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學運》「太陽花」打破了誰的日常?

林秀幸

上個月某個週日的早上我天人交戰,已經報名「公民憲政會議的願景與挑戰」,但是想到週日還要一大早趕車、接駁趕到台大,再穿過無聊且豔陽毒照的椰林「大道」(椰子樹已經被懷疑「不是樹」,尤其是它的無庇蔭能力和抓地力超差,它一直構成我不喜歡台大校園的原因之一),實在就很失去動力。每次都是一時衝動報名,通常以天人交戰為過程,最後都是人的因素讓我出席,而不是好學。想到這個會議有限制人數,我佔掉一個名額,沒去有點說不過去。況且我對同學有個允諾。所以只好飛車趕到高鐵站…..。當初會報名,是因為這個會議是太陽花出關之後的延續,而我們交大天光的同學希望持續地和這個運動的社會改造保持聯繫,我多少要來看看。

參加這個會議的大部分是法學和政治學者以及公民組織的朋友。 除了和民主平台的朋友以及台教會會長打招呼之外,我認識的人不多。我要這麼說,實在是領域的差異,讓我們平時很少真正跨學科,而我也強迫自己聽了一天法律和政治術語。然而是什麼動力讓我願意來一個不熟悉的場子傾聽呢?

太陽花!但這樣說並不清楚,而是太陽花牽動的想像和動力。換句話說,學術圈的某種力量把我們的大學日常圈限在一定的範圍裡,如果我們稍微省思,或許可以嘗試找到生活慣性和動力的客觀結構性因素,而這個結構又如何被我們內化成價值和習慣。


source: 不上大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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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裡顯然地是由「科系」決定了大部分的生活界線,同學們在該科系努力上著課,每堂課的報告和考試填滿了日常的時間。而老師是這門課的始作俑者,他主導了上課的內容,何時交報告和考試以及份量。那麼老師們被什麼決定他的職業日常呢?我必須說,百分之80(歐,甚至90)由他的科系的學術動態和評價標準來決定。我們被一門科系訓練之後,就納入了這個學術社群。這個社群如何彰顯它的權力呢?出版的書本、發表的期刊,同儕的眼光、申請的grant,在學生間的知名度或是遠在西方求學地的老師輩的重視,構成了你的「地位」,林林總總一大籮筐。我們不僅在意這些(有些已經化做一堆數字),這些也成為我們生活中行為的主要動力。這個動力讓我們熬夜趕論文、手上永遠抓著一本書、算發表數、邀請講者、 參加研討會、並因此而決定自我的價值。而我必須說,這個社群垂直向的「權力感」要遠遠大於橫向的「連結性」。「計算」而非社群情感主導了這個社群的「全球經營」?!

這個學術權力的制約性,恰恰就起因於學術社群的「全球化」。這個全球社群由於它的縱深過大,戰線太長,聯繫的方式只有一種,就是照數字和能見度操(想像一下戰場上的聯繫方式)。再強調一遍:「數字」和「能見度」。而在地的效應,照Comaroff   對新自由主義的在地影響說法,呈現了「短路狀態」:所有的生活面碰到這個產能問題,立刻要讓步,讓他斜刺穿越……..。這表現在我們恆久的焦慮:少看了一本書,跟不上最新的思潮,說不出hot issues。而這些焦慮有如電腦的驅動程式深植在我們的腦中和身體。我們每個人肩上背著一個地球的重量,背也越來越駝……。很顯然地,這個驅動老師的全球性力道也一定影響了上課的方式和內容,當然也影響了同學,同學們跟著進入了這個的浩瀚而無邊的學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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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很難跨出我們的科系界線,因為:這個垂直制約的學術工房,耗盡我們畢生之力也難清理出一哩路的現實,使我們有如追不到日的夸父,眼睛只有垂直面的搜索和追尋,找不大到時間橫向環顧周遭的日常聯繫。 這是一個垂直(不見得分工)驅動的場域,焦慮來自於全球性的壓力或權力,想想我們閱讀的材料永遠是以全球作為尺度。我們對這樣的氛圍和驅動動力已經習以為常,連學生也被涵攝到這樣的邏輯。

然而太陽花卻短暫地打破了這樣的慣性,雖然只是短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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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學衝進了「立法院」,就表達了一個明顯的寓意,這是一場攸關法律的戰爭。確實,這個運動起因於一個30秒的「蔑視正當法律程序」的舉措。從那天起,每個參與運動的同學或同行,不管是不是法律系的,都必須開始研讀相關法律,以及思索法律的意涵和意義。譬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名稱實在冗長!)、民間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行政命令的法律位階等等…..。相信很多同學、同仁都和我一般平常對法條的研讀沒有多大熱忱,在運動期間也都因為法學專家的提醒,跟著讀了不少「法」,尤其是服務貿易協議。而新戰神和法律的緊密關係也都說明了這個法律戰的時代意涵,包括起因和出關後的允諾:服務貿易協議的爭議和預定召開的公民憲政會議。這幾年的社會運動實在都是以「法律」為最直接的戰場。我突然想起來歐巴馬念完政治系後跑去念法研所的原因,就在於他理解到全球化時代的政治,有一大部分在處理跨國企業以及相應的法律戰。(天啊,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幽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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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顯然的,參與這場運動的人不會都是法律人,各行各業各個科系的人都在3/30衝上了凱道。那一刻在凱道上的人們,不管什麼背景一定都感受到相互之間一個秘密的聯繫,我們曾經在那一刻共同擁有一個秘密。不少人為文解釋了太陽花的起因,但是我只提出一點,馬政府和中國的「秘密協定」挑起了大家最敏感的神經:「台灣是不是要被出賣了?」如果說「台灣作為一個有主權有尊嚴能生活的所在」是太陽花關注的核心,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只是這樣的核心關懷和焦慮,是以一種法律戰的方式呈現。

那麼對於我們這些非法律科系的師生來說,我們可以如何介入,或是以什麼姿態介入變成我們這段時間,個人和團體間思索的問題。人類學界表現在芭樂人類學部落格在運動期間的幾篇系列文章,於下半年人類學年會籌組論壇,和下學期抬青椒的聯合開課計畫。社會學界也舉辦了一系列的論壇、講座,談論這個2014年最燦爛的一朵花。這也是我為何硬撐著要在週日早起,趕一場不是我的專業的會議:運動過後,我們都在思考著如何以「台灣」作為「方法」或「思考的框架」,如何可以跨越學科的界線,嘗試橫向連結,構築一個「更為適意的台灣」以回應那個我們心照不宣的祕密聯繫(需要對照中南海和馬政府另一種心連心嗎? )。譬如我們交大反服貿同學所組的「交大天光」社團目前正企圖轉型為常設組織,並且已經規劃好讀書會一系列要讀的書,這個讀書規劃就是以台灣作為思考的框架,企圖理解她的現況─如何鑲嵌在全球的架構?以及尋找她的未來─她有什麼能量可以翻轉這樣的局勢?這當然是一場跨學科之旅,一個橫向的情感驅動的療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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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運動最激烈的時段,以罷課,也就是把系所課業擺一邊,以超出日常大學學習生活的異常來抗議國家的「異常」。我們師生也都現身立法院外的草根民主論壇代替課堂上課。這些大概最直接說明了太陽花阻斷的是什麼?一個過去以某種力量結構鞏固的學科學習方法和日常。

如果說我們平常的「系所」分科是一個學術制度發展史上的某種分類,她成因於一種偶然,被市場效應所加強,為全球場域的垂直權力所鞏固。太陽花的出現,不僅打破了全台灣慣習的日常──多少人在那一兩個月把工作丟一邊?也打破了這個被全球權力支持或支配的學科制度界線,讓我們在過去兩個多月來,以「台灣」為尺度,遊走在界線之間,嘗試做橫向連結,以回應我們共同的想像──「小國小民、好國好民」。誰說太陽花只是對執政者的抗議和中斷?難道不是將學術權力鞏固的學科界線中斷了一次,相信也對所有被權力箝制的界線和框架鬆綁了一次,只是我們現在還無法明確地描繪出她的影響力。

編按:「公民憲政會議的願景與挑戰」可於線上收看

 

 

(本文僅代表作者之意見與立場)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2014年6月9日,作者林秀幸為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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