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日本大地震中，另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日本現象」是理性的媒體報導。NHK的「災難採訪守則」中，還特別標明「不要製造恐慌」以及「顧及受訪者心情」。然而，就連這樣的日本媒體也受不了菅直人政府「慢了好幾拍」的反應。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抨擊政府提供訊息的方式「令人懷疑、反應太慢」，造成民眾不必要的擔憂。《朝日新聞》也批評日政府危機處理雜亂無章，疏散指示不堅決。《紐約時報》更是重炮批評日本政府的領導能力和掌握訊息的能力，並以「坦白之死」形容日本的領導階層怯於發布真實訊息。
堅忍、鮮少表達不滿的日本民眾也坐不住了。3月20日，東京澀谷舉行反核遊行，近二千人舉著「停止核能發電」的標示走過繁華的澀谷街道。4月10日，東京則爆發核輻射危機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其中一萬五千人響應Twitter網站的號召，到杉並區的日本旅客鐵道高圓寺站外集會，要求停止使用核電；另外二千五百人遊行往中部電力公司在東京的分公司，要求關閉靜岡縣的濱岡核電站；也有部分人遊行到東京電力總公司抗議。遊行隊伍攜老扶幼，大聲表達不滿，這在日本社會相當罕見。
日本在當今世界被視為最進步的國家之一，在亞洲更是國力領先的首善國家。為甚麼日本政府卻禁不起「大地震」的考驗，震垮日本自家百姓與世人的信心？
問題1
首相年年換新人，政府團隊不穩定
2009年，自戰後1955年起一直執政的自民黨失去了政權，民主黨成立新政府。但是民主黨執政不到二年，又換了二任首相。從2005年到2010年，日本歷任首相包括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鴆山由紀夫，直到目前的菅直人，一年就換一個新政府。
台大政治研究所畢業、曾長駐東京、著有《現代龍馬何處尋》，以日本研究為終身職志的《中國時報》副總編張瑞昌坐直了身軀，直指日本問題的核心：「日本的凡事認真的民族性，也讓他們的政治文化十分嚴格，間接造成政府人事動盪。」
張瑞昌表示，日本一方面對政治獻金規範特別嚴謹，出現醜聞當然只有下台一個選擇；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對政治人物聲譽的要求也非常嚴格，往往講錯一句話就要下台。「日本人對政治人物下台習以為常。大家動輒道歉、下台，久而久之變成一個不穩定的政府團隊。」
日本首相與內閣的經常變動，甚至讓日本在外交舞台上落人笑柄。張瑞昌說：「國際間開玩笑說，早上見到的日本首相跟下午見的不是同一個人。」這樣變動頻繁的政府，造成永遠是「新人」在處理國事。平時可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在面臨重大變故時，很可能會手忙腳亂。
台大日文系主任徐興慶也有相同見解：「新政府在執政這麼短時間之內，卻發生這麼重大的自然災害，這些領導人沒有經驗，沒有辦法很好地應變。中央政府官僚體系、地方政府的溝通上，橫的、縱的聯繫都出現問題，這是很嚴重的。」
福島核電廠事故發生後，菅直人還公開怪罪各級文官沒有把訊息告訴政府，且中央下達的命令也無法切實在地方上執行。
問題2
政治人物與菁英文官互不信任
雖然政治人物來來去去，但政府各階層的文官長期以來都在同一個崗位上，他們是日本社會最菁英的人才，在二次大戰後指導國家經濟發展，對日本戰後復興居功厥偉。
日本政治文化權威學者、台大與輔大日文系教授何思慎說明，在日本政治中，實際政務的操作是交給訓練有素的專業文官隊伍：「一直以來，日本政治家通常是聽官僚的意見後做出決定。長期下來變成政治家聽命於官僚。」因此，對日本來講，「政治家只是選舉的動物而已。」
但是，長期下來，空有「名分」但少「權力」的政治人物開始不滿。何思慎進一步解釋：「從自民黨的小泉首相開始，就有類似的主張，他講『政治家主導』。到民主黨上台之後，在態度上他們認為應是政治人物當家作主，官僚要聽命於政治家，是政治家的輔政工具，於是在政治家與官僚之間產生了一種緊張關係。」也就是說，日本文官不習慣、也不信任自民黨政府。
福島核能電廠事故讓現任首相菅直人氣得跳腳，因為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的溝通不良，在首相官邸裡面能掌握的資訊極為有限。何思慎表示，東京電力公司雖然是民營企業，但它是一個特許行業，過去其實是國營的，廣義來講還是一個公家機關，公司裡面很多人都是廣義的文官。
「這次或許有人會講說東京電力蒙蔽了首相，但或許沒有，他們只是按照過去日本文官處理事情的態度做事。文官會認為這是一個專業的問題，跟政治家講他也不懂，所以不必甚麼事情都告訴政府。」何思慎表示，東電的立場可能是：「我認為有必要自然會告訴你，認為告訴你也沒用的東西我不會告訴你，但我會處理。」但是處理不好呢？東京電力公司社長清水正孝4月11日親赴福島向居民道歉，但被罵「拿甚麼臉來！」確實，有些事情做錯是沒有機會重來的。
話說回來，日本政府其實仍要負起救災不力的最大責任。畢竟政府有義務徹底瞭解事故的情況，並告知社會大眾，領導救災行動。就算文官沒有主動告知情況，政府也應該積極詢問。
但菅直人顯然並沒有做好，因而成為眾矢之的。3月19日，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在新聞發布會上公開承認：「事後檢討，政府原本應該更快一點採取行動，評估災情，並統合所有資訊，更快提供消息。」
但是，再多的道歉，也挽回不了無辜犧牲的災民。
問題3
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者
《中國時報》副總編張瑞昌認為，在小泉之後，日本政府不管在朝或在野，都缺少具有領袖魅力的政治人物，這是日本政府權威不足的重要原因。首相領導統御的能力不足，救災、應變的措施就不容易推展；日本社會也常對首相的所言所行持保留態度。另一個問題是政治世襲。在自民黨時首相「世襲」的趨勢非常明顯，還被當時在野的民主黨諷刺：「如果不是首相的孫子或兒子就不能當首相。」
張瑞昌笑稱：「這些世襲國會議員只要當上首相，就覺得好像人生沒有缺憾！當不到一年就下台，就輪流，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即便後來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每一個人都是政治世襲。現在好不容易出了一個來自一般階層的首相菅直人，但是顯然菅直人這次也是左支右絀。所以日本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缺乏具有政治魅力的領導者，這是非常關鍵的。」
描述坂本龍馬一生的日劇，日前在日本熱播。坂本龍馬是日本幕府末期推動大政奉還、明治維新革命的革命性人物，受到日本舉國高度敬仰。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龍馬又回到了日本」，突顯了日本民眾期盼「英雄」的心理。
《紐約時報》的評論認為，日本在戰後的對外政策是由美國主導，對內政策則由官僚策劃；顯見日本沒有明確的國家發展目標。到底日本有沒有可能出現「龍馬二世」？這也是許多人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問題4
「稻草人」社會面臨重大挑戰
那麼，是否換一個有魅力的首相，就能解決問題？
對於這次災害突顯出的問題，何思慎認為，不是換首相就能解決的。「換首相，如果首相思維都一樣，那換一百個都沒有用。要有新思維才可能帶來轉變。」日本長期以來缺乏社會的核心價值，這次震災之後，除了硬體的重建之外，日本勢必將面臨「國家精神」的重建。
熟悉日本歷史的台大日文系主任徐興慶表示，日本自古以來就不斷主動接受外來文化，並加以改造，與日本當地文化相融合，形成特殊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研究專家加藤周一，就稱日本為「雜種文化」民族。早在西元五世紀，日本即開始接受儒家文化；六世紀半左右，開始接受佛教文化；七世紀到九世紀末，還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學習中國的法律制度、文學藝術以及科技發明等，不遺餘力地吸收外來文化。
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開始積極接受西方文明。明治時期著名思想家及教育家福澤諭吉於1885年更喊出「脫亞論」，從此日本全力「脫亞入歐」、「脫亞入美」，幾乎全盤西化，發展「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及「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徐興慶解釋：「從此，日本社會經濟利益掛帥、競爭激烈，走向現實主義。」
也因此，日本高速工業化，很快成為軍事強國，並在戰後又快速發展經濟，重新站起來。「日本製造」的商品直到現在仍是品質保證。但是日本雖然學到了西方國家的外形，卻沒有學到他們的精神。何思慎語重心長地說：「西方其實有西方的價值，可是支撐西方的宗教信仰價值並沒有進入到日本。就是說，戰後的日本變成是一個『稻草人』的社會，他們每個人有那個形態，可是沒有靈魂，日本人就像一個個沒有靈魂的稻草人。」
何思慎認為，這種「稻草人」現象到了1980年後出生的年輕一代更嚴重了，「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世代，他們或許還可以從他們的父母那一代，從他們身上看到過去的日本；可是在80後出生的，他們根本已經不知道過去真正的日本是甚麼，真正的日本人形象應該是怎樣，甚麼叫日本精神。所以年輕人很多是『宅男』、『宅女』、『草食男』呀，就是生活得很消極，不積極進取。」
日本國立山形大學英語講師蔡少玲也有相同的觀察。她認為日本年輕的一代很沒有責任感，也很怕吃苦，跟他們的父執輩差異很大。「不說大的事，就說課業這方面。父母付學費供你上大學，做為學生應該為自己的前途負責，認真唸書。但他們每天都渾渾噩噩的，不知道他們在想甚麼很令人憂慮，我和我的同事觀察到年輕人對自己很不負責任，一點都不想吃苦。吃一點苦就大叫，抱怨功課太重呀、考試太多，在大學修課都要找輕鬆一點的課。我們老師一提到現在的日本學生都搖頭嘆氣。」
到了9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泡沫化，整個社會氣氛消極不安，張瑞昌認為：「這社會少子化、高齡化，然後社會普遍陷入經濟成長停滯的狀態，讓日本社會產生了一種集體的失落感，我覺得才是日本當前最重要的挑戰。」
日本的未來
經歷這麼大的一場災難之後，徐興慶指出，目前日本的政局比較穩定，整個政治氣氛是以救災、重建為重。「本來在野的自民黨是不讓預算通過的，但是這次地震之後，在野黨就先不批評執政黨了，趕快讓預算通過。國會暫時不會改選，民主黨政府不會倒了。現在日本的政治氣氛是回到了集體主義，這個時候國家是擺第一的。」
徐興慶表示，日本社會也會重新省思，到底該往何處去。「日本這一代的年輕人會看到未來的危機，他們會重新去思考：『我們能夠為這個國家做甚麼？』現在到處看到的都是『日本加油』的看板，很多日本民眾都在放下個人利益，為整個社會多付出一些。」
談到日本的未來，徐興慶也認為多數人還是相當樂觀的。「二次大戰兩顆原子彈重創日本，那時日本就是赤裸裸的甚麼都沒有，從零開始再站起來。」但是現在很迫切的問題是，日本人需要找回他們的「大和魂」，重新定位國家的發展方向。
對此，幾位學者不約而同提到「日本金融之父」澀澤榮一的《論語與算盤》，書中提到「義利合一」的指導原則。這個原則告訴日本人，除了賺錢之外，「義」也是為人處世的重要關鍵──「算盤也要靠《論語》來撥動。」
何思慎認為，日本傳統上是一個非常重視「誠」的民族。從這場震災中，日本人要重新反省過去的生命態度，人跟自然、人跟人互相之間那種「誠」的關係，去思考怎麼樣重新恢復日本精神，「把過去戰後、富裕之後，丟掉的日本價值重新拿回來，讓日本重新變成日本，讓日本人重新成為日本人。這或許也是這場災難中，日本人可以成為浴火鳳凰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