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社會系列

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什麼?

北京一名婦女在餐廳中餵孩子吃飯時,一名流浪漢就躺在外面/中國經濟改革肥了黨國,瘦了百姓/不義、不公強盜行徑,嚴重侵犯了中國人民的人權,導致近五、六年以來中國每年
北京一名婦女在餐廳中餵孩子吃飯時,一名流浪漢就躺在外面。(AFP/Getting Images)
第1期
何清漣

中國已經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儘管有關中國的各種消息紛至沓來,但對國際社會許多觀察者來說,了解中國仍然存在巨大困難,因為有些消息彷彿來自於物質豐裕過剩的天堂,比如因編製《百富榜》而聞名的英國人胡潤11月8日在南京辦了一場「百富私人晚宴」,到場的中國富豪近50位,宴會極盡奢華,連佐餐酒都是一萬多元一瓶;而另一些消息彷彿來自於地獄,11月10日,重慶市沙坪壩區家樂福商場的搶購事件中發生發3死31傷的踩踏傷亡事故,事件的肇始原因僅僅是該商場當天推出一款菜籽油特價促銷,原價每桶51.4元的5升裝菜籽油只賣39.9元。為了節省11.5元的生活費,一些窮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此前在富裕的上海也發生過類似事件。

不要小看這兩件在三天之內發生的事件,因為這兩件事情其實包含著解讀中國經濟的一把重要鑰匙,那就是中共政府為經濟改革設定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鄧小平的「先富帶後富」成功了嗎?

號稱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用極其通俗的兩句話表達了改革的目標,那就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別小看這兩句話的影響,就是在這句「先富帶後富」的口號感召下,一盤散沙式的中國人一度都曾將經濟改革視為天籟福音,以為這條路將使自己擺脫如魑魅附身的貧困,進入小康。

但「改革」已近30年,現實教育了大部份中國人:占人口少數的官員以及與官員相勾結的人(當然還包括部份人因緣際會搭上改革這輛便車)確實「先富起來了」,這部份人不僅可以享有不只一套的美宅豪車,還可以花鉅資讓子女進歐洲最昂貴的私立學校。但問題是全體人民並未跟著富起來,各種類型的改革所製造的窮人數量遠遠多於富人,占人口將近80%的人口沒有搭上中國那輛現代化的列車,生活在底層的人不僅一職難求,連供養子女上學、購買住房也成了沉重的負擔,甚至喪失他「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的權利。所有的現實均表明,備受讚譽的中國經濟改革,並未讓占人口80%以上的下層人民從中獲利。

有兩組資料足以證明上述結論。

一組資料是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吉尼係數(編按:吉尼係數是衡量所得分配平均與否的指標,其值介於零(所得分配完全平均)和1(所得分配完全不平均)之間。一般來說,國際間是以吉尼係數0.4作為警戒線,若超過0.4,表示貧富差距問題開始惡化)。據中國官方給定的資料,自2003年至2006年,就一直在0.47至0.458之間徘徊。這個資料可能遠低於中國的現實,因為另一份調查顯示,150萬個家庭(約占中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這還只計算了存款、股票等資產,沒有計算灰色收入──而在發達國家,一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此資料表明,中國已進入世界財富高度集中的國家前列。而導致財富迅速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的槓桿,就是筆者反覆談到過的「權力市場化」,是中國普遍的貪污腐敗造成的。

另一組資料則表明職工工資總額在GDP中逐年下降,國民收入分配逐漸向資本所有者傾斜。一個社會正常的收入主要由三部份構成,利潤、利息與工資收入。對於中低收入階層來說,其收入主要來自於工資。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編寫的2007年企業藍皮書《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指出,1990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個百分點;而同期營業餘額占GDP的比例卻從21.9%增加到29.6%,增加了7.7個百分點。這一現象顯示,目前很多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利潤侵蝕工資」,這不僅表現在非國有企業員工收入長期低於經濟增長速度上,也表現在國有企業(包括中共某些重要的國家機關)大量使用臨時工等體制外員工和高級技職人員。而被中共喋喋不休批評的「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如美國就是58%,少數福利國家甚至高達65%。

中國經濟改革肥了黨國,瘦了百姓

上述兩組資料羅列的財富集中,不全是通過所謂「市場經濟」的分配機制,有些其實完全是赤裸裸的掠奪。比如近十年以來地方政府通過農村徵地、城市拆遷而直接掠奪的土地出讓金,不僅支撐了地方財政的半壁江山,還使得中國財富排行榜中的富豪集中於房地產業,肥了貪腐官員個人的私囊。當然,為地方財政、房地產富豪與官員個人財富做出犧牲的,是近十年來失去土地的6,000萬失地農民與失去住房的近400萬城市拆遷戶。

如此多的的不義、不公強盜行徑,嚴重侵犯了中國人民的人權,導致近五、六年以來中國每年都要發生數萬起社會反抗事件。對此中國政府為什麼坐視不理?原因在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真正目標其實只是富國強兵,而不在於富民──這裏的所謂「國」還只是中共一黨專制下的黨國,鄧小平的「先富帶後富」只是當年他為了擺脫統治危機讓人民擁戴自己的一個空頭承諾而已。在對待政府與民眾的關係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並無實質區別,毛澤東當年為了富國強兵,完全無視數億中國人的生存權利。比如通過工業品與農產品的價差大肆掠奪農村;為與蘇聯爭當國際共運領袖而大煉鋼鐵,造成餓死3,000萬人的三年大饑荒──前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為此將毛式「富國強兵」策略諷刺為「衛星上天,人民卻窮得沒褲子穿」。鄧及鄧後的中共領導人在這點上與毛並無本質差別。看清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中國的經濟改革雖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大經濟實體(2006年資料),但中國政府卻吝於投資建立社會福利體制,中國成為世界上一個窮人最多的國家。

只有理解了中國當局為經濟改革設定的真正目標,才算是為理解中國諸種經濟社會現象找到了一把解讀的鑰匙。

何清漣簡歷

目前旅居美國的何清漣女士是中國湖南省邵陽市人。1983年畢業於中國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8年畢業於中國復旦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經濟系任教。

何清漣赴美前居中國深圳,供職於《深圳法制報》社。近年來專門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尤其是對中國社會轉型期資本形成的特點,政治資本、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等各種社會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國家、社會和市場之間相互作用、相互衝突的關係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在中國及國際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1999年6月14日「亞洲之星」專號曾將何清漣評為「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中國的《三聯生活周刊》(1999年11月28日)將其列為影響中國的二十五位時代人物之一。

2000年何清漣因發表於《書屋》雜誌上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而受整肅,2001年6月中旬被迫離開中國。之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紐約城市大學斯塔騰學院、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做過訪問學者

何清漣著述甚多,最為著名的是《現代化的陷阱──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國外版名《中國的陷阱》(1997年9月出版)。該書對中國改革以來有關國家資源分配領域內產生的經濟問題,以及這些經濟問題產生的制度環境,尤其是權貴私有化進程及各種事後不良社會反應進行了深刻剖析。台灣的Taiwan News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在台灣出版的著作尚有2006年黎明出版社的《霧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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