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1980年代初期，香港大学经济金融系主任张五常在《信报》的「论衡」专栏，以他的经济学理论纵谈中国、香港与世界的经济问题，行文通俗流畅，深受读者欢迎而声名鹊起，后来集结成《卖桔者言》。这当然与他的经济学学养与中文根底有关。我也因为在《信报》的专栏被他看上，邀请我做他的研究助理。我在考虑几天后答应了。在港大一待就是11年，是我在香港居留期间的一半以上。
结缘五常
1986年初，台湾的《中国时报》驻香港特派员江素惠告诉我，张五常想见我。我受宠若惊，哪有拒绝之理？后来在江素惠安排下，在一个饭局里与张五常见面。他们遂坦言问我要不要去港大做他的助理研究员。
于是我去港大见张教授详谈工作事宜，那时经济系还在钮鲁诗楼。他问我在《信报》的人工多少，给我相同的人工。因为是学校，不是私人企业，所以没有年终双薪与奖金，但是不必坐班制，只要完成工作，外面写稿随我的便。他还觉得把我从《信报》挖过来，对林老板不好意思，要我说是我听说他要请人而我去找他的。但是我向林老板请辞时，他也没有多说甚么，相信他已经习惯劳力市场的自由流动。
我是1986年3月份到港大正式上班的。林老板对我不错，因此离开《信报》我感到不好意思，也依依不舍。当时我决定到港大工作，也与文革期间被上海一位人大同学羞辱只配在工厂里教书有关，要给自己争回一口气。《信报》有位北京出来做校对的张大姐接我的工作，她不是学文科的，因此我没有一走了之，而是留下一段时间让她比较熟悉后才离开。
张五常之所以请我，乃是因为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极为看好，一位江浙籍的著名商人查济民便捐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做研究。他在香港请了两位助理研究员，在深圳请了三位。请我是因为我了解中国，这点他也征求过当时《七十年代》主编李怡的意见，李怡在《信报》逢星期一有个署名「齐辛」的长篇评论文章。他聘请我不是我懂得经济，而是我很了解中国政治，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难分难解。
另外聘请了他的老朋友王深泉，也就是香港著名的散文大家舒巷城，帮他润饰文章，另外也以非政治、非经济人物的眼光来看他的经济专论，犹如唐朝诗人白居易那样。另外透过中共深圳市委，也请了刘姓、杨姓、卢姓三位助理研究员，因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张五常有个他在广州读书时的学姐，在香港新华社协调部（统战部）工作。深圳那条线应该就是通过她。
据张五常对我说，他的这位学姐知道他聘请我之后，责难他为何用我。但是张五常是美国自由派作风，不认为用我有何问题。不过后来还是有某位在左派媒体任高职的李姓政协委员写信给深圳市委，揭发我的「台湾背景」，说我的子女都送到台湾读书去了。这根本是谎言。当时我的儿女连台湾都没有去过。这个情况，是我在深圳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也因为如此，我随张五常多次到中国做考察访问，但是很低调，没有在我的专栏与评论文章中写考察访问经过，避免影响我们后来的工作。后来即使写，也是着重游记而避免与考察有关的议题，包括与官方的接触。对这些访问，张五常从他的角度写了一些；但是从我的角度，有些没有记下，我也没有写日记，时间一长，有些记不住了，非常可惜。例如1986年底访问福建，我个人以游记形式写了〈故乡三点行〉，但是避掉了在鼓浪屿与当时是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的见面；在福州特地去见被外放的改革派理论家李洪林；在福州东湖饭店吃早餐时还意外见到作家白桦，因为他们政治处境不佳，我都没有写出来以免给他们造成麻烦。
张五常常常到深圳，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马上就可以对中国的改革状况做出判断。他的敏感、他的细密让我非常佩服。张五常形容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台译傅利曼、中译弗里德曼，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思想「快如闪电」，其实张五常自己不遑多让。
▲傅利曼以其对货币供给理论等贡献荣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Getty Images
作为一位经济学者，他做买卖也很精明。他喜欢搜集奇石，尤其是寿山石与鸡血石。我看他的杀价功夫，让我都同情那个卖家。所以我知道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子，如果做生意，一定贵买贱卖，最后破产。
张五常古文根底之好，使我非常意外，可以背出许多古典诗词与散文段落，这也得益于他的记忆力。他尤其喜欢苏东坡。因为这个底子，因此虽然在美国许多年没有运用中文，但是回到香港，用中文写文章并不费力。后来每星期一篇的专栏文章，外界有传言说是我协助他写的，我赶忙否认，心里也很不安，怕他知道，以为是我在外面吹嘘的。还好，他一直很信任我。
在工作上，教授是我的老板，但是，在其他方面，他是把我当朋友看待，会邀请参加他的一些私人聚会，包括与他的家人相处。甚至一些私密的话也会告诉我，我也知道做人的道德底线而守口如瓶。所以我们关系很融洽。
不懂经济的我，当然膺服教授的自由经济理论。虽然也觉得他的「自由」有时太绝对，对社会福利极为反对。政治上，他对民主的观点，我也不全认同，但是这些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与友谊。这点，他是美国人的作风。当然，他也劝过我，几百人游行，你去参与不妨，只有几个人，就不要去了。这当然是对我的爱护，因为有一次电视播出我与几位朋友在新华社门口抗议，只有七、八个人。
散文大师
我的工作同事王深泉也是一位奇人，更响亮的是他的笔名舒巷城。他的文学修养极高，对古诗词，尤其粤语、粤剧功底非常深厚，是香港著名的散文大师，《鲤鱼门之雾》是他的香港乡土文学代表作。二战期间他从香港逃难到云南，还担任过美军翻译。他处世低调，为人敦厚，难怪教授非常相信他，相交数十年。他们同是筲箕湾的老街坊，当年还有后来回中国后首夺世界乒乓球赛冠军而在文革期间被批斗自杀的荣国团。教授曾经写了纪念荣国团的文章。
教授比我大两、三岁，深泉的年纪比我们大十几岁，教授曾经要我告诉他，他的余生，甚至以后的一切，教授都会包下来，让他安心工作。果然教授也实现了他的诺言。深泉太太后来在他的出版社工作，出版社还出版了舒巷成的文集。
深泉为人十分理性、冷静，帮教授润饰文章，是要保持文章的「香港味」。如有偏激的地方，他也会劝教授修改。他还是一位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感到他的威胁的人，十分好相处，也十分坦荡。我与他在一个办公室里，完全没有「办公室政治」可言，加上教授的信任，所以我可以一做11年，到我1997年移民外国才自动辞职。深泉在我离开香港后两年去世，享年78岁，他是在家里坐在没有扶手的椅子上安详的走了。我在《信报》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潇洒的活，潇洒的走〉。（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