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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季節的祕密── 預訂一個資優寶寶?

根據學者研究,小孩出生的月份,竟然對其將來教育程度和所得有顯著的影響。Fotolia
根據學者研究,小孩出生的月份,竟然對其將來教育程度和所得有顯著的影響。Fotolia
第129期
樊家忠

關於台灣的出生率,眾所周知的是它在過去十幾年來逐步下降,目前台灣已經名列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比較罕為人知的是,台灣新生兒數目有很明顯的季節性的現象,而且小孩出生的月份,竟然對其將來教育程度和所得有顯著的影響。

出生季節對教育的影響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Kelly Bedard和多倫多大學的Elizabeth Dhuey兩位教授,在2006年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專門針對出生季節對小孩教育上的影響進行研究。由於大多數的國家都有一個入學的年齡限制,主要是滿7歲才可以進入小學,或者滿5歲才可以進入幼稚園就讀。但由於每個學年開始的時間是一個固定的日期,例如在台灣是每年的9月1日,因此每個入學的班上那9月1日出生的小孩,就比8月31日出生的小孩大了接近一歲。由於心智年齡與生理年齡都較為成熟,這些年齡較大的小孩在學習上就占據了相對優勢,因此有可能得到較好的成績。

Bedard和Dhuey兩位教授用大量的實證資料去估算這個優勢對學習所帶來的影響,他們的估計結果顯示。在小學四年級的學生當中,年齡最大的小孩的平均成績,要比年齡最小的小孩高出4到12個百分點,而這個優勢幾乎在所有的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包括七大工業國和歐盟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國家中都存在。

同時,年齡所帶來的成績優勢並不會隨著小孩逐漸年長而消失,因為Bedard和Dhuey發現在八年級的學生當中,年齡最大的小孩的平均成績,仍要比年齡最小的高出2到9個百分點。同時,美國和英國兩個國家的估計結果甚至顯示年齡最小的小孩上大學的機率比較低。

小孩的出生月份是如何決定的

既然9月或者10月出生的小孩學習上的優勢如此明顯,那麼有沒有父母認識到了這個現象之後,為了讓自己的孩子享有這樣的優勢,而故意選擇在年初懷孕,以使小孩在9月或者10月出生呢?上述兩位作者也在研究中探討了這個可能性。他們首先發現,在OECD的18個國家中,每個季節的新生兒數目都相當平均(也就是很接近25%),雖然許多國家在春季(4到7月)的出生數會略高一點,達到26到28%,但並不會比平均值高很多。同時,9月到11月的新生兒數目反而略低,這顯示父母刻意讓小孩在9、10月出生的現象並未出現。另外,作者也發現孩子的出生季節和母親的教育程度沒有明顯的關係,這顯示了小孩的出生季節在某種程度上是隨機的。

不過,美國的諾特丹大學Kasey Buckles和Daniel Hungerman兩位教授對此提出質疑。他們用美國超過五千萬筆的出生資料進行研究,發現出生季節和父母的社經背景有密切的關係。首先,冬天出生的小孩其母親是青少年的比例,以及其母親是未婚媽媽的比例,都比其他季節出生的小孩高。同時,他們也發現在美國夏天出生的小孩人數比冬天明顯地多,這個季節性的現象也比OECD的其他國家來得明顯。

台灣的情況十分特殊

跟OECD國家比起來,台灣新生兒數目的季節性現象呈現驚人的不同。首先,和美國相反的是,台灣新生兒最多的季節是11月到2月,春季與夏季的數目顯著地少(差異高達20%)。尤其有趣的是,這個季節性的現象從日本時代的1905年起一直到2000年,整整接近一百年間都沒有太大的改變。這種強烈的季節性情況和OECD國家呈現明顯對比。但從2000年開始,新生兒數目遽減,季節性的現象也變得較不明顯。

筆者用台灣的家庭收支調查的資料來進行估計,發現9、10、11這三個月份出生的小孩,其往後的平均教育程度會增加不到一年。高教育程度會帶來較高的終身收入,所以小孩的出生季節也就對其所得有所影響。不過,出生季節對於教育的影響似乎在1950到1970那個年代出生的人比較明顯。同OECD國家一樣,這也有可能是因為9、10、11等月出生的小孩比較有可能「晚讀」,以致於比同班同學成熟一些,於是得到了某些學習上的優勢。那麼不同季節出生的孩子其父母是否有不同的社經背景呢?

用台灣1978到2006年超過九百萬筆出生資料進行估計的結果顯示,母親的教育程度愈高,生小孩的時機愈可能在冬天。這顯示了新生兒的季節性現象,對教育程度不高的母親而言比較不明顯,而對教育程度高的人母親比較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由於某些考慮,比較會選擇讓小孩在冬天出生。至於這些考慮是甚麼,以及台灣冬天新生兒較多的現象是甚麼原因造成的,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才能得到解答。

所以,親愛的讀者,讀完這篇文章之後,您是不是也會開始考慮「挑月份」生小孩呢?N

樊家忠

樊家忠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澳洲國立大學經濟學研究員,現任台灣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其主要研究興趣為勞動經濟學、家庭經濟學以及公共政策效果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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