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抱着「经济市场化必然促进政治民主化」的想法，希望通过商业往来与文化交流了解中国、进而影响中国，让中国接受普世价值，走向民主化。这些努力与期望，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经济议题的旅美学者与评论家何清涟坦言，到目前为止，「可说是失败了。」而其原因可归纳为三点：
一、所有在中国活动的NGO都受到政府控制
何清涟指出，中国资深爱滋维权人士万延海承认一个事实：为了争取活动空间，几乎所有的维权组织与从事人权、公益活动的「非政府组织」（NGO），都被迫与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门合作。但如何合作、合作到甚么程度，是任何人也不会对外谈及的。已于2010年带着妻子和四岁女儿逃往美国的万延海甚至卑微地强调：「由于害怕失去自由的恐惧深植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希望国际社会对此谅解与宽容。」
《开放》杂志今年3月一篇题为〈中国利益集团侵蚀NGO〉的报导，说明了中共政府介入、控制NGO的方法。报导中详细描述「政府型NGO」贪婪丑恶、里外通吃的真实面貌；而外国基金则被各种中共御用机构变相吞食，致使让款项不能落到需用处。
该文以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为例，揭露在四川大地震时，「壹基金」募款四千二百多万人民币，这些钱来自五十万名捐款人；但这笔数量巨大的款项，最终只有二百万元是由「壹基金」运作，其余的四千多万交由等同官方的主管单位「中国红十字会」支配。报导说：「不管李连杰的知名度和个人能力有多高，他发起的壹基金最终只能是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一个项目计划，他的壹基金的钱也无法真正用到弱势群体身上，可以想见李连杰内心的挣扎与煎熬。」
二、所有中国学术研究机构都受到政府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博士、现任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中国学者朱嘉明表示，在中国，学术机构「理应是知识分子的重镇，现在却洽洽是政府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你说他是独立的学府还是政府的延伸？我的回答，毫无疑问，大学就是政府的延伸，是中国这种特定的社会型态下，政府的组成部分和辅助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曾经是那里的研究生，经历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由主义时代（80年代），但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政府的组成部分，我就真不明白中国还有怎样的机构说它现在是独立的？没有了！」
朱嘉明讲得很绝对也很无奈：「至于现在中国有没有在政府主流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之外存在的独立知识分子？我数了半天，非常困难！基本上都是吃皇粮的！」
三、正式官方或学术交流沦为中共宣扬政策的舞台
何清涟举著名的《外交季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有关外交事务、策略、战略的杂志为例，近年来中国官方的智囊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很多，比如胡锦涛重要智囊、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和平崛起〉一文，由于这本杂志的战略性地位，让西方社会牢牢记住了郑必坚的名言「当代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兴」。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王辑思从2005年开始，总共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12篇文章，为中国官方政策的阐释与歌功颂德，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
2011年5月9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讲座，邀请多位美中学者以及前美国官员参加，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究竟该如何进行。代表中国参加的学者是近几年政府的理论明星，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及中央党校的教师等。这一次中国明确提出了中国将借鉴新加坡模式而非台湾的民主模式：一党执政，发展经济。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也对此表示赞赏。这样的情势，连何清涟这样真正出身的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都不敢也不愿苟同。
尴尬的外国人
对外国人的尴尬处境，朱嘉明有近距离的观察。他说，「自由国度的知识分子包括美国、欧洲、台湾、日本、韩国，特别是对中国有兴趣的那些人，包括拿到诺贝尔奖的知识分子，只要和中国打交道，就必须和其实没有独立空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打交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知识分子如果要到中国，就必须「入境随俗」，屈服在中国政府无所不在的管控之下。目前的这种情况，让外国人进退两难，也是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可不知道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