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社會系列

2010年:充滿變數的新「三國演義」

歐巴馬向中國伸出的友誼之手,卻並未贏得北京的友誼。北京對他以種種方式表達了前所未有的輕慢。
歐巴馬向中國伸出的友誼之手,卻並未贏得北京的友誼。北京對他以種種方式表達了前所未有的輕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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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期
何清漣

2010年伊始,中美關係風波迭起,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對台軍售、Google事件與國務卿希拉蕊1月21日關於支持全球互聯網自由的演講等等,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關係陷入低迷。《華盛頓郵報》評論認為2010年頭幾個月,中美關係將「迎來艱難時刻」;歐亞集團甚至將中美關係列為2010年全球十大風險之首。《時代》週刊(2月1日)在一篇題為"The China Fix"的文章當中,也談到中美關係面臨越來越困難的局面。

歐巴馬政府的中美關係「開高走低」

與前兩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呈「開低走高」曲線相反,歐巴馬政府的中美關係呈「開高走低」。

從90年代柏林牆倒塌後,中美關係成為兩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無論是克林頓政府還是小布希政府,對華政策都呈「開低走高」曲線。1992年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在競選總統時承諾:「不會擁抱從巴格達到北京的獨裁者」,但後來卻成了解除「六四」後各國禁制措施的積極推進者。面對媒體的譏諷,克林頓只得以「創造性模糊戰略」來自我辯解。其繼任者小布希在競選時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但在911以後被迫與中國發展「戰略夥伴關係」,在美國的「擁抱熊貓派」與「弒龍派」中走中間路線,成為「熊貓避險派」。

歐巴馬在進入白宮之前,對中國(包括台海關係)並無傾向性的定見。他從未指稱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也沒有承諾他會採取一些方式將中國引向民主。歐巴馬當選後,在對華關係上更是創造了兩個「第一」:一是在對華政策上充分考慮了來自中國的「智囊」的建議,他的「對華政策期望清單」是由美國東西方研究所邀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一個直屬中國外交部的「智囊」機構,從「中國視角」出發參與起草的;另一個「第一」是開創了美國總統上任不到一年就訪問中國的先河。這次訪問中,他公開表達了正面接納中國和平崛起、不謀求遏制中國、願意同中國分享部分「領導責任」等意願,以此換取中美戰略相互保證,希望確保中國崛起不挑戰美國利益,甚且成為促進美國利益的正面因素。

但歐巴馬向中國伸出的友誼之手,卻並未贏得北京的友誼。北京對他以種種方式表達了前所未有的輕慢。在歐巴馬訪華時,中國政府的各種控制比過去克林頓、布希兩位總統來訪時要嚴厲得多。美國為了表示一點歐巴馬的訪問行程不完全受控於北京,曾點名《南方周末》採訪歐巴馬。儘管《南方周末》總編向熹本來就是中共信任而派去看守這家媒體的,採訪報導本身也沒有半點出格之處,但北京還是給予向熹以免職的懲罰,再次抹了歐巴馬的面子。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期間的24國首腦會議上,中國置起碼的外交禮儀於不顧,派一個副部長級的官員對歐巴馬頤指氣使,表現極為粗魯。所有這些,都激起了美國人對中國政府的反感。這些反感積聚到2010年1月,終於在Google事件上找到了爆發點。

中美關係正面臨變數

Google風波之後(參見《看》雜誌55期谷歌事件專題報導),中國的態度還是有恃無恐,認為美國霸權呈現衰勢,中國崛起大勢已成,美國對華需求日漸增高。此情此勢之下,無需擔心中美關係出現變數。

中國有此反應,純粹是顢頇自大之見。從長期戰略角度看,這對「非友非敵」的大國,都把對方看作是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競爭者,缺乏建立長期戰略盟友關係的基礎。只是因為雙方的務實態度和各自的中期戰略利益的需求,雙方均認為在近期內合作利大於弊。

但中國方面顯然忽視了為國內政治服務是美國政治的基本規律。

歐巴馬任期的第一年,其政績口碑遠不如前任小布希任職總統後的第一年(那一年布希政府非常成功地應對了911災難)。在外交方面,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承擔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領導責任,美國政府不得不在涉及雙邊關係的諸多敏感問題,諸如西藏、宗教、人權及台灣問題上,歐巴馬政府或者有意淡化,或者盡量推遲。這些舉措引起美國政界與人權團體的諸多不滿,媒體將歐巴馬的亞洲行與當年小布希的亞洲行相比,譏諷為「從牛仔到叩頭的轉變」。在哥本哈根會議上,自我膨脹的中共挑戰國際社會的道德底線,讓人們看清楚這個號稱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國根本不想承擔任何政治責任,而美國過去的所有克制都被中國視為美國霸權衰落的結果。可以說,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在人權、網路安全問題上的強硬表態,是中國給逼出來的「防衛戰」宣言。

美國經濟目前正面臨轉型。歐巴馬執政以來,美國開始加強出口導向,以此刺激經濟、增加就業與儲蓄。這些措施促使美國經濟結構、消費方式面臨重大調整,美國家庭已成為美國國債的第二大買家,這樣一來,中國無論是作為廉價消費品的提供國,還是作為美國國債債主的重要性均大大下降。2009年12月31日,曾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發表〈屬於中國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文章指稱中國的匯率政策是「重商主義的」,是「掠奪性的」,贊成用保護主義來解決美國就業不足的問題,並判定中國沒有膽量大量拋售其美國國債儲備來做出反應。由於這位學者的專業地位,他這一提倡會產生較大影響力。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問題容易上升到戰略高度,與正在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一起,共同衝擊中美經貿關係的基礎。

歐洲態度正在起變化

中美關係出現陰影,而歐洲對中國的態度也在變化。

兩年以前有較長一段時期,歐盟期待中國將成為世界上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充滿樂觀情緒。一些智庫連篇累牘提出「歐洲能夠和中國構建新的世界秩序嗎」之類的研究報告。2004年,前法國總統希拉克甚至對中國領導人說,可以在「多極」體系基礎上達至「世界共識」,再以中國、歐洲、俄國的緊密關係來確保「多極」體系的「國際平衡」。那時候,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都希望聯手,削弱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

英國《經濟學人》最近發表文章指出,現在歐洲內部的樂觀主義幻想已經破滅。倫敦智庫「歐洲改革中心」的格蘭特(Charles Grant)說,他和其他一些人曾「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將擁抱多邊主義。但近年以來中國咄咄逼人的姿態已經達到破壞性的程度。2009年中國囚禁了更多的政治異見分子;處決販毒的英國公民,不理睬英國政府有關該人有精神疾病,應予刀下留人的呼籲。中國對歐巴馬向台灣出售武器、打算會見達賴進行恐嚇。中國官員在私下會見歐洲使節時,在撤銷對華售武問題的新爭吵中表現傲慢。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和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漸趨一致。格蘭特認為,美歐雙方有關對中國是接觸還是遏制的爭吵,已經不合時宜;而歐洲幻想中國成為對抗美國霸權的盟友,更是大錯特錯。中國雖然像是一個各方面都在崛起的大國,卻反對歐洲和美國共享的許多價值。而北京想從世界得到甚麼,也比以前更為清楚。

正在召開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的各種發言,也從旁論證了世界對中國的態度正在起變化。法國總統薩科齊在27日的開幕詞中指出,貨幣匯率的不穩定,某些貨幣的價值的低估,導致貿易不公平,競爭不合法。薩科齊雖然沒有點名中國,但是聽者都心知肚明他指責的是中國。

Google事件發生之後,各種有關中國黑客盜取情報的消息充斥媒體,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網路攻擊的怨氣正在集結,期望擁有技術優勢的美國帶頭與中國打一場網路戰爭。只有中國,仍然陶醉在「世界需要中國」的美夢裡面,繼續在媒體上說著各種大話、空話,為自己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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