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日本强震发生后，日本国民普遍惊而不乱，整体社会治安状况出奇良好，并没有出现其他国家常见的的混乱、失序与抢劫情事。在危机中，日本国民守法、守序的高素质更加明显，并成为国际媒体称许的焦点。
在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媒体展现了高度的新闻专业与自律，冷静而不煽情地报导了相关灾情；除了正确传达政府发布的讯息外，也让所有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日本国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甚么事情。
到底是甚么力量，让日本人能展现如此高度的秩序和自制力？
原因1
「岛国文化」的影响习于「无常」
目前在台大、辅大日文系任教的何思慎教授是日本文化的专家。带着眼镜、削瘦斯文的他，对日本文化如数家珍，偶尔还自然地脱口而出几句地道的日文。他肯定地指出，日本社会之所以能如此理性、冷静，是受到传统「岛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的自然环境虽然优美，但缺乏自然资源，可谓「穷山恶水」；再加上自古以来自然灾害就多，地震、台风、海啸、雪灾如家常便饭，还偶有火山爆发。日本人一方面热爱自然的美景，另一方面也要面对各种灾害的挑战。
何思慎说：「既然没有能力去改变环境，日本人便学习与灾害共处，居安思危，把天然灾害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时做好防灾准备。」因此，一般日本的建筑都必须通过严格的防震标准。企业公司和学校常举办防灾演习，各级机关、学校平时就备有紧急用的毛毯、食物、水。人们家中也有「防灾包」，装满干粮、水、手电筒、衣物、卫生纸、药品等必须用品。
何思慎认为，也因为日本从古到今频频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人们习见顷刻之间一切化为乌有。因此，日本人相信「无常」，认为美好的事物是不稳定的；也因而产生一种镇定、达观的性格，面对灾难时较有应变能力和毅力，在灾后能以「向前看」的态度，重新振作、重建家园。
日本山形大学英语讲师蔡少玲，从留学时代开始就长年生活在日本。她对于日本人面对地震的「泰然自若」，丝毫不觉惊奇：「日本常发生地震，一般来说，四、五级地震是常有的。所以日本的建筑物都有防震设计，举国上下也常做防灾训练，每年都有防灾日，会像真的一样做演习，包括避难路线都会走一遍。所以民众都知道如何面对地震。大家有警觉，而且不会太惊慌。」
原因2
具「群体性」特质感情不外显
举止温文有礼的台大日文系主任徐兴庆，看上去颇具日人本色，是台湾另一位研究日本文化的权威学者。徐兴庆教授解释，日本人有「群体性」的特质：「日本人作为一个个体往往并不很突出，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团体之内。就连出国旅游也是一样，虽然旅行团的成员间彼此并不认识。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临时组成的团体之中，日本人往往也很守规矩、很有纪律。」
着有《现代龙马何处寻》一书的《中国时报》副总编张瑞昌，曾受聘为《朝日新闻》客座研究员，赴东京深入考察日本文化。内敛温和的他，也谈到日本社会之中，有一种「集体制约」的力量：「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给人家带来麻烦』。所以有人讲日本是一个『即使悲伤也哭不出声音』的民族。这不是一个世代的影响，是好几个世代积累下来的性格。」
这种文化因子，造就了日本人在灾难来时，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坚忍、冷静，也比较服从的态度。「整个日本社会氛围是──我们可以共度眼前的难关。」张瑞昌如此分析。
创办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的赖世和教授（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出生在东京，16岁以前在日本成长，之后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教。他曾任美国驻日大使，是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赖世和在《日本人》一书中解释，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强调集体，大多数日本人甘愿在穿着、举止、生活方式，甚至思想上都符合集体的准则。日本人尤其重视自己在团体中其他成员面前的「面子」，也重视自己的社会关系，强调个人的公司、政治派系、大学出生和各种私人人际网络。
赖世和举例：美国人往往把自己看作是拥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个人，如一个推销员、会计、卡车司机等，并随时待价而沽；日本人却更倾向把自己看作是某企业公司的一员，如一位在三井贸易公司或三菱重工业公司工作的员工，不论他的具体职能是甚么。
原因3
「耻」感民族名誉是恒久目标
公元604年，日本辅政的圣德太子颁布了日本史上最早的十七条《宪法》，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和」的精神。赖世和与其他学者指出，日本是岛国，人口稠密，环境较为拥挤，需要人们极度自制，而且也要体谅别人。事实上，在岛国若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无处可逃，也没有外援，很可能会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因此以「和」为贵是日本十分重要的核心价值。日本人十分自制，同时体谅别人，每个人都要明白行为举止的「分寸」，以达成群体的和谐一致。
在日本社会中，打扰别人、麻烦别人都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是人们极力避免的情况。所以日本人通常会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负自己该负的责任。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潘乃德（Ruth Benedict）所著的《菊花与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二次大战近尾声时研究日本的报告。这本书清楚地剖析了日本国民的性格，至今仍是研究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潘乃德认为，西方人是「罪」（sin）感民族，日本人是「耻」（shame）感民族。在日本，别人的评价是个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一个完美的人、自尊自重的人，要明白自己的身分地位、责任与义务，且能严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若做出不合身分地位的事，会造成大家的困扰，招来嘲笑，丧失个人尊严。严重者甚至会自杀，以洗刷耻辱。
潘乃德表示，「名誉」是日本人恒久不变的目标，博得他人的尊敬是不可或缺的要件。每个自重的日本人都必须具有泰然自若及自制的品格，特别「自制」是日本人建立自尊心的一部分，因此，「当洪水侵袭日本村落时，每个自重的人收拾起随身的必需品，迁移到高地去。在这个过程之中，绝没有喊叫、左奔右窜、恐慌狼狈。秋分前后台风暴雨来袭时，人们也表现出同样的自制。」
也因为长期养成自制、合群的技巧与品格，日本人普遍在表面上彬彬有礼、温文儒雅，且不会把真实的情绪表达出来。对于情感外露，无论是愤怒或者欢乐，日本人都十分反感，认为会造成大家的困扰，也会让自己丢了面子，是很羞耻的事。赖世和指出，日本人无论是喜怒哀乐，总是微笑示人，竭力避免感情外露，而且从来不愿断然说「不」。
因此，此番面临突如其来的巨变，日本人还是下意识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尽量不给别人造成麻烦，同时保持尊严，不让情感失控。
这，就是日本人的「沉着力」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