只經歷了些微的改變。
更進一步的資料顯示，在戰後初期50年代時，同樣的生育季節性同樣保持著。但隨著一百多萬軍民從中國進入台灣之後，這個多年不變的生育季節性則開始有了一些變化。要確認這些變化是如何造成的，是否跟「外省人」與「本省人」通婚有關，則需要更多資料的確認。
註1：日治時代留下來的通婚數量統計可能有低估的情形，因為部分通婚的夫婦不願正式註冊。但這應該不會影響我的研究。這一方面是因為不願註冊的通婚案件應該也很有限，另一方面是這些沒有正式註冊的夫婦所生的小孩可能也不會正式註冊，因此比較不會被記入正式的出生統計。
註2：為了讓不同族群的生育季節性可以比較，每個月的生育數量都經過標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