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戰爭的模式已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從2022年俄羅斯揮軍烏克蘭以來，兩國的戰爭不再只存在於前線，「手機」成為兩國之間的新戰場。烏克蘭安全局近期公布，國內有多名未成年人因在通訊軟體「Telegram」上接受「任務遊戲」邀請而誤入情報陷阱，最後被敵方操控成為間諜。

例如今年3月，一名17歲少年就在執行任務遊戲、交付炸彈的過程中，遭俄方遠端引爆，當場身亡；另一名16歲少年則因偷拍軍事據點傳送給俄羅斯情報單位，被烏克蘭政府當場逮捕，並依叛國罪起訴。可見戰爭的發生不只限於前線軍人，青少年在手機螢幕背後，已成為現代戰爭的隱形目標。

社群軟體成為敵軍滲透管道

烏克蘭安全局指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近年透過社群平台，針對烏克蘭青少年進行數位化招募。招募方式往往從看似無害的小任務開始，例如要求拍攝軍事設施或傳遞簡單包裹，並承諾幾百至數千美元的報酬，這對未成年人來說相當具有吸引力。

隨著青少年上鉤，俄方會透過勒索或駭入手機竊取個人資料恐嚇，強迫對方進一步執行縱火、安置爆裂物、傳送導彈座標等高風險任務。許多青少年一開始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招募從事軍事滲透活動，有些人只是搜尋「快速賺錢」關鍵字，就接觸到了俄方招募帳號。烏克蘭強調，這已不是傳統間諜接觸模式，而是一種以日常社群互動為外衣、隱蔽又難以追查的新型滲透戰術，其中通訊軟體Telegram、TikTok、Discord等平台，因為具備加密對話、內容快速擴散、匿名帳號便利等特性，成為敵對勢力進行資訊戰和認知作戰最理想的操作空間。

間諜任務「遊戲化」

今年4月在利維夫（Lviv），有兩名17至18歲青少年受Telegram指令，縱火焚燒火車信號控制箱。2024年12月在哈爾維夫（Kharkiv），俄軍透過青少年拍攝的防空設施照片，成功進行精準空襲。甚至還有19歲女子受命將炸彈藏在捐贈烏軍的電動滑板車中，導致軍人死亡。而這些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並非特例。

根據統計，自2023年以來，烏方已逮捕超過700名與俄羅斯勾結的公民，其中有四分之一是未成年人，最年輕者僅13歲。這突顯烏克蘭青少年正被系統性地、在「不自覺」情況下，被利用成為「資訊武器」。

烏克蘭安全局局長馬柳克（Vasyl Malyuk）形容，俄國這一行動是一場深具惡意的「心理戰」，正將烏克蘭的下一代「武器化」。他指出，許多遭召募的青少年出身破碎家庭，或是因為戰爭關係成為孤兒，較容易受金錢與刺激性任務誘惑。俄羅斯情報單位精準鎖定這些脆弱對象，透過人性弱點吸收並控制青年，從內部破壞烏克蘭社會的信任結構與國家認同。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也指出，俄羅斯這種數位招募策略已擴展至歐盟地區，成為「混合式侵略」的一部分。這種手法與過去恐怖組織動員青少年自殺炸彈客相似，但更具隱蔽性，因為敵方不必親自接觸，只需透過訊息與金錢，就能操控孩子的行動，而且相當低成本、高效率，輕輕鬆鬆將青少年生命置於最前線，成為「人肉武器」。

當青少年成為戰爭破口

面對情報戰已經滲透到青少年的生活圈，烏克蘭政府展開了全國性的反滲透行動。2024年12月，烏克蘭安全局推出一款名為「揭露俄羅斯間諜」的Telegram機器人，讓民眾只需一鍵就能匿名檢舉可疑帳號。截至2025年4月，這個機制已處理超過5,000件通報，並協助逮捕600多名涉案者。同時，探員也走進校園，以「敵人就在你手機裡」為題舉辦講座，教導學生辨識招募陷阱。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曾敏禎指出，未來的認知戰將更「日常化」與「社群化」。敵對勢力不再依靠專業間諜或高階駭客，而是利用門檻低、擴散快的社群平台，進行滲透與操控。

這種模式往往透過演算法推播、情緒話題操作、假帳號互動或匿名散布訊息，滲入日常社交與輿論場景。戰場不再侷限於邊境和軍事機關，而是擴展到每個人的生活中。尤其青少年、弱勢族群，以及對政治冷感的群體，特別容易成為突破口。近年再加上AI生成內容、機器人帳號和自動化任務分配等技術，讓認知戰正逐漸走向「無人化」，也使得防範與偵測變得更加困難。

「敵人就在你手機裡」，聽來以為是某諜報電影的聳動台詞，卻是烏克蘭當下的現實，也正成為民主國家，包括歐盟、台灣必須即刻面對的挑戰。當社群平台被武器化，青少年不再只是戰爭中需要保護的群體，而可能被操控成為工具，甚至加害者。而這其中的人權問題與國家安全兩難，若是不謹慎處理，還可能造成社會分裂、破壞團結，這些問題恐怕會成為未來備戰狀態中最棘手的部分。

近年來，北京當局對異議人士的打壓，已不再侷限於國內，而是延伸至全球各地。從歐洲到北美，多個案例顯示，中共正透過各種手段，將其境內的鎮壓模式複製到海外，挑戰國際社會的司法主權與公民自由。

北京模式輸出海外

8月13日，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公園與當地法輪功學員發生衝突。現場影像顯示，梁振英突然接近正在煉功的學員，語帶凶狠要求他們透露姓名、籍貫與經濟背景，並揚言：「一旦我們掌握了你們的名字，回去後可以立即核對（監控資料庫）。」他甚至承認自己在任港首時曾監控與審查法輪功學員，暗示取得這些資料並非難事。這名中國前高級官員在芬蘭並無公開訪問行程，卻敢在歐洲公共場所對宗教團體進行威脅，引發外界質疑，也擔憂中共正試圖將境內對宗教與異議人士的管控模式，延伸至歐洲社會。

另一個案例是年紀最輕的《港區國安法》判刑者、前港獨組織「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他於2021年被判刑入獄，隨後在2023年獲釋。但他自述，即使出獄後仍持續受到國安警察的嚴密監視與騷擾，身心受創後，最終逃往英國並申請政治庇護。即便如此，今年2月英國仍有不少倫敦居民收到匿名信件，信中寫道，如果能將鍾翰林送到中國駐英大使館，可獲得港幣100萬元的賞金。這種「賞金獵捕」的行動在海外華人圈引起譁然，專家認為，中共目的不全然在於抓捕鍾翰林，而是故意製造恐怖氣氛，對所有流亡海外的香港異議人士施加壓力，逼迫他們噤聲。

「李老師」從線下到線上的跨境恐懼

另一位親身經歷中共「跨境鎮壓」的，是因「白紙運動」而聲名大噪的「李老師不是你老師」李穎。這位留學生在中國新冠疫情期間，透過社交平台X蒐集並傳播疫情真相，迅速成為揭露中國境內公民行動最重要的平台之一。此後，他繼續以此方式揭露中國社會與人權狀況，並在今年被推選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然而，即使他身處義大利，仍無法擺脫無孔不入的監控與騷擾。

根據《鏡週刊》專訪內容，2024年某日傍晚，李穎在羅馬的公寓門口，遭兩名白人男子以紅色噴漆留下「STUPRA」（義大利文的「強姦」）字樣。他回憶，即使是躲在門後，他也能透過監視器看見對方將噴嘴對準鏡頭，試圖遮蔽證據。事實上，在這次事件之前，李穎已因不斷遭受騷擾而更換了四個住處。當他向義大利憲兵報案，對方卻只想談論塗鴉本身，不願深入探討背後的政治騷擾。房東也因擔憂他引來「黑手黨」，而要求他限期搬家。

中共的騷擾手法除了線下威脅，更蔓延至線上。李穎透露，中共針對他進行「心理側寫」，得知他愛貓，便每天發送成千上百則虐貓的圖文影音攻擊他。當中國政府透過清查帳號，找出李穎的中國粉絲，並將他們帶走盤問後，李穎主動發文，呼籲粉絲「退追」自己，以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他甚至連網購都小心翼翼，一旦不小心買到中國商品，都會擔心地址暴露，被迫更換住處。

人權組織：中共是跨國鎮壓頭號肇事者

李穎的遭遇，印證了國際組織的觀察。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今年發布的報告指出，2014年至2024年間，全球記錄的1,219起跨國鎮壓事件中，中國所為的事件占了272起，高居全球首位。報告指出，中國仍是全球跨國鎮壓頭號肇事者。國際特赦組織也發布報告，指中國政府持續以網路監控、恐嚇威脅、非法引渡、透過代理人騷擾等方式，跨境鎮壓海外異議人士。

西班牙人權組織「人權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也在2024年發布報告，表示從2014年以來，中共成功從56個國家「強制遣返」約283名個人。中共在海外的行動包括：威脅和集體懲罰這些個人在中國的家人和聯繫人，對海外目標進行直接監視、騷擾和恐嚇，以及直接實施海外綁架。

中共「文化自信」的矛盾

中共這種「跨國鎮壓」行為，不僅限於政治異議者，也延伸到文化藝術領域。

起源於紐約的「神韻藝術團」（Shen Yun Performing Arts），成員以法輪功學員為主，是一個以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為宗旨的表演藝術團體，每年皆在全球各大城市巡演。然而巡演過程頻繁遭受中共的干擾，中共會透過各種管道，包括中國大使館與領事館，向各國的劇院、政府官員施壓，試圖取消神韻的演出；或是針對神韻藝術團的演員、相關重要人員進行恐嚇，甚至以中國親屬的人身安全作為威脅。

除了施壓各國劇院與官方，中共近年甚至採用更為極端的恐嚇手段。今年4月，神韻藝術團在台灣的巡演場地台中，市府就曾接獲郵件威脅，要求取消神韻藝術團在中山堂的演出，否則將「引爆炸彈」。經查證，該郵件來自境外，且該來源也以相同方式恐嚇了神韻藝術團在基隆的演出。雖然這些恐嚇信件隨後被證實為虛假威脅，也未曾實際發生恐怖攻擊，但目的在於製造恐懼，阻撓神韻藝術團的全球巡演。

神韻藝術團的存在，為何讓中共如此「芒刺在背」？根據《大紀元時報》分析，神韻藝術團的表演內容，不僅是中國傳統舞蹈表演，其節目內容還包含了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故事，這與中共官方的宣傳口徑完全相悖。正因如此，中共將神韻藝術團視為對其政權合法性的挑戰，不惜一切代價在海外進行打壓。這也暴露了中共「大外宣」背後的矛盾：一方面想在國際舞台上展現「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卻無法容忍任何對其官方敘事的質疑或異見。神韻藝術團的案例證明，中共的「長臂管轄」不僅伸向個人，也伸向文化表演藝術，反映出中共試圖在海外控制言論與思想的企圖。

破解跨境鎮壓的灰色地帶

然而，中共對異議人士的恫嚇雖眾所周知，但實際操作多以跟蹤、拍攝等方式進行，往往遊走於法律灰色地帶，在多數國家並不構成明顯違法。即便是在公開場合遭遇陌生人長時間盯視，甚至刻意拍攝具身分敏感的參與者，當事人也難以制止，更遑論追究。如何在維護自由社會開放原則的同時，防堵中共的跨境鎮壓，已成各國面臨的最大難題。

台灣作為長期承受中共壓力的第一線受害者，或許可以在抵制全球化的鎮壓行為上扮演更積極角色。除了為異議人士提供安全庇護，積極參與國際人權倡議，並與其他民主國家協力推動對中共的制裁與譴責。更關鍵的是，台灣應善用「亞洲民主燈塔」的地位，持續揭露中共在境內外的打壓實況，讓國際社會看見其侵犯人權的真實面貌。

「自由之家」旗下組織「異言網」（China Dissent Monitor）計畫經理史凱文（Kevin Slaten），於2024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指出，中共跨境鎮壓之所以棘手，在於其常以灰色手法包裝，甚至牽涉種族歧視等敏感議題，使得歐美國家在處置上更顯掣肘。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的經驗與聲音，不僅能幫助世界理解中共輸出鎮壓的規模與風險，也能推動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採取有效對策。

在生物戰領域，中共正積極研發腦控技術，透過干擾大腦影響人的意識形態。同時，其「鏡像生命」（Mirror Life）工程可製造人體難以識別且無限增殖的鏡像，甚至針對特定族群發動攻擊。專家警告，這一技術威脅堪比生物科技的核武器，美國應立即禁止鏡像生命的研究，並對功能增益研究實施更嚴格的監管，人們也必須高度警惕中共這場針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超限戰」。

2025年8月8日，美國華盛頓智庫「危險當前委員會：中國」（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簡稱CPDC）舉行一場線上研討會，圍繞影片《超限戰》（Unrestricted Warfare）及其揭示的中共「非限制性戰爭」戰略與生物戰威脅兩大議題展開討論。

專家呼籲立即禁止鏡像生命研究

在研討會上，曾經參與美國軍方的生物防禦項目、現任全球反共訊息誤導與宣傳聯盟（Global Alliance against Communist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執行董事的美國陸軍退伍軍人、微生物學家林曉旭（Sean Lin），談到中共的生物戰時表示，其中一個關鍵領域是「腦部操控」，包含：監測人的情緒、捕捉行為模式、分析什麼樣的刺激可以調節和操控人的情緒，以及如何控制人的意識形態。中共在腦機介面領域投入大量研究，利用各種技術捕捉腦信號，並加以操控。

關於《超限戰》電影中提到的生物武器，例如以微生物作為生物武器的工具時，林曉旭稱，全世界都必須高度重視。很多人對生物武器的理解還停留在上個世紀，例如炭疽菌和粉末傳播等傳統形式，但現在已經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情況完全不同了。如今不僅有能力可以製造新病原體，還有各種基因編輯技術可以輕易製造新的生物武器。整個世界都必須意識到，這是前所未有的威脅，人們正處於非常危險的局面。

「鏡像生命」一種合成生物，其DNA結構與自然界已知的生物呈鏡像對稱關係。林曉旭表示，鏡像生命研究是一個新領域，美國和中國的科學家都涉足其中，包含所謂「科學合作」，但這對人類極其危險。2024年，有38位科學家在《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文章，呼籲禁止這類研究，因為鏡像生命如果被製造出來，能夠逃避免疫系統，可能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發生失控性的傳播而造成災難。這個領域發展迅速，且受到人工智慧（AI）分析和合成生物學快速發展的支持，如今合成DNA、蛋白質等分子非常便捷，且成本低廉。

林曉旭強調，合成生物學與AI的結合，使設計致命病原體變得簡單、廉價且高效，「過去製造一個核苷酸可能需要數美元，現在只需1美分。AI可以快速設計出更具傳染性、致病性或免疫逃逸能力的病原體，甚至針對特定族群。」

林曉旭還提到，中共正在研究鏡像生命工程，也就是製造無法被自然免疫系統識別的分子，如鏡像DNA或蛋白質，這類分子可在人體內無限增殖，難以降解，可能攻擊特定族群的受體，「這項技術的威脅堪比生物科技領域的核武器，未來幾年內可能成熟。」

他以杭州西湖大學的中國科學家近期發表的論文為例，展示了鏡像T7聚合酶的合成能力，顯示已接近工程化鏡像生命形式。他批評，美國科學家與中國合作，如哈佛大學布羅德研究所與西湖大學的聯合研究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類似新冠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風險。他呼籲美國應立即禁止鏡像生命研究，並對功能增益研究實施更嚴格監管。

中共或能生物攻擊特定族群

外界關心中共是否具備對特定族群或人群發動攻擊的能力。林曉旭指出，相關技術正飛速發展。許多人較熟悉基因編輯工具CRISPR，這是一種像「分子剪刀」般可精確切割DNA，並實現基因添加、刪除或替換的技術。

過去十年這類技術日益成熟，近期更有報導顯示，中國科學家已研發出能夠編輯大片段基因組的新方法──可編輯染色體工程（Programmable Chromosomes Engineering，簡稱PC技術），可以大規模編輯百萬個核苷酸的大片段，甚至能部分或整段去除染色體的某些區域，其技術演進速度非常驚人。

關鍵是中共科學家已走在基因編輯技術的領先行列，而且長期積極蒐集美國人群的基因訊息，至少已超過十年。

隨著美國醫院增加使用基因測序技術進行遺傳病或癌症研究，產生了量基因子據。中共利用他們的生物訊息學分析能力，幫助美國醫院系統分析這些數據，藉此獲得大量美國人的基因訊息。

掌握了美國白人等族群的遺傳特徵後，中共科學家就能設計針對特定分子或受體的藥物特性。這種針對遺傳差異、特定族群進行生物攻擊的能力已經存在，並且很可能正在開發和測試哪一種方法有效。

這種情況非常危險，技術每天都在成熟，人們必須高度警惕中共這場針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超限戰」。

在美國川普總統努力下，俄烏戰爭終於迎來了和平協議的曙光。結束俄烏戰爭，是全世界所有熱愛和平、珍惜生命的人們的企盼。

之前的美國總統拜登們不僅煽動、故意促成這場戰爭，而且火上澆油，利用烏克蘭「打代理人戰爭」，為了削弱俄國，不惜勞命傷財（美國援助額達3,500億美元，約10.5兆台幣），尤其是不惜犧牲生命損失（俄烏雙方傷亡人數已超過百萬）。追究歷史淵源，從柯林頓、歐巴馬到拜登，他們才是導致這場戰爭的真正罪魁。直到川普重返白宮，這場二戰後最慘烈的戰爭才得以走向尾聲。

施壓俄羅斯獲得效果

川普能獲得這樣的成果，因他目標明確，要動用一切手段，結束烏戰。他首先向俄國施壓，如果不停火，就要嚴厲制裁，甚至要對俄國石油的最大兩個買家中國和印度增加高關稅，實行「二級制裁」，以削弱俄國支撐戰爭的財政命脈。這對俄國是很大威脅。即使是美國盟友的印度，川普也不照顧，因其購買俄國石油而增加了25%的懲罰性關稅。

此舉促使俄國權衡。如果石油收入嚴重受損（占俄國財政25%），會極大影響全國經濟以及戰爭資金。所以最後俄國做出妥協，同意美國給予烏克蘭像北約成員國第五條款的聯保待遇（一國遭攻擊，等於全體遭攻擊。但不加入北約）。

這是俄國的重大讓步。因烏戰爆發前，俄國對基輔提出兩大通牒：一是不加入北約（去軍事化）；二是停止對烏東地區（多是俄國人）的軍事鎮壓（去納粹化）。用婚姻來比喻，就是不同意烏克蘭和北約「結婚」。但現在同意他們「同居」了；雖然他們沒領「結婚證」，但獲得了兩人「結合」的實質。這是俄國的重大妥協。

澤倫斯基為何「割地求和」

作為回報，烏克蘭要做出妥協，承認克里米亞主權屬於俄國，另外承認俄軍占領的烏東四個州（已通過當地人民公投獨立並加入俄羅斯聯邦）的現實。整個的烏戰停火和談方案可謂「土地換和平」。

俄羅斯為什麼做出這麼大的妥協？因為俄國已占有克里米亞和烏東四州，本來也沒有占領整個烏克蘭的意圖，所以美國對烏克蘭戰後提供安全保障，並不影響俄國的根本利益。而且美國已明確表示，烏戰結束後不向烏克蘭派維和部隊（由歐洲自己承擔），所以不存在未來美俄直接的軍事衝突。

俄國雖然極不情願給烏克蘭北約成員待遇，但烏克蘭終究是沒有加入北約；又因美國調解，烏克蘭承認俄軍占領烏東地區的現狀，尤其是承認克里米亞屬於俄國，相比之下「利大於弊」。

在烏克蘭方面，當然澤倫斯基不願「割地求和」，但沒有其他選擇。因為如果不做，第一，美國將會取消安全保證。第二，因沒有「先停火」先決條件，戰爭會繼續；而只要戰爭繼續，就是烏克蘭更多損失，因俄軍占優勢。

正如芝加哥大學著名國際戰略專家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所說，烏克蘭是在「壞」和「更壞」之間選擇，現已失去22%領土，如果這次不簽和平協定，將會「失去50%領土」。戰爭三年半多，烏克蘭在軍事上一直處於劣勢。

烏戰發生的真相

那麼澤倫斯基「割地求和」是不是就是美俄的強權政治？其實烏克蘭走到今天這種地步，基輔本身負有相當的責任。

第一，在俄國明確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北約飛彈部署到基輔，射到莫斯科只需五分鐘）的情況下，烏克蘭卻高調把「加入北約」寫入《憲法》，還在全國推行反俄政策，取消了俄語的官方語言地位，關閉東正教教堂，這是直接挑戰俄國。

第二，烏克蘭動用「亞速營」這種納粹武裝血腥鎮壓烏東地區鬧獨立的俄國人，八年期間就殺害了1.4萬人。這是任何國際法都不可容忍、任何國家都無法接受的，尤其俄國還是大國（人口是烏克蘭的3.5倍，軍事力量全球第二大）。

第三，2014年美國總統歐巴馬支持烏克蘭的街頭暴民運動，推翻了烏克蘭的民選總統，就因這個總統「親俄」。俄國和許多國家問題專家都認為此舉是「政變」。是顛覆「民選政府」的政變！

上述所有這些又都跟西方三十多年來的「北約東擴」、要圍堵俄國的根本性的錯誤政策緊密相連。而直接因素是，烏克蘭挑釁在先，俄國強力反應。

除了事發有其歷史原因和背景之外，在現實軍事操作上，烏克蘭也完全不是俄國對手。在歐美全力支持下都無法打贏。所以，川普總統在結束「白宮會談」後受訪時批評了澤倫斯基，說他不該惹俄國，「那是一個比你的國家規模大10倍的國家」。之前川普也公開說過，「俄羅斯是大國，而烏克蘭不是。」在上次白宮會談上，川普更是當著澤倫斯基的面說：「你手裡沒牌。」

川普是商人出身，一生辦企業，他重視可行性，要實際解決問題，這是他跟歐洲的「口炮黨」政客的最大不同之一。所以，要讓他對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那基輔就必須在領土上做出妥協。這裡沒有「單行道」。

俄烏戰爭結束，雙方簽署和平協議，不是哪一方的失敗，而是俄烏兩國人民的勝利。避免繼續犧牲生命，才是頭等大事。

川普已成功調解過六場戰爭（印度和巴基斯坦、泰國和柬埔寨、盧旺達和剛果、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以色列和伊朗、塞爾維亞和柯索伏），這次俄烏能夠簽署和平協議，將是川普總統載入史冊的重大外交成就！

如果說失敗，首當其衝是烏克蘭的政客們，他們當初就不該挑釁俄國這個「龐然大物」，不該為拜登「打代理人戰爭」，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失去20%領土，更有幾十萬生命的喪失。戰爭結果，除了養肥一大批巨貪腐敗分子，國家和人民除了犧牲生命和經濟損失，什麼也沒有得到。

▲俄烏戰爭導致美國把全球戰略重心放在了歐洲，減輕了對中國的壓力，從而增大了中共對台動武和在亞太擴張的野心。Adobe Stock

中共的漁利也結束

北京從「烏戰」獲得重大利益。一是戰爭迫使俄國為擺脫歐美制裁和孤立，不得不傾斜中國；二是能源缺乏的中國獲得壓價後的大量俄國石油；三是利用美歐對俄國的制裁，中國產品湧入俄國，占領市場；四是提高了人民幣的地位（現70%中俄貿易是用人民幣結算的）。更重要的是，俄烏戰爭導致美國把全球戰略重心放在了歐洲，減輕了對中國的壓力，從而增大了中共對台動武和在亞太擴張的野心。另外，烏戰繼續，消耗了俄羅斯的國力，也消耗了美國的庫存武器和金錢，削弱美國實力，於是中共妥妥地「漁翁得利」。

烏戰結束，不僅上述的「利得」都會隨之成為「利少」，甚至消失。而還隨後可能的「美俄關係」修復，則對北京期待的「中俄聯盟」是個打擊。

阿拉斯加峰會，川普還帶去了美國商業部長和財政部長，普丁也帶去了俄國的金融部長和投資資金執行長，顯然已經在謀劃未來的兩國經貿合作等。

二戰後這場最慘烈的戰爭，是以美國左派政府為首的西方三十多年錯誤政策誘發的結果，對涉入的各方都是慘痛教訓，對其他各國也是警鐘。無論如何，這場戰爭改變了世界格局。

徐友漁費時數年寫就的回憶錄《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終於付梓出版。從其內容來說，這本書與其說是他的人生回憶錄，不如說是他的思想成長史。正如這本書的副標題「從牛津大學到北京第一看守所」所示，該書記錄了自作者1980年代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研究生，繼而被選拔至英國牛津大學訪學，1990年代曾參與北京知識圈的各種學術活動與思想論爭，後來簽署《零八憲章》，2014年6月因在北京舉辦小規模六四紀念活動入獄的人生歷程，這段經歷既是作者接觸西方文化開闊視野的過程，也是他對中國現實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作為認識30年的老友，我深知友漁歷經大半生的求學治學歷程可謂「知行合一」，藉這本回憶錄，作者真實地記錄了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人的愛與恨。

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一代知識人的十年聚合

本文提到的「一代中國知識人」，是指1945年至1958年這個年齡跨度並在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進入高校的三屆大學生與研究生，亦稱「老三屆」。所謂「愛」，是指這代人對西方民主、自由、憲政的深愛與弘揚；所謂「恨」是指這代人對中國極權專制（威權）體制的深恨與厭棄。1989年之前的十年，這代知識人為追求所愛、拋棄所恨付出了巨大努力，為祛社會主義之魅、弘揚西方文化爆發過巨大能量，六四運動承載的就是這代人的愛與恨。

迄今為止，中國這代知識人的經歷，尤其是精神成長史，可謂空前絕後。毛澤東不喜歡知識人，尤其是人文與社會科學專業的知識人，他的名言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在毛統治期間，否定人類歷史上一切文明成就，冠以「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合稱）之名掃進歷史垃圾堆，甚至要求在大學取消文科教育。1964年中共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後，正在小學與高中讀書的中國青少年面臨人生第一個十字路口，就是在讀書與蒙昧中選擇。多數人都「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選擇了蒙昧中混沌度日。我們這些「老三屆」的幸運，僅僅只因在那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視知識為廢物的年代，通過艱難的自學比別人多讀了些書。

《革後餘生》全書共分十三章，第一章〈劫後餘生：成為文革後首批大學生〉至第五章〈我與六四〉，這一經歷幾乎是這一代中國人的共同經歷。只要是1950年代進入小學、中學並接受中共治下的教育，都知道這「劫」意味著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意味著以階級出身劃分政治等級的身分政治桎梏、意味著「黑五類」或「21種人」的子弟飽受政治歧視，多數人只能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或者到邊疆去墾荒；當然也知道1977年恢復高考對文革十年的青年是個極其重要的命運轉捩點。在同代青年當中，友漁算是佼佼者，以實力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研究生，畢業後留在社科院工作，又在1985年被選拔去英國牛津大學做兩個學年的訪學。有此經歷，回國後自然成為1980年代中期之後的「文化熱」（也叫新啟蒙）的骨幹人物。第四章〈80年代「文化熱」的榮景與脈絡〉，記述了當時以北京為中心的「文化熱」的大致情況，其中提到的《走向未來叢書》從1983年首批書籍出版直到1988年，幾乎影響了直到當時所有在校的大學生與研究生，本人在復旦大學經濟系讀研究生時撰寫的《人口：中國的懸劍》就是收錄於該叢書1988年出版的。

這是中共建政至今思想最為開放的時期，難得的是，作者非常客觀地給了一句評語：「這是一個多元混雜的時代，熱情與幼稚並存，深思與虛張聲勢共生。」這句評語既是實際情況的概括──以《走向未來》叢書而言，其中多數為編譯（即作者根據自己的理解摘譯介紹），堪稱為獨創性的學術著作只有幾本，這幾本在1990年代中期被選入《希望書庫》再版；更是預示了這代人今後在90年代乃至更晚時期的個人選擇與命運：曾經的同路人不再，少部分人因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而繼續奮發，成為了「著名異議人士」；多數人選擇了與現實妥協，在世紀之交之後終成體制內學術教育界「學術帶頭人」，其中不少人能夠拿到資金豐厚的國家級研究專案。

▲1997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所攝，從左至右依次為：徐友漁、劉青峰、何清漣、金觀濤。何清漣提供

19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成熟與分化

1990年代中後期，經歷過六四之後的沉寂與思考，加之《東方》、《讀書》、《書屋》以及《南方周末》這些雜誌與媒體的活躍，中國知識人又開始在有限的空間裡縱橫捭闔、議論橫生。友漁在第六章〈90年代：場景大變換〉及第七章〈自由主義、新左派、社會民主主義〉中詳細述及。

作為1990年代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親歷者與參與者，友漁在〈場景大變換〉記述了這十餘年中國思想界波瀾壯闊的場景，各種主義紛紛登場，喧囂一時，例如文化民族主義、試圖追趕西方思潮的後現代主義，還有嚮往「顏色革命」而偏重於中東歐的哈威爾（Václav Havel）與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介紹與研究。友漁在北京，記述的主要是他親身參加的北京思想界各種文化討論，他未能提到的還有上海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我們需要拷問自己的靈魂》引發的討論熱，以及南京、廣東知識分子在全國引起轟動的重要著作，但他對「從主義到問題」為核心的場景大變換的描述相當準確：「經過兩三年的蟄居與沉默，中國知識界重新活躍，但格局、話題、內容、風格與80年代相比已大不相同。有人說，從80年代到90年代，有一個從思想淡出到學術凸顯的轉變，說的是80年代的學人在大視野、大的公共關懷，把時代精神危機銘記於心。缺點是學風空泛，話語大而無當；而90年代的學人則專心致志地在一門劃定的學問中辛苦耕耘，重視理據和論證，缺點是劃地為牢，缺乏宏大的關懷和擔當。」對於思想界的分化，結題時他一言以概之：「堅守的固然大有人在，然而，追風逐浪、變換旗幟的也不在少數。」

我在2001年6月辭國。2003年8月，我去夏威夷參加一次會議，與老友朱學勤、高華相遇。高華談到一些我去國之後的大變化，例如中國政府對知識分子採取懷柔政策，許多人成功地將體制外積累的名聲（體制批評者）轉化為體制內資源（職稱、位置與待遇）。這些我當然也觀察到了，因為當時全國「高教大躍進」還在高潮，不少原來游離於體制之外的人被一些大學吸納進去，代價當然是再也不寫以往那種「異見」文章。友漁本來就在體制內，但他採取不曲阿附世的獨立姿態──這正是以哈威爾為代表的中東歐知識分子在前蘇聯時代的一種不屈服的軟反抗，走上了另一條非暴力抗爭的道路。

劉曉波活動的那段時期，正好是美國政府在全球力推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內涵的普世價值，希望通過「顏色革命」將中國及其他專制-威權政體改造成民主模式的高峰時期，這類「顏色革命」的模式之一是為目標國培養一位元顏色革命的精神領袖，在合適時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但後來中國人非常懷念的胡溫時期，其實一直對西方的顏色革命模式高度警惕並予以嚴厲打擊，2009年入獄的劉曉波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成為歷史上唯一一位從獲獎至辭世未能恢復完全人身自由的諾貝爾獎得主。友漁的人生則從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最後終於在2014年因一場六四紀念活動而入獄，《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這本書，就是友漁為記錄自己這一獨特的生命歷程而寫。

這段經歷，友漁擇要寫在第十章〈劉曉波、零八憲章與諾貝爾和平獎〉裡面。敘述這段經歷時的平靜與克制是友漁的為人風格，儘管一字都未提及自己的勇氣與監獄經歷造成的內心傷痛（友漁是個內心極驕傲的自尊之人），但只要了解中國的政治高壓，就明白這種平靜表面下的內心波濤洶湧。當時我在美國，聞聽他入獄的消息，不僅擔心「嶢嶢者易折」，更能想像他的夫人楊女士在焦灼痛苦之下承受的巨大壓力。

這本書通過作者在中國國內、國外的學術活動與訪學經歷，寫盡了老三屆（包括新三屆）知識分子為追求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等經歷的各種希望與失望、挫磨與痛苦，以及其中部分心志堅強者始終向著「心中的太陽」奮力奔跑的執著。

西方的太陽已近黃昏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最後變成「阿拉伯之冬」，再出現了一個讓世界為之側目、名為「黑暗帝國的旗幟」的伊斯蘭國，最終引發了永久改變歐洲的2015年難民潮，可算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在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推行各種顏色革命的終章，此後雖然也有小規模的類似「革命」，但更多的是左派熱衷的環保、LGBTQI+（多元性別認識：Lesbian女同性戀者，Gay男同性戀者，Bisexual雙性戀者 ，Transgender跨性別者，Queer拒絕接受傳統性別二分法的酷兒，Intersex雙性人，+表示其他更多自我認同可能）等議題。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包括友漁全力投入的自由主義、新左派、社會民主主義之辯，在西方已經通過名稱變換而終至合流。

我在美國，對這種合流看得非常清楚：歐巴馬在2009年入主白宮之後開始了「靜悄悄的革命」，一方面將Trans（變性人）加在LGB（Lesbian女同性戀者，Gay男同性戀者，Bisexual雙性戀者）後面在世界推廣，另一方面，原生自由主義成了保守主義，新左派與新馬克思主義被冠上「新自由主義」流行了兩三年，開始與進步主義混用，最後其主張被美國歷屆民主黨政府編入DEI（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多元、平等、包容）系統在政府部門與教育系統推行，形成了以種族、性別為等級劃分的新身分政治。

由於歐洲與美國的意識形態不斷左移，最後在民主黨當政時期竟然成為美國官方弘揚的「美國新價值觀」。2022年4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代表政府宣布：向世界推廣LGBTQI+文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我這位不認同美國DEI政策的人，原來居於中間的自由主義者終於成了極右翼保守派。

但中國的知識界（指自由主義立場，不包括體制內研究美國的人在內）多半不了解這一嚴重位移，對西方的認知還是原來那套，動輒就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時代的美國，還以為左派美國政府在繼續推廣以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為核心的普世價值。他們也無法接受川普治下的美國，尤其是川普政府關閉了宣稱目標是在全世界推廣普世價值、承擔顏色革命重任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USAID）之後。川普執政後的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過程，比如驅逐非法移民、廢除DEI系統、通過關稅戰製造槓桿不斷加強美國的強勢地位，中國國內曾經的自由派知識人，都與美國左派的看法一樣，他們無法接受美國從「仁慈的世界民主同盟盟主」成為「霸道美國」。

全球化初起時，其實就出現過一種「趨同論」，這一理論認為，全球化的結果可能是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相互趨近，而這正是我們這代人擔心並且深為厭恨的結果。我們這代老三屆中國知識人，在美國拜登政府之前已經還歸道山者，辭世之前心中還一直矗立著美國這座人類燈塔；如今還健在的人年齡多在65～80歲之間，多數人仍然是燈塔教徒，因為他們對美國的認知，在X上榮獲「古墓派燈塔派公知」之稱。作為那一代當中較年輕的一員，我理解他們，也因此認為友漁的這本回憶錄在2014年收尾非常明智。我相信，我們這代人寫回憶錄的人不會太多，他寫下的個人經歷將成為這個時代彌足珍貴的回憶。

在寫這篇隨筆之時，我悲哀地發現我們這代人的愛與恨已經閉環。我們曾經熱愛的美國燈塔正在暗淡，三權分立、權力制衡、言論自由，在現實中已漸行漸遠；我們所懼怕的世界趨同正在逐漸變成現實。AI時代的大規模失業，不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都在發生，全民基本收入保障這一左派理想的極致被MAGA主將馬斯克提上日程，由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充當第一推手的全球化正在被現任總統川普的MAGA理想與實踐強烈否定，而MAGA理想幾乎是幾種主義的混合：外交上是新保守主義的「美國獨行」，即美國可以依靠美國的強大力量自行其是，不需要盟友追隨與配合；但國際經濟政策上，川普政府則又否定貿易自由化政策，認定這是美國傳統製造業衰落、中產階級萎縮甚至國力下降的禍根，因此需要通過懲罰性關稅、國內減稅等手段，改變國際資本流向和國際貿易走向，促使產業回流和就業回流。

總之，傳統的燈塔文明已經不再，一切正在成形，一切都不穩定，生中死，死中生，生無窮盡，死無止境。目前的專制中國在劇烈變化的國際環境中走向何方，我們這代知識人已經完成了使命，下一代的問題，當然得由下一代人思考與解決。

香港實現第二次回歸，官員言必稱「國安」，民生福祉的「人安」自然被撂在一邊，俗稱「螺絲鬆脫」，於是人禍的災變必然增多，這是必然的規律。其中尤以工傷事故最令人矚目。

港鐵致命工業意外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8月15日中午，港鐵小蠔灣車廠發生致命工業意外，入職港鐵不到一年的20歲男學徒被一輛工程車溜後撞到，下半身被夾重傷，送院搶救不治。港鐵同晚召開記者會稱已停用涉事工程車；但被問到工程車狀態、有否安全裝置或違反指引等，港鐵稱正在調查。死者家屬批評港鐵事發後從12點多接到電話到6點鐘在醫院見面，已經好幾個小時仍未交代事故基本情况。傍晚約8名港鐵職員到醫院跟進事件，家屬一度情緒激動，事主阿姨問「我（姊姊）個仔????家死咗（孩子現在死了）！大動脈斷咗（了）……有師傅在場？師傅去咗邊（哪了）？」也有家屬質疑：「你哋嚟做咩（你們來幹嘛）？咩都話唔知（什麼都說不知道）？我????家死咗個仔（我家已經死了兒子），你做人父母未（你做人父母了嗎）？ 」事情很明顯，工程車剎車後還會有職員放上兩個制停器，確保不會再移動。所以這次事件是有人違章，沒按規章辦事，還是其他環節上出問題？導致工程車往後倒溜？這種調查有那樣難嗎？問題出在開工程車的人，還是放制停器的人？需要如何平衡？至於死者是個學徒，可以犧牲的嗎？勞工處則稱，根據《職安條例》，雇主須為雇員提供安全工作環境，該處正調查意外成因，查找有關持責者的法律責任。何時會調查清楚？不知道。

8月下旬前爆多起工業事故

8月下旬以前尚有其他事故。8月1日下午，兩名工人在屯門新圍苑新賢閣A座大廈進行工程期間，其中一名61歲張姓男工人在天台水缸工作時，失足跌倒，疑被去水口卡住手臂，未能解困，懷疑被水淹口鼻遇溺陷入昏迷。同事見狀報案，傷者昏迷由救護車送往屯門醫院搶救，留醫至8月14下午終告不治。

8月11日，黃大仙男工猝死，家屬黯然認屍，工業傷亡權益會指死者工時長，促徹查事件。

也是8月11日上午，葵涌葵喜街18-24號佳寶集團中心發生一宗工業意外，一名40餘歲男工人在工作期間，不慎被機器割傷右手中指。

又是8月11日下午，一名年約60歲男工於灣仔龍景街1號一個地盤工作期間，懷疑失足從數米高墮下，右手受傷，神智清醒，由救護車送往律敦治醫院治理。

8月13日跑馬地男工連人帶升降台下墜1.5米，腰痛腳傷送院治療。

8月的工傷意外不算多。7月30日，一名中年男清潔工中午於屯門大欖涌村一村屋天台工作，其間疑失足墮地昏迷，送院後證實不治。工權會表示，已初步接觸到事主家屬，會按家屬意願協助。根據工權會紀錄，7月已有至少10人在工作期間死亡，其中6人懷疑猝死，4人遭遇嚴重事故，例如從高處墮下、被墜下物件擊中、跌倒等。另外，今年暫已發生至少7宗高處及離地工作死亡事故。

其中，例如瑪麗醫院重建工程地盤7月27日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電梯公司工人在新落成臨牀大樓電梯槽內工作時，升降機疑突然下降將他壓傷，送院不治。勞工處表示高度關注事件，正全速調查。發展局表示已暫停涉事承建商及分包商工務工程投標資格，往後會因應勞工處調查結果，按需要採取進一步規管行動。電梯工會則表示，升降機一般設有「安裝模式」，倘涉事升降機正處於此模式，不解為何突然啟動，然而該升降機尚未驗收，未能確定其狀態，難估計事故原因。不解的事情太多，缺乏遵循運作的程序應該是最重要的，螺絲鬆了，上下都馬虎，出事故後，再來冗長的調查，天知道最後是什麼結論。

▲香港已經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地區，怎麼可以漠視工人階級的人權？Adobe Stock

電梯技工過勞死？遺孀索償遭拒

還有一種屬於累死的情況。59歲電梯技工陳家兒去年長時間連續工作下猝死。此前連續通宵兩晚工作59小時，死前半年每月平均工時介乎307至390小時。

陳家兒猝死前在星瑪電梯（香港）有限公司工程部任職25年半。他生前最後工作是去年7月9日，下午5時許在豪景花園三期21座完成一宗升降機有人被困維修後，在屋苑大堂暈倒，送院後當晚約7時不治。解剖報告顯示死因是缺血性心臟病。他工作雖然結束了，但是還沒有回到家，還在工作地點，資方怎麼可以不管？何況還是在公司做了25年，居然這樣無情。

遺孀陳太受訪泣訴，丈夫16歲起學師做電梯技工，入行40多年，離世前每日底薪673元、即月均1.7萬元，要連同每日加班兩小時、每月當值多個通宵夜更，才能掙取月入3萬至4萬元。連同她每月1.5萬元的清潔工收入，僅僅足以應付每月開支，包括子女學費、生活費、差餉等，她亦每月寄錢供養在內地的母親。丈夫生前常稱公司不夠人需加班，質疑他過勞死，但因不屬工作期間遭遇意外致死，向公司申請索償失敗，擬申請法律援助循司法程序索償。工權會幹事謝欣然參考台灣關於「長期工作過重」評估指引，每月176小時基礎工時外，前六個月任何一個月的加班時數達80小時屬工作過重，但香港沒有相關準則。謝認為香港應就過勞猝死立法設賠償機制及規管工時。如今香港已經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地區，怎麼可以漠視工人階級的人權，不向資本主義的台灣學習？

有關部門難問責？

這些第二次回歸造成的民生問題還爆發更可笑的，那就是政府長期訂購的瓶裝飲水，原來的供應商是太古集團的可口可樂公司，太古集團本來就親中，繼續供應應該沒有問題，然而如今親中還不夠，必須「媚中」，於是重新招標，新中標的其中一家貿易商「鑫鼎鑫」就被揭發供應來自東莞的冒牌水，引起譁然。輿論要有關部門問責，官員百般推搪，因為涉及「愛國」問題，香港的「最高」還沒有表態。大家在看會怎樣處理。

投資世界五花八門，讓您找不到方向嗎？也許可以借鏡螞蟻。

你曾仔細觀察過螞蟻尋找食物嗎？牠們一開始四處亂竄，毫無章法，就像是市場中的新手投資人。然而，一旦有隻螞蟻找到食物並返程，就會在路徑上留下「費洛蒙」。其他螞蟻聞到氣味後便會循跡而至，久而久之，一條最直接、最有效率的集體路徑就形成了。這正是大自然群體智慧的奇蹟。

大自然的智慧

1992年，義大利學者馬可．多里戈（Marco Dorigo）受此啟發，發展出「蟻群演算法」（Ant Colony Optimization，簡稱ACO）。這個演算法證實，即使是看似簡單的個體行為，透過集體協作也能在短時間內為複雜問題找到最佳解。這個概念，與我們在投資世界的學習歷程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好比市場裡的一群小螞蟻，一開始摸不著頭緒。但幸好有人先走過，留下了路徑──那些「費洛蒙」就是投資大師的經驗與哲學。如果懂得跟著正確的「氣味」走，就不會迷路。如果我們把「成功投資者的理念與紀錄」視為投資世界的費洛蒙，那麼投資新手就可以像螞蟻一樣，順著這股氣味，迅速找到投資的最佳道路。

識別投資世界的「費洛蒙」

在金融市場裡，所謂的費洛蒙並不是股票代號，而是那些經過時間檢驗的投資原則與行動紀錄。這些原則就像濃郁的費洛蒙，吸引著後來的投資者。而每位投資人經由前人指引，成功達到投資目的之後，又會強化這些原則與紀錄，最後形成一條氣味濃厚的路徑。

當今投資世界的「費洛蒙」，筆者認為，可分為兩條氣味濃厚的主要路徑：

巴菲特（Warren Buffett）、葛拉漢（Benjamin Graham）的「價值投資」（Value Investing）路徑：遵循這條路徑的投資人，會像偵探一樣深入研究企業，尋找那些被市場低估的優質公司。他們相信市場短期雖會瘋狂，但長期終會回歸理性。只要買對公司並長期持有，就能獲得豐厚的回報。

柏格（John Bogle）、麥基爾的（Burton Malkiel）「指數化投資」（Index Investing）路徑：這條路徑的核心理念是「不要自以為比市場聰明」。他們推崇投資低成本的指數型ETF，將所有公司的表現「全部打包」買入，讓投資人搭上整體經濟長期成長的順風車。

一個是「精挑細選」，一個是「全部打包」。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都曾帶領無數投資人走向成功。

將費洛蒙轉化為你的地圖

正如巴菲特所言：「曾有十年，我盲目買賣股票，成績平平。直到遇到葛拉漢，我只用了幾個小時學習，就顯著提高了投資績效。」換言之，「在大師門下學習幾小時的效果，遠勝於盲目摸索十年。」前人的智慧為後來者提供了範本，指引新手少走彎路。

就以價值投資這條路來說，前人留下的經典觀念，就是我們的路徑。我們透過研讀葛拉漢的《智慧型股票投資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巴菲特《致股東的信》（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蒙格（Charles Munger）的《窮查理的普通常識》（Poor Charlie's Almanck）等，很快就可以吸取其智慧結晶，例如：葛拉漢的「安全邊際」、巴菲特的「能力圈」、蒙格的「反向思考」等，而建立了自己的觀念地圖。

選擇你的氣味：精選還是打包？

投資者首要面臨的問題就是：該跟隨哪一派？其實很簡單，螞蟻根據氣味濃度決定要跟哪一條路，投資人也是。巴菲特的「氣味」之所以濃，是因為他長期穩健、幾十年證明自己，而有無數的追隨者。柏格的「氣味」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數字擺在眼前，大多數基金經理人跑不贏指數，ETF大行其道。

既然二條路的「氣味」都已經濃到破表，問題就不再是「誰比較厲害」，而是哪一條路徑的「氣味」更適合你？

假設你是個喜歡讀故事、研究公司細節的人，你會覺得巴菲特的世界很迷人：翻年報、分析財務報告，像辦案一樣。但如果你覺得這些數字枯燥乏味，或是生活已經很忙，只想安穩投資，不必花腦筋──那麼柏格的指數投資才是真正的朋友。這不是誰高誰低或輸贏的問題，而是關乎你的性格、時間與精力。

▲年輕投資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想一次「創新」，馬上要走出自己的路，結果亂闖亂撞。請學學螞蟻，先跟著前人的氣味走吧。Adobe Stock

先模仿，再思考

年輕投資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想一次「創新」，馬上要走出自己的路，結果亂闖亂撞。試想，如果只有你一隻螞蟻外出找食物，而不和其他同伴或前輩互通訊息與合作，那是何等的缺乏效率！請學學螞蟻，先跟著前人的氣味走吧。

其實學習大師，最好的方式是：先模仿，再思考。跟著巴菲特學：試著挑幾家你看得懂的公司，寫下為什麼買，為什麼值得持有。跟著柏格學：設定一個自動化的投資計畫，每個月定期定額買進指數ETF，不用過問。

等走了一段時間，再回頭檢討：哪種方法比較符合你的心性？哪一種讓你晚上睡得安穩？

有趣的是，你完全可以「兩條路都走」。最務實的方式是「核心—衛星」策略：把大部分資金放在被動指數，確保基礎穩固。留一小部分做價值投資練習，訓練眼光與思維。這樣，你既能享受市場長期成長的果實，又能保有學習大師的樂趣。當然，你也可以二者各半，或是核心放在價值投資，衛星放指數基金。

從氣味到智慧

螞蟻僅能循著氣味前行，但人類擁有的，是超越費洛蒙的智慧。這些大師留下的「氣味」不只是路標，更是通往理解與思辨的橋梁。

透過他們，我們學會耐心、洞察與紀律。當你融會貫通這兩條路徑的精髓，你會發現自己不再只是跟隨者，而是能在大師氣味交織出的森林裡，為自己開拓出一條獨一無二的小徑。這條路，才是屬於你的通往智慧與財富的終點。

藍白立委聯手立法要政府限期對人民普發一萬元現金，雖然社會有很多不同意見，行政部門最初也不贊成，但最後行政院仍以提出修正條文的方式要妥協，而對每位國民發放一萬元。這整個事件及近來的不少現象顯示台灣本來就不成熟的民主文化正在倒退，各界領導人物及有知識和良心的人民若默默接受這些現象，造成民主文化倒退的力量將更加囂張。

普發一萬元現金的立法有缺陷

普發一萬的立法有四個缺陷：違憲、理由不正確、時機不對以及立法錯誤。行政院提出修正案只是要把普發一萬變成是由行政部門提出，以在形式上解決違憲的問題，但實質上這仍是行政院在立法院脅迫下發錢，仍然違反民主憲政的精神，並可能成為未來的惡例。社會上對這個問題已有甚多討論，本文不再說明。

藍白要普發一萬的真正理由很可能是要政策買票及為難行政院，這當然是不恰當的。而他們實際說出來還稅於民及提振景氣兩個理由也仍是不正確的。每元稅收都是依法該收的，所謂超徵其實只是總金額估算不準而偏低，不是非法多收稅，所以沒有理由要「還給」人民，每人發一萬也不是還給原來納稅的人。從每元的利益來看，社會已經花了成本收來的稅收，應該用在對國家社會人民最有利的用途，而不是再花另一次成本把錢發給人民。而我國稅收占國民所得的比例遠低於多數國家，我國也有很多建設及政府服務仍然因經費限制而不足，所以比預計多出來的稅收應該用在那些該加強的用途。我曾具體建議把多出來的錢用於投資，包括交給很多人主張要設立的國家主權基金來投資運用（請參閱：陳博志〈超徵稅款最好用來設立主權基金〉，《看》雜誌265期，2025年4月）。但政治人物似乎都沒看到或不想要接受這個建議。

至於用來振興景氣，雖似乎是個正當理由，但台灣整體而言現在並沒有不景氣，因此也是個假理由。這理由的不當在時機不對和方法錯誤那兩個缺陷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世界經濟會陷入不景氣，發錢提振景氣？

川普總統的政策確實打亂了全球經濟的運行，因此很多人擔心世界經濟會陷入不景氣甚至大蕭條。藍白立委可能以這個理由要發錢來提振景氣。但事實上川普的政策仍未全部定下來，而目前全球大部分經濟也仍甚好，聯邦準備理事會仍拒絕川普的壓力而認為現在不可降低利息來提振經濟。我國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高達甚為少見的8.01%，全年經濟成長率預估高達4.45%而高於近三年的水準，根本沒有不景氣。第三和第四季預估的成長率雖然較低也仍正成長，而世界局勢在變，屆時也可能更高。

何況三、四季成長率即使不高，其中很大的原因也是因為不少訂單在上半年已提前生產出口（所以第二季成長率才不正常地高），並不是真正的不景氣。所以現在就急著發錢要救現在不存在、未來也不一定會出現的不景氣，時機上太早而不對。要救不景氣，也要把錢留著等到真的不景氣發生再針對較不景氣的產業及人民來發，不是現在就亂發，讓大家現在隨便用在不需要提振景氣的產業，甚至使某些部門反而景氣過熱，等到萬一真正發生不景氣時卻已沒錢可發。

除了現在仍非適當時機，即使不景氣真的發生，普發一萬也是錯誤的方法。從2008年馬英九總統要發消費券開始，國內對於政府發錢或其他可花用之各種券給人民的效果就有許多討論，當年連國民黨的大老名經濟學家王作榮教授都大聲反對，事後來看發錢的效果也不彰（請參閱：陳博志《房價、物價和景氣波動的對策‧不景氣也不能亂花錢和亂推責任》，2025，台北，華人希望文化事業出版）。政府事後曾給一些學者研究經費來證明這樣花錢有些效果，但這些研究也常是設法要證明有效的單向性研究，而非平衡審視有效或沒效之證據的雙向客觀研究。何況政策是否恰當並不能只看有沒有效，而要看值不值得或成本效益的高低，以及採用其他做法是否會更好。可惜歷任政府和其委託之研究似都不願去思考有沒有更好方法的問題，不少政治人物遇到景氣不好就只會想直接發錢討好部分人民。

政治動機蓋過知識是民主文化的沉淪

就算要直接發現金，其實大部分人都知道，不管是為了社會公平或為了增加總支出以提振景氣，錢都該優先發給窮人及受不景氣之害較嚴重的人。其中最簡單的就是排富不發給有錢人，或給窮人多一點的加強濟貧。更精緻一點的則要針對受衝擊較大的人民和產業來發錢或增加支出。但現在因買票及政治鬥爭的目的，各種較複雜而對國家全民較好的方法都被忽視。這次政府本來還想排富，但或許是畏懼在野黨抵制也不敢提出。8月7日某媒體主筆竟然在社論中說，發出去的現金「高所得者花掉的機率高於低所得者，排富反而抑制經濟效果」，好像主張要排貧更有效。用這種完全和經濟學理和經驗相反的說法來支持普發，不是經濟知識不足，就是政治動機蓋過了知識和常識，是民主文化的沉淪。民主文化這樣淪喪的結果，將來很可能會有更多不合理討好選民的買賣政策，以及惡意抵制對立政黨而傷害國家的政治動作。

民主政治要有健全的憲政等制度，但制度不可能訂到很詳細並隨時調整到適合不同的時機，所以民主政治也要有好的民主文化以補制度之不足。我國的憲政制度因為種種原因而有甚多可能運作不順的地方，所以更需要大家有好的民主文化來讓它順利而正確運行（請參閱：陳博志〈孫文逝世百年卻有人打著他的旗號背叛他〉，《看》雜誌264期，2025年3月）。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則之一是少數要服從多數，而民主文化的重要精神之一則是多數要尊重少數。兩者要並存的原因之一是任何制度選出來的人即使依法制得到行政或立法權，也不見得能真正代表多數人，且不見得有最正確的主張。尊重少數除了要避免贏者全拿而不恰當剝奪少數方的權益之外，也是要讓少數派可能更好的意見能不被埋沒。我國本屆的總統不是絕對多數票當選，立法院的多數黨得票更低於總統，因此雙方都應該有民主文化地更尊重事實、學術、道理，以及其他人的意見（請參閱：陳博志〈只得少數選票的國會更需尊重民意和制度〉，《看》雜誌257期。收錄於《施政論政的修養、觀念、和技術》一書，2025，台北，華人希望文化事業出版）。

這次立法院立法直接要普發一萬元，已違背憲政制度和精神。未經討論草率立法則是不尊重少數。而造成前述理由不正確、時機不對以及方法錯誤的原因，則除了不尊重少數之外，也不尊重事實、學術和道理。這是民主文化低落的現象。而行政院不敢據理改提出更正確的時機和方法來和立法院的劣質立法競爭，社會上又有一些用錯誤的道理來支持錯誤政策的情況，則令人擔心民主文化是不是會進一步倒退。

▲2024年大選之後，基於各黨派都未擁有絕對多數民意或選票的事實，執政黨可運用2001年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的方式，讓一些重大政策能建立在各黨派和民間的共識上。Getty Images

各政黨應提出對國家好的政策相互競爭

2024年大選之後，基於各黨派都未擁有絕對多數民意或選票的事實，我曾撰文建議執政黨要運用2001年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的方式，讓一些重大政策能建立在各黨派和民間的共識上。但比新總統早上任的新國會，上任後就迫不及待違背各院分權而相互制衡的憲政體制，主張立委比別人大而想支配全局，因而形成難以妥協甚至根本拒絕相互協商的政局。

罷免案的失敗似乎使藍白營更有自信，而行政部門則更不敢據理和立法院爭論。但罷免案的結果除了可能受一萬元買票影響之外，其實和人民對行政與立法爭論的議題之看法幾乎無關。罷免失敗的主因是對藍白綠及其支持者而言，罷免案乃是在搶立法院的主導權，而藍白特別是白營若失去立法院控制權，則政治權力及價值近乎全部消失，所以藍白及其支持者必會全力合作反罷免。

而因為過去幾年政府和大家的努力，使台灣已得到更多國際支持，所以反而使罷團強調的反共保台也未能激起多數人民特別是藍白支持者的國家危機感。另外不少人也擔心由立法院獨大變成民進黨獨大。所以各黨派都別因罷免案的勝負而自大或自卑。台灣人民還是希望政黨間有合理的競爭，藍白陣營在未來的兩次選舉也將因各自的利益及職位的爭奪而難真心合作。

各政黨和政治人物應該勇敢提出符合民意而對國家好的政策主張來相互競爭，不要再想用勾結、抵制和說謊來做競爭手段，以免台灣的民主文化繼續淪喪（請參閱：陳博志〈仇恨的合作與謊言的競爭會導向錯誤的發展〉，收錄於《施政論政的修養、觀念、和技術》一書，2025，台北，華人希望文化事業出版）。

工業發展讓人擁有舒適生活，但卻汙染地球環境，西方因而推動2050「淨零碳排」。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副院長、建築系特聘教授蔡耀賢，亦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理事長、台灣建築學會之研發會主委，長年積極參與制定綠建築、綠建材、建築能效、建築蘊含碳排（Embodied Carbon；EC）政策，他認為，低碳建築要從「設計」開始。

減肥不一定成功 但計畫要有

根據聯合國2020年資料，營建業排碳量高達38%，位居百工之冠，尤其建築體更占有排碳量七成，製鋼、混凝土業者長期在「排碳大戶」上霸榜即可得知。即使如此，台灣業者仍展現走向低碳的決心，無論是開發低碳混凝土與低碳鋼鐵，或將瀝青類材料熱預拌改為冷預拌，也有施工廠商改採電動水泥預拌車。

建築全生命總碳排量，從建材製造算起直到最後建築拆除廢棄，時序橫跨越建材商、工班，交屋後的住戶使用，建築碳排量幾乎全落在建商身上。

▲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副院長、建築系特聘教授蔡耀賢。謝平平攝影

蔡耀賢表示，減碳的第一步是在設計階段就能夠「揭露碳排放量」，接著是要跟「標準情境」相比來確認減碳策略的效果。目前政府以鼓勵性質為重，低碳建築標示的制度可讓業者找出改善之處，「減肥不一定會成功，但是減肥計畫還是要有。」

老屋延壽 減碳七成

建築「主結構體」的碳排放量高，蔡耀賢認為，除在設計階段採用合理經濟的結構系統、選用低碳建材，計算碳排放量之外，也能善用已存在建築的結構體，如老屋延壽可達減碳七成的效益，或是回收鋼構等建材。

無論是木造、磚造或鋼筋混凝土造的老屋，他建議除了拆掉重建之外，也可以利用結構補強，例如：擴柱、剪力牆等做法來讓老屋延壽，或許是更好的辦法；依據國內許多的研究案例，減碳率幾可達六、七成。

新式木構在台發展

木材碳排低，加上可以固碳，是低碳建築領域的新星，新式木構在歐、美、日都受到矚目，「直交式集成板材」（Cross-laminated timber，簡稱CLT）設計的建築「組裝」時間短暫，受到許多人矚目。

蔡耀賢表示，許多盛產木材大國都積極發展新式木構，唯獨台灣例外，除了國產材的產量較少之外，「關鍵在價格，美、日的木造住宅都比鋼筋混凝土的便宜。」

此處的便宜或價高，並非單純指營建單價，而是台灣習慣鋼筋混凝土建築，對新式木構了解較少，有人擔心台灣高溫多濕引來白蟻、有人不知後續如何維養，即使可與鋼筋混凝土混構，美國夏威夷、日本沖繩都有許多成功案例，台灣民眾接受度仍相當緩慢。不過，台灣仍有一些相當精彩的新式木構設計案，例如：嘉義市立美術館、台電萬大電廠。

▲蔡耀賢非常推薦低碳建築範例「台南沙崙綠能源循環宅」，建材皆可拆卸、重複使用。台糖官網截圖

善用BIM 降低碳排

建築要低碳，生活要減碳，台灣公部門多年前早已推行無紙化運動，而需要大量圖紙的建築行業，在「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簡稱BIM）興起後，工地一台平板即可解決諸多問題。加上AI應用，建築系過往的圖學已經式微、Autodesk出現危機，建築系學生的使用數位工具的普及與二十年前難以同日而語。

BIM常被認為只用於建立建築3D繪圖模型，但實際上功能強大，可串接上下游，應用在降低設計、施工雙方的出錯風險等處。以往建築師會出圖給營造廠或工班，工班則按圖施工，在按圖施工時經常產生理解錯誤、未按圖施工、或設計難以落實等情況，最後衍生出許多不愉快，靠著BIM可解決這個令人頭痛的問題。蔡耀賢表示，「目前BIM的技術從設計到施工、施工到物管的串接還有一些待改進之處，但經過時間磨合，很快就會形成風潮。」

蔡耀賢透露，BIM類的人才現在已經相當搶手，大學土木、室內設計、建築系都有相關課程，廠商薪資開價也高。

工料雙漲、統包案日益增加的今日，設計、施工資訊的整合，可以增加利潤、降低風險，台灣營造廠自然樂於投入，甚至比建築師更積極導入，「建築師，要加油囉！」

「淨零碳排」在全球已是法規驅動，只有美國總統川普不看好，大呼「去挖石油吧，寶貝。」（Drill, Baby, Drill.），短期內尚難分軒輊，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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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台中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林育信當時在台中就讀大學，921大地震來襲時，他最關心的是同學彼此的安危，還未感到地震威力。反而在這一、二年地震頻發時，讓他緊張地盯著屋內大梁，準備一有裂痕，就衝出去。

強柱弱梁 耐震標章是什麼？

緊盯大梁的原因是，台灣建築為「強柱弱梁」，主因為柱子傾倒，建築幾乎就全倒；為爭取更多逃生時間，結構設計特別重視柱子，結構強度比梁更大。921地震後，鋼筋混凝土的設計與施工經過多次更新，例如箍筋彎鉤改為135度，而非90度，目前梁柱系統依然是台灣建築結構主流。

民眾最擔心建築物偷工減料，早年還有作者出書教導要到現場監督「混凝土配比」。對此林育信表示，現在工地只要澆置混凝土，建築師、營造廠都有查驗機制，現場也會進行坍度與氯離子測試，並在澆置同時取樣試體，28天後進行強度抗壓試驗，「營造廠不會想賭運氣，反而會拉升一點強度，避免因某些變數而未達強度標準，需要整層拆除重做。」鋼筋也會進行拉力等相關試驗。

但一般民眾很難了解營造過程的取樣結果，政府在2003年推出「耐震標章」，委由公正第三方認證，從審查結構設計是否符合耐震設計規範、駐地技師到場監督是否按圖施工，再由發證公會複查，此棟建築物才能拿到「耐震標章」證書，讀者或可作為參考。

▲台北101大樓內裝置的阻尼器，88至92層的遊客都可以看到它，地震時可以減少高達40%的運動。Adobe Stock

台灣地理位置特殊，地震和颱風頻繁，建築遠不如無地震的星馬活潑，但台灣卻有勇氣興建超高層大樓，林育信表示，耐震設計能力也不容小覷，例如：高雄85大樓樓高近348公尺，於1999年竣工；五年後，台北101大樓落成，高達508 公尺，成為當年全球第一高樓。

一般建築的梁柱構架系統進行耐震設計，而超高樓層有二種新技術可以對抗地震：一是加裝阻尼器，稱為減震設計（日語為制震）；其次，利用建築物某一樓層放置隔震墊，稱為隔震設計（日語為免震）。二種方法因地制宜，但費用以隔震設計最驚人，目前在台灣大學土木研究大樓、醫院與少數豪宅皆有採用。

耐震設計外 尚需地基穩固

台灣建築結構重視「韌性設計」，梁柱系統已相當成熟，但一棟建築在桃園、台中市區或海邊，土壤不同，承載力也顯著不同。

林育信解釋，海邊多砂質土壤，其與黏土層都屬「軟弱地盤」，地基若採獨立基礎，會造成建築物下沉，因此一般都採筏式基礎；而台中、新竹、桃園的市區地質多為卵礫石層，屬於「堅實地盤」，低矮建築採用獨立基礎即可達到相同承載能力。

依據內政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除此二種地盤，還有普通地盤，地盤分類依據為基地下方多種土層的計算結果；地質相關技師出具地質鑽探報告後，才決定採用獨立基礎、連續基礎或筏式基礎或其他基礎型式。

除了鋼筋混凝土建築，台灣還有許多建築為早年的土角厝、紅磚建築、木造房屋，或是後期的鋼構（SS）、鋼構鋼筋混凝土（SRC）的建築結構。林育信表示，早期建築缺乏地基，較難抗震，而現在的結構系統，只要有土木技師、結構技師、建築師的簽證，通常都是安全無虞。

他提醒讀者，12樓以上建築可能有結構牆（剪力牆或承重牆）的設計，若有損壞、裂痕，不可仿照隔間牆進行粉刷，需將其回復到原本功能，才能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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