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現代人權觀念賦予每個人生而平等的權利，但每個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在稟賦上就有著各式各樣的差異。由於這些差異是一個社會所得不均的來源之一，也關係到家庭政策的擬定，因此引起許多經濟學家的注意。
過去十幾年來，研究個體實證經濟學的學者們，利用大量的個體資料以及嚴格的變數控制，來探討「人生而不平等」的原因。他們得到了許多有趣而且重要的發現。
「先天因素」與「後天因素」無法區分
一般人的刻板印象是「先天因素」與「後天因素」可以被區分開來。基因的因素被視為是「先天因素」，後天的手段無法改變基因；而其他環境與家庭因素則被視為是「後天因素」，可以透過人為的手段進行改善。傳統經濟學家將這兩者分別稱之為「nature」（天性）與「nurture」（養育）。但最近的研究逐漸發現，這兩者不論在觀念上還是技術上都很難清楚劃分。
以身高為例，研究人類基因的學者發現大約四十個基因和人的身高有關。令人困惑的是，這四十個基因加總起來也只能解釋身高遺傳性的5%而已。與此同時，經濟學家發現到，懷孕與嬰兒時期的營養對於身高的影響甚至更大。
另外一個有趣的發現是，環境因素雖然幾乎不會改變人的基因，卻會改變所謂「表觀基因組」（epigenome）。表觀基因組的功能，類似一連串的「基因開關」，會啟動或者關閉某些基因的功能。研究者透過實驗發現，某些營養成分會讓老鼠生育出瘦小而且毛色偏黃的後代；而缺乏這些養分會讓同樣的老鼠生育出肥胖並且有先天疾病的後代。
換句話說，基因與環境因素根本無法嚴格區分開來。這雖然讓研究者進入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去探索決定跨代間流動性的原因，也讓他們的工作增添更多的挑戰。
懷胎期間無比重要
經濟學家的另一個發現是，懷孕期間的環境因素對新生兒健康的影響比過去學界所認識到的程度來得嚴重。胎兒的健康對這些環境因素高度敏感。
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家Janet Currie等研究者比較，同樣一位媽媽在生一個小孩時每天抽十根煙，而生另一個小孩時完全不抽煙，前者生出體重過輕新生兒的機率會高出20%。
很多人認為低劑量的汙染不會對胎兒的健康造成影響，但經濟學家透過大量資料所發現的證據顯示，汙染的影響可能比我們過去所想像的來得嚴重。美國布朗大學的兩位經濟學者研究美國1980年代初的《乾淨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他們發現該法案明顯減少新生兒的死亡率，以及體重過輕的新生兒比例。
美國在十年前左右開始設置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並逐漸將收費站拆除。從此以後車輛不再需要停車繳費後大量催油加速，使得廢氣排放瞬間飆高。Currie和Walker兩位經濟學教授估計收費站拆除對附近居民的影響，結果顯示附近新生兒體重過低的比例降低了2.25個百分點。
新生兒健康問題不會在長大後消失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雖然新生兒有健康上的差異，這樣的差異會不會隨著孩子長大的過程中逐漸減少，甚至完全消失？也就是說，這些差異的影響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
為了估計這個長期的效果，多位經濟學家利用兄弟間（或者姊妹間）的比較，甚至是利用同卵雙胞胎來進行互相比較，以期控制家庭環境因素的影響。
經濟學家們最近十年來的研究普遍發現，就體重較輕的新生兒而言，其成年後的所得、教育程度以及健康狀態都比較差。所以，出生體重的差異，並不會隨著年齡增長就被其他的因素所消弭。
哥倫比亞大學的Douglas Almond教授與其他兩位經濟學家針對蘇聯車諾比爾事件的影響進行了研究。這個史上最嚴重的核災發生後，大量輻射塵飄到瑞典，造成瑞典部分地區的輻射量增加，雖然還屬於低劑量的程度。儘管如此，三位研究者發現受到輻射影響的胎兒往後念高中的比例下降了3%，而數學成績下降了6%。
中國1956至1961年發生的大饑荒也成為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Almond教授的研究團隊特別針對饑荒發生時的懷孕婦女進行研究，發現她們生下的男孩（女孩）成為文盲的比例比其他人高6%（3%），工作的比例則低了3%（6%）。
最後，新生兒健康問題還會遺傳
一些經濟學家發現，新生兒的健康問題不但對於孩子有長期的影響，而且這個影響長到這個孩子的下一代。
Currie教授在另外一篇論文中利用美國加州的資料進行研究，她發現出生體重過輕的女孩，長大後生育出的下一代體重過輕的比例較高，而且這個影響比低所得的影響來要強烈。
Almond教授在另外一篇研究中比較了美國《民權法案》（Civil Rights）生效前後出生的小孩，發現該法案提高了非裔小孩的初生健康狀態，但對於白人小孩沒有影響。同時，這些受到影響的非裔女孩長大以後生的下一代，其初生健康狀況也比《民權法案》實施前出生的非裔女性（未受影響者）其後所生的小孩來得健康。
對台灣的啟示
在台灣公共議題的討論中，教育一向是大眾關注的議題。不過，關注的焦點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以及十二年國教如何設計等等。關心「機會均等」或者「教育公平性」等議題的人們將重點放在中學以及大學以上的教育制度上。
然而，近年經濟學的研究指出，一個社會的所得不均程度，或最終教育程度的差距，更大程度是決定在五歲以前的學習，以及胎兒時期的環境因素。而且，五歲前教育的缺失，無法在後來的學校教育中補足。筆者將在下期撰文介紹這方面的研究發現。
因此，台灣的研究者若能利用台灣的資料進行估計，將會對公共政策的設計提供重要的參考。畢竟，教育的資源有限，禁不起我們對這些重點的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