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不到半年来发生的「12跳」问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重新跳出中国由来已久的「农民工」问题。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志柔，是台湾少数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对于富士康的问题自然有其深入的见解。
富士康的「宿舍体制」管理
陈志柔首先谈到一般外界指责的富士康是血汗工厂、有劳动管理问题等焦点，他认为，工人会跳楼，其实是一种心理压力、社会疏离，是「社会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工人回到宿舍，一起住的人跟他没甚么关系，没有办法建立个人社会网络或社会支持系统，他在很机械化管理场域中。我认为问题在这边。」
陈志柔表示，目前看到对富士康的批评包括工时高、工资低等，可是相对来讲，比起其他外资工厂、私营企业，并没有大差异。
富士康员工近3个月连续的自杀事件的确比华为、台达电，或比其他任何劳力密集的企业都多。陈志柔认为如果要归咎到管理方式的问题，就要看富士康和别人有甚么不一样。他分析富士康所谓的「管理特别严格」，是因为「员工像部队一样庞大」，且「大多数住校」，也就是员工住宿舍者众多，不像有些中小企业工厂工人，有很多可以住在外面。这样的管理特质，让工人下班以后没有办法建立私人社交生活。陈志柔认为这对一个人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制度运作到最后，人变成小螺丝钉，没有喘气空间。如果多数工人到外面住，他们精神压力就没那么大，他有他的同乡、朋友网络。当然，这样富士康的管理可能成本会高很多，且在厂住宿的工人根本负担不起在外租屋的生活费。」
背后的「社会问题」才是关键
然而，陈志柔认为富士康的「宿舍体制」管理问题，其实是导因于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城乡二元制」。这种将中国城镇和乡村户籍严格二分的管制，使得农民工这种暂时性的流动人口，无法搬到城市附近去落地生根。
陈志柔说：「工人为甚么住宿舍？因为工厂外面没有家，工人不是喜欢住宿舍，因为经济弱势、社会区隔，工人才别无选择住宿舍。」如果是正常的开发中国家，其实离乡的工人可以选择搬到大都市附近乡镇去居住，例如台湾云林的人搬到台北县三重市。但中国的制度让农民工无法做长久性的流动，所以不得不住宿舍。
陈志柔认为富士康只是因为它面对这种流动来的农民工，将之军事化地管理到宿舍里去，所以压迫到精神生活，当然会出问题。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
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化」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农民工」已经成为藍領勞动阶级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民工的特征身分，起源于毛时代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在户籍制度下，乡村居民只能拥有农民户口身分，離乡背井到发展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后，无法取得当地户籍身分。这些「外來人口」，因此被排除在移居地（或旅居地）的城市福利之外。
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吴介民教授的研究显示，农民工虽然是工人，但却不具有「国家职工」的法律制度地位。他们与中国国营部门所雇用的「职工」不同，最显著的就是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有一般国营部门职工的一半左右。
除了工资外，吴介民指出，民工普遍没有受到勞动法规的保护。一般而言，外资部门的情况较好；台资作为外资的一环，情况介于欧美日外资与内资厂之间；而私营内资厂，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民工几乎是得不到勞动行政单位的保护。
另外如社保的不平等，也是最遭诟病的一个问题。一般私营内资在地方官员的弹性执法下，能免则免，因此民工的总体社保覆盖率很低。根据中国2006年一份官方资料显示，四种主要社保项目（养老、医療、失业、工伤）对于民工的覆盖率，分别只有26.6%、26.2%、15.3%、32.5%。
中国人缺乏精神信仰的寄托
对于富士康显现出来的中国整体性问题，陈志柔特别提出第二个主要因素是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当人遇到压力，全世界皆然，要有社会支持、要有家庭网络、要有信仰支持。一般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你要有宗教信仰，这对精神生活的寄托是很重要的。而这在中国长久以来被否定、被忽视！这都是大社会制度的问题。」
陈志柔也提出「二代工人」问题：「以前中国劳力便宜耐操，现在未必了。新一代年轻人有对他自己生活空间自主的期待。上一代比较对自我空间没那么大需求，所以那一套方式在过去那一代没问题；这一代人，除了经济上，还对自我实现有渴望。当他突然恍然大悟，他在这边只是小螺丝钉，每天来这边交不到朋友，甚至也无法自在上网、无法自在看电视，那样落差就很大。」
陈志柔建议台商在管理这些人，要满足其社会生活。所以目前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乡镇政府要求台商要把宿舍盖在厂区外面，虽然地方政府的动机是希望这些工人消费拉动房地产及内需经济，但相对来说，工人在工厂外就会有社会生活，就会有私人时间。
然而，目前中国的改革方式，并不让富士康这类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或安居下来。陈志柔指出，目前中国城乡二元制的改革，在部分地区让有正当职业能买房的农民工，往往是工厂干部或是有技术的工人，可以得到城镇户口。而像富士康所雇用这种年轻的、流动的、低阶的农民工，则不在改革受惠范围之内。中国目前的户籍改革多在二线城市，不是在上海、北京、深圳、苏州这些一线城市，所以无法解决外资企业农民工的问题。
看来，富士康的问题不是短期或是富士康本身的能力所能解决的。整个中国大环境不改革，尤其是「城乡二元制」不改革，农民工的「悲歌」将唱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