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下旬，立法院自由经济示范区法案审查会场，台上立委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剑拔弩张。这样的画面，全都被会场后端的摄影记者全数拍下。
不过，画面另一头，可不是传统媒体透过SNG车的电视现场直播，而是网络的直播聊天室。网友在此热烈讨论，有人批评主席主持会议不公正，有人则批评立委的提问偏离会议主轴。
时间往后推延稍许，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正举办《著作权法》修法公听会，人潮挤爆会场，原先准备好的200张椅子完全不够坐，更有不少人高举着iPhone或iPad做现场直播。而这些直播的网络聊天室也同样涌进不少网友。除了专业的直播团队，当天光是自发性直播的公民记者就有至少三位。
从前政府举办公听会、立委审议法案，没人在乎。现在动辄五、六十人参与会议。进不去的会议，就上网看直播；上班不方便看直播，就到Facebook看网友与媒体分享的会场实时消息。
这巨大改变的分水岭，正是今年3月那场太阳花学运。
台大新闻所教授张锦华。白川摄影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全球正义运动的展现。Getty Images
正义运动效应1》
太阳花开启台湾新媒体浪潮
从1990年代末开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各国相继发生贫富不均、失业率攀升、房价高涨等社会经济问题。加上代议政治失灵、官商勾结分配利益，社会阶级区隔严重。当百姓不再信任政府与财团，他们决定靠自己发声，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展现。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张锦华指出，太阳花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这些运动都有很大的特征，先是个人有动机，因为他看见了不正义的社会，看见了30秒通过法案，这不民主；在他还没有想到很多政治算计之前，就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没有甚么利益关系可言，就是一个良知、道德的运动，觉得这是不对的，是一种正义之怒。」
「我要告诉你，这是不对的。」单纯的动机，成就了正义之怒，而正义之怒集结的最大推手，正是社群媒体。
不同于传统媒体宣告式的消息传递，社群媒体透过个人式、直觉式的讯息提供，让实时影像、文字快速在人际网络间传递，议题瞬间大量扩散；尤其社群媒体架构于人际网络的特性，更放大了议题传布、讨论和实际参与的联结能力。
当大家愿意花心力关注、思考议题，加上对于政府运作与传统讯息的不信任，提供透明信息、事实真相与平等讨论空间的新媒体，就在这样的正义运动下，应运而生。
新媒体 新媒体泛指利用计算机及网络等新科技，对传统媒体之形式、内容及类型所产生的质变。从本质上讲，新媒体是应用数字技术在信息传播媒体中所产生的新传播模式或形态，由于其运作有别于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四大传统媒体，又被称为「第五类媒体」。 |
社群媒体的出现对于社会运动蓬勃和新媒体崛起是重要推手。Getty Images
对于传统媒体讯息的不信任，促使越来越多公民自主成立新媒体。台大新闻E论坛李清远摄影
正义运动效应2》
占领运动、大众媒体、社群媒体三合一
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困境，许多人认为应将公民自主运动的重点之一，直接放在新媒体的运用上。然而，张锦华认为两者不能截然划分。一方面，新媒体还是奠基于传统媒体的机制上，但以更多元创意的方式展现信息传播；此外，新媒体在监督大众媒体时，同样需要大众媒体的曝光来让议题获得更多关注，而在信息量爆炸的时代，大众媒体也需要社群媒体作为新闻来源。
例如太阳花运动后，林飞帆、陈为廷等人的脸书也成为新闻来源之一，《苹果日报》、《天下》杂志与《联合报》，更在这一两年纷纷开始针对网络与社群特性，推出不同形式的新闻企划，或与独立媒体合作。这时，新媒体与大众媒体间的关系就更加暧昧。
「新媒体应该是一个数字汇流现象，层次繁复到没有一个简单的模式可循，你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点对点、单面的传播，都不是了，它其实是非常多层次的复杂的效应。」
张锦华认为，这波全球正义运动，正是由占领运动、大众媒体和社群媒体，三者相辅而成。占领运动带来社群媒体讨论，社群媒体的议题透过大众媒体的曝光扩散，大众媒体也需要社群媒体做为新闻来源。「三者缺一不可。」
正因为复杂的传播过程，新媒体在扩大影响度的背后，也可能衍生不少问题。卓越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胡元辉就指出，社群网站如FB，可能使得某特定群组的讯息同构型过高，减少理性辩证的机会，加上目前新媒体的引用数据，很大一部分也来源于大众媒体，再者，一般民众还是习惯从传统商业媒体吸取信息，新媒体的影响力有可能被过度乐观高估。
张锦华也表示，不同于传统政党或特定社团的组织动员力，新媒体串联而成的组群，不见得有强大的向心力或组织力，内部意见分歧，连带削弱了政策与社会影响力。然而，她认为新媒体强调分享和互动讨论的特殊性，成就了一个集体智慧式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议题空间，使得新媒体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中资进入台湾是目前媒体环境的一大隐忧。李唐峰摄影
正义运动效应3》
商业利益＋中国因素 凸显台湾传媒困境
新媒体兴起的原因，除了公民意识崛起，更大的一部分是传统商业媒体（或称大众媒体）的沉沦。
张锦华表示，传统商业媒体因为庞大商业利益的需求，有世俗化、集中化和垄断化的问题，新闻伦理消失，新闻专业已失去公信力。但台湾媒体生态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因素。
「在全球化运动现象里面，各个国家都在面对大企业的问题，那台湾现在面对的大企业是中国的大企业，这是最大的不同。」张锦华表示，中国企业和资金大举对外扩张，无形中已经开始影响台湾的言论与新闻自由。中资企业一方面打着资本主义大旗吸引企业主，另一面则控制言论自由，实行其政治目的。美国知名出版社「读者文摘」为了省下印刷费，竟愿意让中共审查书籍内容，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张锦华表示，一般的企业还是想要商业利益，但中共宁可不赚钱，都要执行政治目的。「在其它国家可能只是官商勾结的威胁，官商勾结造成人民参与跟社会分配不均。台湾直接面对的，则是一个独裁国家对实际政治控制的威胁。」
台湾虽然目前还尚未有台面上的中资媒体，但是在政治因素底下，各家媒体选择立场，甚至有为了争取中国市场而进行自我言论审查、自我阉割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都使得台湾媒体生态环境更为堪忧，也加深大众对于商业媒体的不信任。
正义运动效应4》
从乡民到公民 年轻人展现自信
回过头来看，这场太阳花运动所带起的新一波公民觉醒浪潮，最不能忽视的，还是台湾年轻人的爆发力。张锦华说：「其实这里面还满人性的，就是人性本能的那种希望真、希望善的力量，我觉得是那股力量！」
太阳花运动所带起的新一波公民觉醒浪潮，让大家看见台湾年轻人的爆发力。白川摄影
中山大学营销传播管理研究所教授萧苹在观察文章中也提到，这群由网络而生、生活在在线、熟稔新科技运用的网络公民（netizens），原本在不久之前的流行论述中，还是属于被动、痴愚、没有行动力、各自孤立的「乡民」、「宅男」，但在这场社会运动中的表现，却幡然一变，成为属于具有高度自主、理性、有行动效率与目标、聚集合作的主体。
胡元辉同样发现了这种改变：「我们发现，经过这场运动之后，很多社团和学生意识到媒体对于一个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开始会去诉求媒体的改变，但也意识到必须从结构上改变，所以在各大学的座谈会中已经有相关讨论声音出来。透过这场运动，让大家意识到一个妥善的媒体结构对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有多重要。」这种改变，也让胡元辉对于台湾媒体的未来，充满信心。
「你可以发现在这之中发生了质变，这个社会的特性、特质已经开始改变了。从此以后，青年学生的声音、社会问题、中国因素，没有人能够不重视了。不管你怎么去应对它，但你不能够忽略它，所以这也是一种文化质、一种历史质已经开始改变了。」
张锦华认为，台湾年轻人集结的能量与力量，在这场运动中超乎大家想象，加上23天的实作洗炼，这些年轻人已经能够自主、成熟地运用新媒体，并发挥影响力。她说：「我发现这些孩子，现在讲话都超有自信。」
从虚拟走向现实，从只会凑热闹的乡民，到成为实际参与的自主公民，这片盛开的太阳花，孕育的不只是媒体新样貌，更是台湾正义运动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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