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一件被捂了一個多月的事件被曝光，引發了中國今年以來第3波有關維穩正當性的討論。這一案件的苦主是湖北省政法委綜治辦副主任（副廳級官員）黃仕明的妻子陳玉蓮，事件發生時間是6月23日，事由是這位官員妻子準備去湖北省委政法辦為女兒的醫療事故上訪，竟在自家時常出入的省委機關大院門前遭到6名警察暴力毆打再被關押至湖北省信訪中心長達幾個小時，至今仍在住院治療。
由於這一案件的受害者身分特殊，中國的報導莫不以此大做文章，「維穩官員妻子遭遇維穩」，不是成為文章標題就是成為文章的核心內容。此事的內幕已有多種說法，當事人的丈夫黃仕明在上級組織的要求下保持沉默。中國民眾對待此事的態度與以前有異，以前對官員及精英圈的人遇上倒楣之事總是大聲喝采，這次圍觀者由此想到的卻是暴政之下，無人能保安全。於是人們又開始討論維穩的正當性。
代價高昂的「維穩」
中國的維穩話題從5月以來掀起了3波熱潮。
第一波熱潮由維穩費用高昂所引發。清華大學某課題組於今年5月發表一篇專門研究維穩的文章〈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長治久安〉。這篇文章引用了一組數據：2009年，中國用於內部保安的預算（即維穩費用）達人民幣5,140億元。據《2009年預算執行情況及今年預算草案報告》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在去年增加16%的基礎上，今年將再增8.9%，增幅超過軍費，實際金額亦與國防開支相差無幾。
這一組數據引發了關於中國目前「天價維穩」的討論。人們發現，維穩費用占GDP總量（335,353億元）的1.53%，接近同年度軍費開支5,321億元。這數字的計算還是中國官方測算為準，若按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研究，2009年中國國防預算約為官方公布數字的1.45倍。
內部維穩與國防兩項費用相加超過中國的教育經費投入：2009年中國教育經費投入占GDP比例達16年最高，僅為GDP總量的3.48%。中國人很憤怒，利用有限的言論空間，質疑「天價維穩何時休」。有人發現，不少地方政府的維穩費用遠遠超過對社保等民眾福利的投入。如廣東惠州僅租用監視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萬，而社會保障中的就業補助、國企破產補助、養老醫療保險系統維護、社會救濟等11個福利項目經費加起來才5,040萬元。（《惠州市2009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10年預算草案的報告》）
上訪者「由公安（警察）按敵對勢力辦」
清華課題組的報告指出，維穩進入目前這種「越維越不穩」的怪圈，與政府對社會矛盾與衝突的誤判有關。這一判斷完全是基於現實，因為徵地、拆遷及環境權益受損而上訪的人，幾乎都被政府視為不安定因素甚至「敵對勢力」。
從上世紀中期以來，房地產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產業，中國因此多了8,000萬失地農民，將近400多萬拆遷戶，這一數字如今還在不斷擴大中。失地農民因此成了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城市拆遷戶們經歷拆遷之後，往往由中產之家墮入破產行列，如果不服氣要討個說法，其結果是傾家蕩產之外，還要蒙受牢獄之災。不少失地、失房之人被迫走上看不到盡頭的上訪之路。北京政府將上訪視為社會不穩定因素，責成下級官員管束本地民眾，不許其上北京上訪，因此各地政府為了「截訪」（派人攔截上訪者），花費不少人力物力，而訪民則備受摧殘，有的女訪民還遭受強姦與性侮辱。
各地政府為甚麼要如此對待這些訪民？湖南長沙市開福區房產局一官員兩本工作日記最近曝光，其中內容可幫助揭開這一黑幕。這兩本日記廣泛流傳於長沙市被拆遷的上訪者之中，一本的記錄時間為2001年10月至12月，另一本是2003年9月至12月，一共200多篇工作日記，記錄了開福區房產局在拆遷中的各項工作安排、當年的市、區領導的指示、以及如何應對上訪等等。與拆遷有關的重大事件日記中均有記載。
據開福區被拆遷戶證實，日記出自長沙市開福區房屋產權管理局前副局長曾新亮之手。日記中記載了政府如何開辦拆遷培訓業務，教幹部們在拆遷中如何使用「五招三十六法」，對待上京上訪人員，則由警察「按敵對勢力辦」，送押勞教。據不完全統計，長沙一地幾年間被送去拘留勞教的拆遷戶就達27位。
將上訪人員當作敵對勢力絕對不止湖南一地。綜合所有訊息分析，本文開頭所述武漢維穩官員妻子陳玉蓮因其女兒幾年前死於醫療事故也成為上訪專業戶。因其丈夫受到上級壓力阻止她，6月23日她是趁反對其上訪的丈夫外出開會時找政法委書記「談談」。估計該名書記不想見她，發下的話是「趕走門口的那位上訪者」，手下人就將陳當「敵對勢力」辦了。
中國新社會定律：「窮人＝精神病患者」
清華大學課題組的報告儘管提到了政府對社會矛盾與衝突有誤判，但如何誤判，該報告並未詳細講述。緊接著出爐的一篇官方文章讓人們看到了中共如何為自己製造「敵人」。
2010年5月30日，一向是政治動向風向標的《瞭望》新聞周刊發布一條驚人訊息：「研究顯示我國精神病患超1億，重症人數逾1,600萬」（以下簡稱「研究」）。精神病患者多為「一貧如洗」的窮人。「研究」如是說：「由於治療費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幾年甚至十幾年和幾十年的消耗，大多數家庭已一貧如洗，就連享受醫保的病人家庭也無力承擔入院門檻費和門診自付部分，更別說大部分病人沒有醫保。」這等於宣布了如今中國的一條新社會定律，即「窮人＝精神病患者」。
這篇文章最驚人之處是將精神病患者的鑑定權交給中國的基層組織街道辦、村委會與鄉鎮政府。這些機構沒有專業鑑定資格完全不是問題，因為「研究」給出了鑑定標準：「根據多年案例分析，造成惡性事件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具有暴力傾向的青壯年，具有較強的暴力性和攻擊性，作案手段殘忍」，「這些精神病人所實施的社會危害行為，以侵犯人身、侵犯財產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三者為主，共占94.1%。」
至於這些青壯年看起來像正常人也不妨礙其被「收治」，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平常看起來和常人毫無二致，但這並不意味著完全健康。當其中一些人面臨就業、婚姻、子女、養老等生存壓力時，其無助和挫折都可能成為一觸即發的『引信』，瞬間點燃『炸藥包』」。這類「平常看起來和常人毫無二致」的精神病患者占比多少？「研究」給出的數據是至少超過五成。
將十分之一國民定為精神病患者，如此妙策，令當年首創此舉的老大哥蘇聯自嘆不如。因為勃列日涅夫時代也只是將政治異議者送進精神病院，沒敢啟動如此龐大的社會工程。據新華社報導，中國現在正在加緊改擴建精神病院，以便擴大收治能力。根據中國政府新定的標準，敢於反抗的窮人以及對政府不滿者很有可能被當作精神病人收治。這篇文章引發了第二波關於維穩正當性的討論。
我曾在〈中國政府「維穩」思維的邏輯盲點〉（http://www.danke4china.net/xssk/23.htm）一文中分析，中國的社會矛盾的總根源就是政府權力對民眾權利的肆意侵奪，所有被官方視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如拆遷、徵地、司法難民等的存在，恰好是中國各級政府不斷親手製造的。中共也知道由於自身的寄生性與掠奪性，非加強國家的強管制能力不足以維持統治的穩定（即維持現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這些年來才不斷地採取各種措施封堵民怨，特務統治逐漸走上前台，政府行為逐漸黑社會化。
既然中國政府的「維穩」就是以消滅民間一切利益訴求為要務，怎麼還可能指望這個政府能夠成為矛盾的解決者與社會衝突的公正裁判者？只有讓這個自利型政治集團從公共資源控制和管理中退位，停止掠奪民財與剝奪民眾的生存權利，才是釜底抽薪之舉。但與視權力為生命線的中共討論這些，無異於與虎謀皮。
(作者為旅美中國經濟專家與評論家，美國《商業周刊》1999年評為「亞洲之星」。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被推選為「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