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羅曼.羅蘭作品:《貝多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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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期
劉惠宜
我是替人類釀製醇醪的酒神。是我給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熱狂。──貝多芬

當我閱畢由傅雷翻譯、法國文豪羅曼.羅蘭所著的《貝多芬傳》,心裡不禁感慨,如果我早幾年讀到這本書,我的人生會不會有甚麼不同?

對貝多芬最早的印象來自音樂筆記本上的封面──他一頭不受約束的卷髮,拿著鉛筆準備寫譜、眼神篤定的鄭重模樣。那時音樂班同學們的書包裡,人人一本貝多芬。對我們來說,這個名字就是一門學科的代名詞。另外,在鋼琴的琴蓋上也常常見著他,有些除濕器就是以貝多芬的頭當造型。鋼琴彈一彈,一抬頭,貝多芬就看著你。他裝了金框的畫像高懸在教室供學子瞻仰;那些艱深的奏鳴曲更讓人相信它們不可能來自一位跟你我一樣的凡夫俗子。對不少人來說,他只是「音樂」的同義辭,一個遙不可及的傳說。

鋼琴家陳必先說:「不管彈誰的音樂,我一定發自內心尊敬作者,然後徹底研究這個人和作品。」而以一個欣賞者的角度深入瞭解貝多芬的生平後再聽他的作品,那些平面的音符彷彿木偶被仙女注入了生命似地站了起來,開始在五線譜上活力十足地跑跳追逐——這些音符原本就來自一位血肉之軀啊!

推薦《貝多芬傳》有兩個理由:一是譯者傅雷先生的文采,二當然是貝多芬壯闊的生命故事。

不只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主人翁的性格頗多取材於貝多芬,他的精神也鼓舞著現實生活中的羅曼.羅蘭:「……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歸路,得到了鼓勵,和人生重新締了約,一路向神明唱著病癒者的感謝曲。那感謝曲便是這本小冊子。」《貝多芬傳》於焉而生。

這段雅致的譯文出自翻譯名家傅雷。本書開場的譯者序,擲地有聲,頗能打醒渾噩度日之人:「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不經過戰鬥的捨棄是虛偽的,不經劫難磨練的超脫是輕佻的,逃避現實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們的致命傷:這是我十五年來與日俱增的信念。而這一切都由於貝多芬的啟示。」

以往只知道貝多芬為耳聾所苦,卻不知道從他1802年的遺囑內透露,此時耳聾已六年了,也就是絕大多數的作品都是耳聾後寫的!貝多芬對深沉的低音比高音更敏感。據說晚年他是用一枝小木桿,一端插在鋼琴箱內,一端咬在牙齒中間來聽音。

這位耳聾的音樂家「在傷心的隱忍中找棲身」,他向神吶喊:「噢神,給我一天真正的歡樂吧,就是一天也好!我沒有聽到歡樂的深遠的聲音已經多久!」

此時他已無病癒的希望了,但他在寫完遺囑後,仍堅強地活了二十五年。在給他的兄弟的這份遺囑裡提到:「把『德性』教給你們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錢。這是我的經驗之談。在患難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殺的,除了藝術以外,也是道德。」

傅雷在〈貝多芬與力〉一文中認為:「沒有一個藝術家對道德的修積,像他那樣的兢兢業業;也沒有一個音樂家的生涯,像貝多芬這樣的酷似一個聖徒的行述。」

羅曼.羅蘭認為,貝多芬在德國上層階級中所享有的威望,不但是藝術方面,也來自對他道德的尊崇。提起貝多芬,不能不提起上帝。這裡的上帝,指的是十八世紀泛神論中的上帝。

對貝多芬而言:「最美的事,莫過於接近神明,而把祂的光芒散播於人間。」

他的崇拜者稱頌他的天才時,第一件想到的事不是學術或藝術,而是他的信仰。貝多芬對此讚美也覺得受之無愧。1819年,貝多芬在爭取侄子的監護權時,他在維也納市政府自信滿滿地聲稱:「我的道德的品格是大家公認的。」

貝多芬有一位超級粉絲,是十九世紀卓越的德國政治家俾斯麥。俾斯麥曾這樣說過《熱情奏鳴曲》(Op.57-1804):

「倘若我常常聽到它,我的勇氣將永遠不竭。」1870年,曾任德國駐義大利大使的葛台爾在凡爾賽一架破舊的鋼琴上,為俾斯麥演奏這首曲子。聽到這件作品的最後一句時,俾斯麥說:「這是整整一個人生的鬥爭與嚎慟。」

這位被尊為德國的領航員常說:「貝多芬最適合我的神經。」

然而,受到如此讚賞的音樂家,卻是疾病、貧窮纏身,與他崇拜的莫札特一樣,沒過過甚麼好日子。在維也納三十五年,搬了三十次家。

1818年,他寫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還得裝著日常生活並不艱窘的神氣。……要以工作來換取麵包實在是一件苦事。」

貝多芬往往因靴子破洞無法出門,背負著對出版商的龐大債務,作品又賣不出錢。他的奏鳴曲,每曲得花三個月才能完成。列在全集內的有三十幾首,而全部的奏鳴曲卻只能掙得難以糊口的收入。彷彿用血淚寫成的四重奏(Op.127,130,132)更是一毛錢都沒拿到。

1814年維也納會議以後,維也納的音樂口味偏愛義大利的羅西尼,把貝多芬視為迂腐。而貝多芬對批評的態度一向是:「我和服爾德一樣地想:『幾個蒼蠅咬幾口,決不能羈留一匹英勇的奔馬。』」

他對自己的才華深具信心:

「至於那些蠢貨,只有讓他們去說。他們的嚼舌絕不能使任何人不朽,也絕不能使阿波羅指定的人喪失其不朽。」

關於音樂,貝多芬的信念是:「沒有一條規律不可為獲致『更美』的效果計而破壞。」

《D小調第九號交響曲》中的〈歡樂頌〉堪稱人類社會中的世界歌。1985年,它被定為歐洲共同體之歌;1989年拆除柏林圍牆時,人們唱的是〈歡樂頌〉。回到1824年,《D大調彌撒曲》和《D小調第九號交響曲》在維也納第一次演出。貝多芬完全沒有聽見全場的喝彩聲,對於他來說,相伴左右的一直只有「孤獨,完全的孤獨。」即便他處在舞台上,那仍是孤零零的一人世界。直到一位女歌唱演員牽著他的手,把他面對群眾時,他才驚覺全場已經起立,揮舞著帽子向他致敬,像電影中萬頭攢動的消音鏡頭。

「情況之熱烈,幾乎含有暴動的性質。當貝多芬出場時,受到群眾五次鼓掌的歡迎。在此講究禮節的國家,對皇族的出場,習慣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禮,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響曲引起狂熱的騷動,許多人哭起來。貝多芬在終場以後感動得暈去。」

反諷的是,《D大調彌撒曲》當時發售預約時,只有七個預約者,其中沒有一個是音樂家。而這場盛況空前的音樂會,對貝多芬沒有帶來絲毫盈利,他依然貧病交迫。也許,就像貝多芬自己所言:「我的王國是在天空。」

1827年二月,他躺在病床上受著臭蟲的騷擾,等待第四次的手術。也許是疾病的磨烤,貝多芬變得柔和了,也更加忍耐。等待手術期間,他安祥地說:「我耐著性子,想道:一切災難都帶來幾分善。」同年三月,他在風雨交加中辭世。

羅曼.羅蘭總結貝多芬的一生:

「一個不幸的人,貧窮,殘廢,孤獨,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來給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難來鑄成歡樂,好似他用那句豪語來說明的可以總結他一生、可以成為一切英勇心靈的箴言:『用痛苦換來的歡樂。』」

這本書處處閃爍著一位勇者的光輝。閱讀傅雷先生的文字更是讓人緬懷前輩的風骨與逐漸逸失的深厚文字功底。我想以此書與讀者互相勉勵、互相打氣,當人生走入陰暗幽谷,請別自棄,聽聽貝多芬的音樂,想想這位也曾行走於世的勇者樹下的楷模。或許我們也會如羅曼.羅蘭那樣,因著貝多芬精神的鼓舞,和人生重新締約,在人生旅途上再度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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