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觀察

美國律師到底太多還是太少?

第97期
樊家忠

每一個涉及專業的職業,例如醫師、律師、工程師等,似乎都會引起「數量管制」的爭議;包括政府到底應不應該管制數量,或者如果要管制、甚麼樣的管制方式為最好等問題。在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中,有一篇專文探討美國的律師數量是否太多。文中主要引介一本兩位經濟學家最近出版的書,書中用專業的經濟學來分析這些問題。

美國如何管制律師數量

這兩位經濟學家是文思頓(Clifford Winston)和克蘭岱爾(Robert Crandall)。他們認為過去數十年來,「美國門檻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ABA)透過以下三個途徑刻意將美國律師的數量壓低。第一,參加國家考試的資格,考生必須是法律學院畢業的學生,而且必須是ABA認證的學校。關於這一個要求是否合理,兩位作者提到早期有許多好的律師並沒有法律學院的學位。其中包括長期執業的林肯總統,以及美國史上最著名的刑法辯護律師丹諾(Clearance Darrow)。

取得律師資格的第二項條件是必須通過國家考試。關於這一點,許多人認為這個考試是篩選好律師的必要手段。但作者提出了兩個有趣的反例:一個是史丹佛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為了要取得律師資格,在2005年第一次參加考試時沒有通過;另一個失敗的例子是卡多索(Benjamin Cardozo),他是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

第三項限制條件,應該也是美國最特殊的一項規定──只有律師才能夠開設或者投資律師事務所,來為客戶提供法律服務。

兩位作者認為,因為這三重管制,美國的律師數量被人為壓低,一個自然的結果就是美國律師的收入因管制而提高。以2000年為例,美國律師的平均年收入是19萬美元,這遠高於鄰邊的加拿大(2002年只有6.4萬美元)以及工資普遍較高的澳洲(9萬美元)。讀者應該很難想像,加拿大或澳洲的律師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會不及美國律師的一半。

作者用經濟計量的方法推估,每年在美國的律師費總額接近1,700億美元。其中的640億(也就是38%)是因為管制律師數量所創造的額外津貼,而這些都是消費者必須負擔的。除此之外,管制最少也造成了100億元的經濟淨損失(deadweight loss)。

管制與品質

許多支持管制措施的人,尤其是現任的律師們,認為管制措施保證那些取得律師資格的人有好的法律素養與能力,進而保障了顧客找到好的律師,並得到有品質的服務內容。

兩位作者並沒有完全否認考試等措施的篩選效果,但他們質疑的是,每年超過百億美元的淨損失,還有數百億美元的額外津貼,是消費者值得付出的代價嗎?尤其,一般的市場機能就能夠提供許多資訊讓客戶來判定律師的好壞。尤其現在網路資訊發達,客戶可以輕易查到律師或其服務的事務所過去的上庭紀錄。另外,大多數日常的法律服務,例如財務、保險以及一般性的諮詢服務,根本不涉及太複雜的法律內容,所以也不需要法律學院的畢業生並通過國家考試的人來提供。

最有趣的是,兩位作者提出了兩個反例來說明,取消管制並不會導致服務品質的下降。第一個例子是美國的航空業:在1970年代以前,美國的長途航線被規定只能由大的航空業者提供,理由是擔心小航空公司「品質不佳」;後來管制解除了,准許各家小的航空公司參與營運後,競爭的結果使得飛機票價大幅下降,顧客也大幅增加。航空公司繼而增加招募人員,提高了就業。另一個例子是電信業:取消了管制之後,不但費率下降,而且產品不斷推陳出新,服務內容也愈來愈好;不但造福了廣大的消費者,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管制與失業

兩位作者在最近一篇刊登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中提到,嚴格的管制使得現任的法律系學生苦不堪言。許多就讀名校法律系的學生花費了高額的學費後,往往背上了高額的債務;之後還得面臨門檻很高的國家考試,難以取得執照以便執業。在美國失業壓力特別沉重的現在,這樣的擔憂顯得特別突出。

作者認為這種現象是所有透過證照來進行管制行業的必然結果──管制保護了現有的證照所有者(incumbents),但卻傷害了那些尚未取得證照的人。在經濟景氣時,那些考不上執照的法律系學生可能還比較有機會在其他的行業中找到工作,但現在美國景氣復甦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難怪這些法律系學生擔憂自己的就業前景。

不過,既得利益者必然會反對解除管制。目前兩位作者書中關於解除管制的各項主張,就受到「美國門檻協會」的嚴厲批評。

至少可以微調

兩位作者主張,在美國的三層管制中,至少最後一項──不允許非律師開設或者投資法律公司,也不允許未取得執照律師執業──是可以取消的。這樣做並不會導致太多反對者所擔憂的「品管」問題出現。理由是,美國許多投資銀行、會計師事務所、諮詢公司、保險公司等,都會希望自己動手處理簡單的法律事務,或者可以請非律師的專業人員來處理。這些簡單的商務手續,完全不需要律師來做,但現在卻受限於法律必須付高薪請律師。

作者認為,解除這些管制會帶來更多的創新,降低法律服務的價格,並創造就業機會。這些都在1970年代解除航空業的管制後發生過。至於高度專業的法律服務仍然會有市場,因為複雜的商業契約以及法律糾紛,會持續保持大量的專業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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