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为万古云气封闭的西蜀，在岷峨雪浪汇入长江的大雷之音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议者按其生辰解说「十二月为辛丑，十九日为癸亥，水向东流，故而才汗漫而澄清。」正所谓人各有命，命中注定这个婴儿将带着天授的禀赋与才华，将做出一番不朽于人间的事业，他就是苏轼（苏子瞻，苏东坡）。
二十二年后，当时执文坛牛耳的欧阳修第一次读到苏轼的文章，大奇道：「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仁宗皇帝第一次读到苏轼及苏辙的制策，喜而叹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后来，如众所知，苏轼既未做到宰相，亦未做到久立中朝的国士，他的一生可谓薄宦有四方之游，他的足迹到达过天涯海角，而他的诗、词、赋、记、传、论……传遍中夏与海外，蜚声当时与后世。
展读苏轼的文字，我们看到一位以文字游走人间的人，他的每一个足迹都是一首诗、一曲词。
城市不识江湖幽
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苏轼浮家泛舟往迁京师。路过巴东县时，他写下了一首关于寇准的诗。诗中充满着对这位前朝重臣当日寓居巴东英雄未遇的感叹，而在收笔处写下「当年谁刺史，应未识三公」，昂扬起他那与生俱来不为势稍屈的豪气──那样一个苏轼，当时伫立于船头，任耳际风生、任江水噌吰、任宿昔的志向澎湃于胸中。
然而初入仕途的苏轼，却遇到了熙宁变法。苏轼做为一个异议者，外调杭州。这是他仕途上的第一次低谷，却是他文学上的一次进境。在杭州，苏轼盘桓于孤山之下，优游于西湖之上。来的时候正是冬季，这南国也有落木萧萧、飞雪暗天的时候。转瞬则是春湖水暖，那深青浅碧之色宛如一顷琉璃。到了夏季，西湖的水最是深幽，在月下更化为茫茫菰蒲。这天地间的灵气无处不在地浸透了苏轼的诗文，他不无知足地写道：「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这些人生快意一直持续到他离开杭州。赶赴密州的那个晚上，苏轼与三五子夜游松江，置酒垂虹亭上。座中有张子野，以词名擅天下。大家赋诗、填词、饮酒、作歌，颓然大醉，夫复何求。
一蓑烟雨任平生
饱看了江山如画，苏轼不禁感慨人生的无常。不过，当他刚刚写下「君不见钱塘宦游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这样的命运却落到了自己的身上。这一年是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走到他仕途的第二次低谷，身陷乌台诗案，被论罪下狱。在经历了一番「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惊心动魄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他名动天下的文章此时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不祥之物，写有他诗文的书被焚烧，刻有他诗文的碑被移走。不过他大概想不到，在他的文章几成禁文后的几年中，神宗皇帝常在用膳时读着他的文字，感其文字的精彩而停箸忘食，大呼奇才！他也想不到，这几年中，神宗几次想起用他再入中朝，但每每为当道者所阻而作罢。
不过，这未尝不是苏轼得天地之独厚，身在黄州的他，在又一次人生的低谷中，文学造诣却走上顶峰。在今天看来，苏轼一生中最有声有色的故事都发生在黄州。在黄州，苏轼躬耕于东坡，从此以之为号。在东坡，他得一废圃，修筑雪堂，写下雪堂之记。而除了躬耕于东坡、会友于雪堂之外，早在家乡就熟识的方外之交宝月大师也在此时派弟子前来探望。苏轼依旧喜欢谈禅论道，却并不只是文词上的口头禅，有了这些人生的经历与磨难，对那些禅机道理似乎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从这里开始，苏东坡不仅以居士自称，还写出了《东坡集》中几乎所有最有灵性的文字、最为壮阔的文字、最是通达的文字。
宋神宗元丰五年，是苏东坡47岁生日。他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饮美酒，骇心动目于「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观，亦不忘将最后一樽酒「还酹江月」，与天地共醉。也许他此刻的心情仍似「一蓑烟雨任平生」，或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而他的诗文与大名，却乘大江以东去，倒天潢而连沧海，千载浩荡，汗漫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