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溫家寶10月6日在中歐高峰會提出一個三不主張,要求國際社會不要打貿易戰、不要打貨幣戰,不要壓人民幣升值。不要打貿易戰和貨幣戰聽起來很合理,但中國不讓人民幣升值的政策既是一種貨幣戰也是一種貿易戰,中國卻要外國縱容中國繼續壓低人民幣匯率。所以這是標準的「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霸道心態。
先談談匯率的基本概念
匯率是各貨幣間的兌換價格,壓低本國匯率就是壓本國貨幣的價格,其實也就是抬高外國貨幣的價格,因此過分操縱匯率的做法就是貨幣戰。而操縱匯率的辦法也和貨幣政策密切相關。
當一般國家國際收支有順差時,該國該時段因出口等因素收入的外匯(也就是外國貨幣)大於它為進口等因素所須支出的外匯,也就是在外匯市場上整體而言外匯供給(也就是要出售的外國貨幣),大於整體外匯的需求或要購買的外匯。因此,外國貨幣就有跌價的壓力,這也就是外國貨幣要貶值,而相對的就是本國貨幣要升值。
此時該國若不願讓本國貨幣升值,常用的做法就是由中央銀行把市場上多出來的外國貨幣買走,這樣市場上外國貨幣的賣壓,或本國貨幣價格相對上升或升值的壓力就會消失。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這種干預,一方面讓其持有的外匯,也就是該國的外匯準備增加;另一方面央行拿出來購買外匯所用的本國貨幣,也使本國的貨幣供給量增加。所以由一國外匯準備是否持續快速增加,就可看出該國是否在干預外匯市場以使其貨幣免於升值。
外匯準備愈多和增加愈快,用貨幣戰來壓低匯率的嫌疑也愈高。中國多年來國際收支有鉅額順差,多出來的外匯收入主要是由中國政府購買,因此中國累積了全球最大的外匯準備,外匯準備並繼續快速增加之中。所以中國一直在進行不讓人民幣升值的貨幣戰。
也有合理防衛的貨幣戰
這種防止升值的貨幣戰不一定是主動的戰爭。有時國際資金基於投機套利等因素而湧入一個國家,而造成該國國際收支的順差。這種情況若政府不介入,即可能使其貨幣大幅升值,而使其出口產業及與進口品競爭的產業失去競爭力,結果生產會減少,就業也會減少,甚至使一些企業倒閉或外移而使該國經濟受到長期較嚴重的傷害。因此該國有理由干預外滙市場以避免經濟受到太大的傷害。
然而合理的干預也就是防衛性的貨幣戰可做到甚麼程度並不明確,因此不少國家也把防衛性的戰爭打成侵略性的戰爭,而想為本國搶到更多出口的機會。在中國鉅額國際收支順差中,中國也有鉅額的貿易出超,也就是說中國的出口值長期遠高於其進口值。而且中國也有鉅額的外國長期或直接投資流入。所以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中,本是國際投機資金或熱錢的比例並不高,中國把國際收支順差全部買走而不讓人民幣升值的程度,遠超過被動防止投機資金流入的程度,而有更多主動抑低匯率(也就是貨幣戰)的成分。
貨幣政策也影響匯率
除了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各國的貨幣政策也可以間接影響外匯的供需和匯率。其他條件不變時,一國利率下降即可能增加資金淨流出的金額,而有使本國貨幣貶值的作用。
一國信用擴張或貨幣量的增加除了可能壓低利率,也可能增加國內對產品的需求使得增加進口並減少出口,因此也可能使外匯需求增加而供給減少,並造成其貨幣貶值的效果。貨幣供給的增加若使本國物價上漲較多,透過其增加進口減少出口的作用,也會使本國貨幣貶值。
簡單地說,匯率是貨幣的相對價格,所以某種貨幣若增加太快,很可能就要相對跌價,也就是要貶值。因此增加貨幣供給的政策,也可能是故意讓貨幣貶值或不升值的政策。
中國自己放火卻指責美國點燈
由於美國長期信用擴張,金融風暴之後更運用鉅額赤字來刺激景氣,因此美元和其他國家間的匯率變化壓力可說有部分是美元增加所造成。溫家寶總理就說歐元波動是美元所造成的,不可把這個帳算到中國頭上。
不過,中國去年也大肆擴張信用,其廣義貨幣供給增加的速度達27.7%,新增信用約占國民所得的三成,都遠高於中國平常的水準,也遠高於其他主要國家。這種貨幣擴張和美國一樣都是要振興景氣,中國若可指責美國在進行使美元貶值的貨幣戰,那中國豈不也在進行避免人民幣升值的貨幣戰?
各國操縱匯率的主要目的,常是要維持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增加出口和減少進口,所以匯率戰也常是一種貿易戰。本專欄上期已指出中國1990年代讓人民幣貶值而搶走東南亞各國市場的歷史;中國也說現在不願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是怕出口減少使企業破產、勞工失業以及社會動盪。中國各種不讓人民幣升值的政策,就是要在國際貿易市場搶到更大的部分,也就是搶走其他國家的就業,所以是一種貿易戰。
但溫家寶總理卻一面說反對貿易戰,一面又說反對人民幣升值。中國各種不公平貿易也是全球主要國家中最嚴重的。去年全球約七成的反傾銷控訴和三成對政府補貼的控訴都是針對中國。中國做盡不公平的貿易政策,並極力控制匯率,溫總理卻可高唱不要貿易戰,可說暴露了中國缺乏真誠而好玩弄文字的面目。
在同一天的談話中,溫家寶還說:「中國的目標是追求平衡永續的貿易,不是一味追求順差。」而中國實際上不只有全球最大的順差,還壓低人民幣匯率以免出口和順差縮小。對於中國管制稀土金屬出口,以及拒售稀土給日本做為政治爭議的武器一事,溫家寶也說:「我們不會利用稀土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而是為了世界的永續發展。」這種玩弄文字來強辭奪理的做法,只能在獨裁的國家內部使用,拿到國際上是騙不了人的,反而暴露其霸道而已。
各國應協議合理匯率
由於全球資源的限制,全球的生產不宜再快速成長。同時美國也難再維持鉅額入超以支持全球需求的快速成長。因此全球經濟成長可能必須減緩,各國可能為搶奪有限的成長空間而採取匯率戰和各種貿易戰。一般違背自由貿易或公平競爭的貿易障礙較容易認定,各國也多只是偷偷地做。但透過控制匯率來低價競爭的做法卻較難認定,因為合理的匯率水準學理上就很難有共識。
而實務上各國合理的匯率更要決定於其他國家的匯率,所以各國常可振振有詞地認為自己的匯率水準已經合理,或者不願在競爭對手不升值的情況下讓本國貨幣升值。若要解決這種爭議,主要國家必須相互協議來讓匯率同時調整。這也就是不少人主張要有新一次「廣場協議」的原因。但當年廣場協議是由美國主導了其他國家大致的升值幅度,現在各國的爭議更大,美國也不再有這種主導能力,因此若要國際上達成協議,可能要先決定一個合理的調整標準。
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不過若由讓各國較公平分享全球發展機會的立場,出口增加太快的國家應該要讓一些機會給別國。我的主張是先討論各國合理的出口成長目標,持續超過目標的國家應升值。這樣才可使國際貿易和經濟成長的機會較公平分配給所有國家。
(作者為前經建會主委、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暨經濟研究所所長。現任台灣智庫董事長,為台灣經濟發展與國際金融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