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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企到財閥:越南經濟模式的下一場實驗

第278期
哨聲角落
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試圖降低越南經濟長期對外資與國企的依賴。Getty Images

越南正在重新思考一個發展中國家最根本的問題:當經濟要進入下一個階段,究竟該由誰來替國家執行產業政策?

過去數十年,越南與中國採取了相似的改革路徑──在共產黨維持政治主導的前提下,引進外資與市場機制,但金融、能源、交通與重大基礎建設等關鍵領域,仍由國有企業扮演核心角色。當政府希望集中資源推動一項產業,國企通常也是最直接的政策工具。

如今,這套模式開始鬆動。

2025年5月,越共中央政治局頒布《第68號決議》,將民營經濟從過去的「一個重要動力」,提升為「一個最重要的動力」。國會隨後通過配套措施,允許民營企業更深入參與高速鐵路、都市軌道、能源、數位基礎建設,甚至國防工業等過去高度由國家控制的領域。

這項改變的意義,不只是鼓勵民營企業投資,而是河內開始將部分國家發展任務,由國有企業轉交給大型民營集團。英國《金融時報》將這項政策形容為越南領導人蘇林嘗試借鏡「南韓財閥」模式,以低成本融資與稅制優惠扶植本土大型集團。

然而,當政策資源開始向大型民營集團集中,另一個問題也隨之浮現──越南是否已經準備好一套足以約束這些「國家冠軍」的新制度?

從外資代工大國 走向培養本土大型企業

過去二十年,越南是全球供應鏈重組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低廉的勞動成本、密集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及美中競爭帶動的「中國加一」布局,使三星與大量電子、紡織及消費品供應商陸續進駐。越南因此迅速轉變為全球重要製造基地,2025年經濟成長率超過8%,2026年上半年也保持相近速度。

但對河內而言,這還不夠。今年一月舉行的越南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越共十四大),提出2026年至2030年平均經濟成長率要達到10%以上的目標,意味越南不能只依賴更多外國工廠、更多出口訂單,繼續複製過去的成長方式。

因為外資雖然帶來了工廠與出口,卻不必然帶來本土企業的同步升級。高附加價值技術、品牌、核心零組件與全球通路,仍大多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越南可以替世界生產大量電子產品,卻仍缺少真正能在全球市場上主導產業的本土企業。《第68號決議》也定下2030年前要培養至少20家具備全球競爭能力的大型民營企業的目標。

換句話說,越南正在從「吸引跨國企業到越南生產」,走向「培養自己的跨國企業」。

越南不缺大企業 缺的是全球型企業

學者認為,越南這樣的轉變與1960、1970年代的南韓比較,有不少相似之處:政府選定戰略產業,透過金融、土地與政策優惠集中資源,期待少數大型企業帶動產業升級。

但南韓經驗的關鍵,並不只在政府願意投入多少資源。朴正熙政府確實高度介入金融,透過低利貸款、關稅優惠與政策性資金扶植戰略產業,但這些資源並非無條件提供。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企業能否持續取得政策支持,越來越與出口成績掛鉤。朴正熙甚至親自主持出口會議,逐月檢視各產業表現,企業即使能在國內得到保護,到了海外仍得直接面對價格、品質與技術競爭。

因此,南韓模式真正值得越南學習的,並不是如何培養本土大型企業,而是如何在提供補貼之後,要求企業交出成績。

越南目前已經快速建立起這套模式的前半段。2026年6月,越南國家銀行允許商業銀行將涉及三家大型開發商的18項重大專案放款,排除在年度信用成長額度之外,總融資需求超過285億美元。近年也重新開放2020年因貪腐風險被禁止的BT(Build-Transfer,建設-移交)模式,也就是由企業興建公共工程,再由政府以土地等資產補償。

可是真正仍不清楚的是後半段:企業取得這些政策資源之後,國家究竟要求它們交出什麼成績?目前越南還缺少一套像南韓當年以出口實績為核心的明確考核機制。

這會直接影響企業的選擇。當最具吸引力的報酬來自國內工程、土地與特許經營權,企業自然更傾向投入政府專案,而不是承擔技術研發與海外市場競爭的風險。所以越南其實並不缺「大公司」,真正缺少的是擁有自主技術、品牌與全球市場能力的大公司。

 

越南近年加速推動大型基礎建設,並逐步讓民營集團承接過去由國企主導的國家級工程。Getty Images

 

最大集團Vingroup成關鍵測試對象

越南最大民營集團「Vingroup」正是這場轉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Vingroup創辦人范日旺早年在烏克蘭以泡麵事業累積第一桶金,返回越南後轉入房地產,逐步建立今日的企業版圖。近年Vingroup迅速擴張至電動車、交通、觀光與基礎建設,業務版圖深入越南人的衣食住行與日常生活,常被外媒比喻為「越南的三星」。

目前Vingroup旗下股票合計約占越南市值三成,一家集團對整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意味著企業風險與國家經濟發展已經綁在一起。

此外,2025年的研究指出,Vingroup的負債權益比已超過4倍,相當接近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南韓大型財閥的平均水準。當年的南韓也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後,才被迫以強制去槓桿的方式處理多年累積的財務問題。

當「國家冠軍」成功地被做大,政府日後想與他「分家」的政治與經濟成本也會愈高,且不見得整個社會承擔得起,這正是所有政府主導型產業政策最後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越南體制內部並非沒有察覺這些風險。2025年5月,Vingroup旗下新成立的VinSpeed提出承建南北高速鐵路,自籌二成資金,其餘約491億美元希望由政府提供35年零利率貸款,並取得99年營運權。越南國家銀行最終以銀行體系安全為由表達疑慮,財政部同時認為零利率實質上構成國家補貼,可能影響主權信用評等。最終在同年12月,Vingroup宣布撤回申請。

越南這一輪改革真正值得觀察的,不只是民營企業能否取代國企成為新的成長引擎,而是河內能否在降低國企主導之後,建立一套更有效的競爭、考核與淘汰機制。

從國企走向民營「國家冠軍」,並不等於市場化自然完成。如果過去集中於國企的土地、金融與政策資源,只是轉移到另一批大型民營集團,越南改變的可能只是國家扶植企業的形式,而不是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