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商業片?藝術片?摸索中間的第三條路

孫松榮指出,大埔事件、都更等土地問題都在年輕一代的電影人作品中呈現。圖為台灣農民的抗爭。
林伯東
第138期
鄭少凡
台灣獨立製片始祖黃明川1989年投入紀錄片與劇情長片以來,培養了一批電影人,他們在社會議題與影像風格間進行轉換,區別了高度藝術性作品,也區別高度商業作品,在兩者中間徘徊。

2013年7月,第十五屆台北電影節落幕時,許多台灣導演紛紛在頒獎台上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曾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項的導演楊力州與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詹京霖,都忍不住提及大埔住戶遭強拆事件。詹京霖痛批政府為「粗暴的體制與組織」;擔任頒獎人的導演戴立忍也嘲諷,「現在找導演上街頭找比較快!」

戴立忍在頒獎致詞時說,有人批評這些參與社會抗爭的導演「吃飽太閒」,但他認為,身為一個導演、一個創作者,必須瞭解甚麼是真實的世界,必須瞭解別人在想甚麼、正在遭遇甚麼。他堅定地說:「一直到現在,有機會的話我就會走入群眾當中,我會去瞭解、去觀察,學習如何做一個更好的導演。」

此段言論在網路上獲得很大的反響與認同,電影藝術與高漲的社會意識相結合,儼然形成一股力量與風格。

現象1
把社會議題轉換進入電影

台灣電影的發展,自從1980年代的「新浪潮」(或稱新電影)席捲以來,走的大多是藝術電影的路線。這些藝術電影關注台灣現實社會的議題,從個人角度出發探討與反省社會、歷史、都市與人群。走過「新電影」到「後新電影」(或第二波新浪潮),直到2008年《海角七號》上映後,進入國片商業可能性的另一階段。

到底該怎麼界定或該不該界定「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各方說法不一。但對於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副教授孫松榮而言,他認為介於商業與藝術電影之間,台灣電影的發展有著「第三條路」。

孫松榮提到,1980、1990年代台灣藝術電影進入高峰,2000年之後開始回落,並有商業電影類型漸漸出現。期間,由台灣獨立製片始祖黃明川1989年投入紀錄片與劇情長片以來,培養了一批電影人,這些人在實驗片、紀錄片上開展出社會關懷面向,從未停止嘗試影像實驗,同時在社會議題與影像風格間進行轉換,區別了高度藝術性作品,也區別了高度商業作品,在兩者中間徘徊。

孫松榮認為,台灣這幾年越來越多的短片、長片都專注在商業片型態,較少呈現的社會意識,包括今年台北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頒給短片《排除狀況》的導演詹京霖,大埔事件、都更等土地問題都在年輕一代的電影人作品中呈現,「這些導演必須符合一定的市場要求,同時又不會完全放棄1990年代被黃明川訓練的對台灣歷史社會的關懷與討論。」

現象2
有話想說 透過電影表達困惑

孫松榮提到,導演陳芯宜、樓一安都是屬於這一類型。

目前才三十多歲的陳芯宜和樓一安是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廣告組的前後期同學,陳芯宜大學時就參與黃明川工作室,學習電影製作的各個環節,從燈光、攝影、剪接到音效等,並擔任黃明川導演的劇情長片《破輪胎》的助導場記。樓一安則是在2000年畢業不久後,參與陳芯宜首部劇情長片《我叫阿銘啦》擔任副導進入電影這行,之後和陳芯宜共同創作多部作品。

《我叫阿銘啦》裡的主角遊民阿銘、《水岸麗景》裡的水岸邊市井小民、《流浪神狗人》裡的原住民與遊民、《一席之地》裡尋找自己棲身之處的每個小人物,這些題材都表現出社會底層人物的故事。

影片當中也觸及土地徵收的問題,《一席之地》就側面講到三鶯部落拆遷的事件;《流浪神狗人》也提及因建案而拆遷部落的情節,其中還在被拆遷的樂生療養院取景,該片獲得第四十四屆金馬獎最佳編劇、最佳剪接、最佳美術三大提名。

2012年,陳芯宜導演、樓一安編劇的短片《阿霞的掛鐘》獲得卅五屆金穗獎最佳劇情片入圍,講的是失智老人與都更的問題,直接就在永春都更的拆遷房原址拍攝,劇本寫在士林王家拆遷之前。在士林王家拆遷之後,該片就在很多社運場合播放。

樓一安表示,他不會去區分商業片與藝術片,只是想把一個故事好好地講出來。至於電影拍出來後會被分類為商業片還是藝術片,不同的標準會有不同的結論。而他的影片中往往鋪陳了社會議題,容易被歸類為藝術片。「我自己不會設定哪一種片,說一個好故事比較重要。」他爽朗地說。

導演樓一安。丹尼爾攝影

為何影片中多半涉及社會議題和小人物的故事?樓一安笑了幾聲說:「對我來說,只是看到一些事情會生氣,忍不住想寫一些東西,透過電影的媒介表達我的不理解和困惑。」

今年初,客家電視台找他拍了一個八十分鐘的單元劇──《廢物》,講一個關於高雄美濃農村土地的故事。樓一安到當地拍片後發現,美濃是個很有趣的地方,出了很多博士,人口外移嚴重,吸毒人口也很多。樓一安心想,優秀的人才出走,留下來的那些人有著甚麼樣的故事?他忍不住想表現這些自己延伸出來的觀察,於是籌集資金,連自己的導演費都投下去,也沒考慮發行的問題就多拍了這段故事。因此,客家電視台播出了八十分鐘的版本,他自己的版本是一百一十多分鐘。目前《廢物》除了在高雄電影節播放之外,樓一安還沒想到哪裡的戲院可以播映。

只因為「想把故事講出來」而超過預算,自己去找資金補上,也管不得發行的問題,這是台灣許多導演共同擁有的熱情與堅持。不過,有社會意識與拍片堅持,不代表就不重視票房。樓一安表示,票房當然很重要,有好的票房才容易找到下一部片的投資者;同時,重視票房也是為觀眾著想,盡量拍觀眾想看的東西,當然也希望能滿足我自己。

樓一安總結說:「在兩者間找一種平衡吧!其實我自己也是在摸索。」

有別於商業片和藝術片之外的第三條路,儼然同時在台灣電影產業中,摸索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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