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西方社會家家戶戶忙碌地準備2009年聖誕節之際，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著名人權活動人士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一如既往，台灣政府、政黨、媒體與各界對此事的反應出奇地冷淡。但在澳洲，如同大多數的民主國家，媒體大幅地報導並追蹤該案的發展。
聖誕夜的國際驚奇
劉曉波曾在1999年參加北京六四運動，是天安門四君子之一和發起者。此後堅持留在中國進行民主運動。2008年起草了《零八憲章》，於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透過網路發表。12月8日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刑事拘留，9日起被監視居住。2009年6月23日因同樣罪名被正式逮捕，並於12月25日判刑確定。劉曉波普遍被視為是主張較溫和的中國異議人士，也被西方各界視為是異議知識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
因此，聖誕節的判決立即受到了全球媒體的關注。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等新聞社都在第一時間發布了這個在平安夜傳來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澳洲各大媒體，包括澳聯社、英國廣播公司、《雪梨晨鋒報》、《澳洲人報》等，幾乎也同時以快訊（breaking news）的方式，大篇幅報導了審判結果以及隨之而來的各國政府、人權團體的譴責聲浪。
事實上，澳洲媒體近來關於劉曉波的報導，可以追溯到2008年12月8日劉被中共當局刑事拘留開始。此後的正式逮捕、開庭審判，都在主流媒體的追蹤報導之列。事實上，不少媒體已經在聖誕節之前猜測到該案的判決時間應該離聖誕節不遠。因為中共曾在2006年的聖誕節前夕，判處知名人權律師高智晟三年徒刑，並在隔年的12月27日逮捕了維權運動者胡佳。
劉案判決具「指標性意義」
中共刻意在聖誕假期間處理這些人權要案，正如《雪梨晨鋒報》12月25日的報導指出，是為了要減少西方各界的注意。但筆者認為，中共這種惡性的慣例，已經被西方政府與媒體掌握到，所以很難達到減少注意的效果。這就是為甚麼各大新聞社與主流媒體都沒有遺漏這則新聞，也是為甚麼在北京的多國外交官（包括澳洲的外交官）聖誕節當天嘗試到庭旁聽的原因。另外，中共多次利用「聖誕節」這個對西方社會有特殊意義的日子迫害人權，對西方民眾而言是格外令人反感的作法。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澳洲媒體開始在探討這個判決的「指標性意義」。澳洲學者John Lee於12月27日在《澳洲人報》的評論中指出，中共最近兩個粗暴的動作──在哥本哈根氣候高峰會上略過幾個和美國總統的會議，以及在劉案判決時拒絕多國外交官到法庭旁聽──是具有指標性的兩個事件。然而Lee認為，如果將這兩個事件解讀成中共當局逐漸揚升自信，是高估了中共實力，而且西方人士常常會這樣高估；恰好相反，這兩個事件事實上顯示出中共統治基礎的薄弱與社會的不穩定，而這部分卻普遍地被忽略了。
Lee在文中分析，劉被重判的原因是因為他起草了《零八憲章》並普遍地尋求連署。該憲章在中國國內，尤其是知識分子圈中，得到相當的支持。讓中共深感威脅的是，該憲章的精神在於設定一部新的憲法，以保障公平正義的政經秩序，這跟中共統治下嚴重的貪污腐化與特權橫行等現象，形成強烈的對比。尤其近年來，維權抗爭在中國各地愈演愈烈，中共擔憂《零八憲章》所投射出來的美好藍圖會逐漸得到失望的中國人民的普遍呼應。另一方面，中共選擇速審劉案，是觀察到了《零八憲章》已經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注意。中共希望透過迫害劉曉波阻止《零八憲章》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西方長期錯誤解讀中共
同樣地，中共總理溫家寶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的強硬態度，主要反映在拒絕「透明化」，也就是拒絕讓西方專家進入中國掌握污染排放資料。中共真正擔憂的，不只是污染的恐怖真相在國際上曝光，更擔憂中共統治下種種不堪的政治與社會現狀被西方專家認識到。在這一點上，中共認為未來在國際上最佳的宣傳策略，還是維持用沿海大城市光鮮亮麗的形象來掩飾真相。於是，中共堅持不透明的強硬態度，最終導致了哥本哈根談判的破局。
Lee的結論是，許多西方領袖與觀察家都對中共的動作進行錯誤的解讀，而這樣的錯誤剛好符合中共的願望。
對照澳洲媒體普遍對中國人權議題的重視，台灣的冷感就顯得格外突出。長久以來，享有民主制度的台灣民眾，對中國的人權議題異常地冷漠。劉案判決後，媒體的報導很少，之前對於劉案的追蹤更是少得可憐。朝野兩黨雖然各有聲明，但態度都顯得十分軟弱與低調。不論台灣的冷感是因為兩黨各自政治盤算的結果，還是因為台灣的政治言論空間長期被主權與經濟的議題盤據所造成的，台灣各界普遍對人權議題的漠視的確令人憂心。如果台灣想要成為「正常國家」，首先應該做的，不是學習英文或者其他語言或技術，而是學習國際普遍崇尚的價值，並參與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議題。而對中國人權議題的關注，以及對中共迫害人權等行徑的譴責，應該是最基本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