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今天有话好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陈信聪！」
随着一如以往的开场白之后，公视谈话性节目《有话好说》的镜头带出制作人兼主持人陈信聪，正坐在位于马祖南竿乡的五灵公庙前，旁边是连江县县长杨绥生，谈论的题目正是今年6、7月最受人注目的台湾公共议题──马祖博奕公投。
谈话性节目出外景？除了少数民营电视台外，作为台湾官方设立的「公共电视」也有此手笔，似乎有点难以想象。不过，这并非《有话好说》第一次的外景主持。2010年，《有话好说》也曾前往云林县麦寮乡，邀请学者专家以及当地民众，针对台塑六轻石化工业问题现场开讲。没有政治口水、没有固定名嘴班底，《有话好说》制作团队所要呈现的，是在理性且平等的情况下，让对立双方可以展开沟通，进而达成理解，最后提出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在对立中展开对话在喧嚣中相互理解
近年来谈话性节目在台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范围之广，涵盖政治、时事或综艺节目。因为节目以来宾谈话方式呈现，制作容易、成本低，收视率却立即见效，可谓「高效率」的节目类型，现今的电视台无不争相选择制作。
然而不管是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综艺节目，还是政治意识明显彼此对立、口水战打不完的政论节目，谈话性节目在台湾媒体产业中，基本上已呈现饱和状态。为何一向在大家眼中属于「清流」、「公益」性的公共电视，要在2008年推出《有话好说》这样一个专门讨论时事议题的谈话性节目？
《有话好说》制作人陈信聪在开播前写下一段文句：「我们认为理想的谈话性节目（尤其是公共议题）应该提供观众三项服务：客观有用信息、多元进步观点以及不同立场的相互对话。」这样的理念也奠定了他在制作节目时，长期坚持的原则──在对立中展开对话，在喧嚣中相互理解。
《有话好说》所追求的不仅是专题式的社会议题讨论，它更要求的是如何让对事情有不同看法的人，愿意来到节目坐下来倾听对方、理性的沟通对话，「讨论你所不认同的事」。
为了追求这样一个想法，就连摄影棚的座位配置也是一门大学问。走进公视第二摄影棚，有别于其他政论节目，《有话好说》选择采用圆桌方式，主持人、来宾不分立场和角色，围着圆桌彼此对话。
陈信聪表示，因为摄影机配置问题，直到去年才正式摆上圆桌，「这样才可以拉近主持人和来宾之间的距离。因为面对面，更容易促成来宾互相对话，而不是对着摄影机各说各话，那个eye contact非常重要！」说到这里，陈信聪笑道：「不过相对的，也很容易因为面对面意见不合而吵起来。」
「不管怎么样，对立的来宾可以在这个场合获得平等对话的机会，至少他们必须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仔细倾听并回答，观众在节目上看到的才是有意义的沟通过程。」陈信聪娓娓道出他的初衷。
透过支持对话、提供正反意见以及正确信息给观众，节目才有办法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才能展现身为媒体的社会责任。而《有话好说》正是努力坚持这样的理念至今。
拒绝节目效果理性讨论公共议题
有别于一般电视台摄影棚内，观众看到的是各家名嘴激动讨论政治社会议题的画面，在《有话好说》里，观众更常看到的是两派意见代表交互往来的理性对话，没有一面倒谩骂。就连那些平时在其他台气势逼人的名嘴，来到《有话好说》都显得心平气和，即使辩论起来也有条有理。这样的景象，对于目前的台湾大部分政论性节目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任务」，而这也是《有话好说》自2008年开播以来受到民众喜爱支持的原因。
陈信聪透露，曾有一次在节目开始前，他提醒某位在其他台表现「激动」的立委，待会在节目上请尽量克制，保持理性。结果那个立委很惊讶地说：「你们不要效果？」说到这里，陈信聪浅浅一笑，「其他电视台希望这些名嘴们尽量表现夸张一点，制造所谓的『效果』，结果我们竟然反过来。」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某集节目中，曾发生过两位意见不同的来宾谈到后来越吵越凶，最后几乎要打起来。这样的火爆场面，对一般谈话性节目来说，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好桥段！「但奇妙的是，当天那个时段的收视率跌得好惨、好惨……」陈信聪认为，《有话好说》的观众基本上已经不同于一般政论性节目，他们已经厌倦口水战、厌倦情绪性的评论，所以每当节目出现较为失控的场面，观众马上转台离开。
「我们已经分众了，会来看《有话好说》的观众，就不会去看《2100》，就不会去看《大话新闻》。」
因此，当全台主流媒体近期都为了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的收贿案骚动不已，镇日追逐相关人物时，《有话好说》仅选择在当周以一集节目讨论，另两集着力在属于重大公共议题的马祖博奕公投，且为此在一个多月前便开始讨论、规划。
陈信聪表示，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事情在发生，不可能整天谈林益世收贿案。为破除政论性节目一定得带有政治意识既有观念，《有话好说》多年来也一直坚持着节目内容必须着重讨论公共社会议题，而非肤浅的政治批判。
由于这样的坚持，《有话好说》屡屡挑战政府政策、两岸敏感议题的底线，甚至是观众价值观的底线。
不畏各方施压坚持公开透明制作
陈信聪坦言，从节目开播以来，制作团队就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不仅仅是观众、长官或政治人物对我们的不满，也有我们自己揣测外界反应所造成的心理层面压力。」陈信聪认为，这是因为目前台湾的社会政治气氛和国人的心态，都不容许太敏感的议题出现，「所以《有话好说》多年来其实一直在踩大家的红线。」
因为讨论的话题敏感，《有话好说》常常成为内部或外部的标靶。2008年时，公视预算遭砍半冻结，据传也与某位立委不满《有话好说》有关。不过，这样的压力，在陈信聪眼中并不算甚么，他早已抱着「节目随时会被停掉」的心理准备。
「我就是做身为公共电视谈话性节目应该做的事情，节目停止与开始，并非我决定。制作人不当，大不了回去当记者！我是nothing to lose，没必要巴结那些高官和政治人物。」正是这样的气魄，加上公视所独有的政治中立环境，让陈信聪四年来一直坚持着讨论「真正重要」的社会性议题。
为了排除一切可能影响节目的干扰，强调制作过程完全公开透明，《有话好说》不仅会在节目开始之前预告题目、来宾以及手版图卡等数据，也会在节目结束后将完整影片上传到官网，还对外开放民众全程参观节目的制作流程和现场实况录像。
此外，陈信聪有感于目前中学公民社会科老师的教学内容庞杂，资料汇整不易，节目也长期服务全国公民社会科教师，每天开播后将制作团队使用的所有原始数据，以电子邮件方式寄送给各校老师，替他们省下许多整理课程资料的时间，这样具社会责任的贴心，想必也只有公视的《有话好说》才做得到。
《有话好说》开播四年来收到的肯定不断，但陈信聪认为节目还是有很多不足。他表示，虽然节目已达到提供理性沟通的对话平台的目的，但是身为公共性质的谈话性节目，由于议题规划时间紧凑，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再进一步提供正确且具有建设性的数据。他期许未来应让观众听取正反两方意见之余，还可获得公正详细的资料以为参考依据。
《有话好说》因为制作成本和时间的关系，深度较显不足，陈信聪语出诚恳地表示：「其实这个节目已经做到一个瓶颈，所以我认为就算现在马上停掉也没甚么不好。」他认为，《有话好说》的退场，可让社会大众再去思考到底公共电视所提供的谈话性节目应该是甚么样子，去重新做一个评估。
陈信聪认为，《有话好说》完成的只是一个阶段性任务，未来公视应该推出更具有影响力、说服力，以及更具思考深度和广度的时事谈论节目。而这样的未来，奠基于台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能否破除过多的意识形态，成长为超越党派、阶级的理性思考社会。
看来，《有话好说》正是在台湾公民意识逐渐成长中，尽全力担任看守者的重要标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