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老還童，這個在仙俠小說或科幻電影才會出現的情境，因為中國幾個明星神奇的現實版演繹，已經成為2025年最炸裂的話題。難道人類科技真的已經突破生理極限了嗎？

2025年，中國政治圈、娛樂圈發生多起事件，刷新了中國人及全人類的認知。于朦朧墜樓事件揭開了中共在娛樂圈的洗錢、淫亂，以及與活摘器官、邪術續命等黑幕。

當人們苦苦尋求真相時，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出現了：娛樂圈許多明星竟然集體回春了。

回春恐涉及換器官

原本身患重病、老態龍鍾幾乎接近瀕死的李連杰、倪萍等明星，突然間變得生龍活虎，不但身手敏捷靈活，面貌也年輕了至少2、30歲。66歲的倪萍原本因病變得臃腫肥胖，走路都需要人攙扶，突然間恢復了年輕面貌，還能一口氣爬到廬山山頂。

網友驚呼，他們吃了什麼靈丹妙藥，竟然可以返老還童？網路上充斥各種分析、猜測。網友們大部分認為，他們是換上了年輕人的器官，甚至是用了從嬰幼兒身上提取的某種特殊物質。

網友們說，換取活摘來的器官已經非常邪惡了，因為必須使用活人器官才能移植，相當於要殺死一個甚至幾個無辜生命來為自己續命。換器官是很耗人體元氣的手術，要面對手術的創傷、異體器官的排異反應，不可能短時間就變得生龍活虎，更不可能返老還童，這些人一定採用了某種不可告人的密術。

逆向的生理發展

說起返老還童的話題，人們就會想起2008年在美國上映的奇幻電影《班傑明的奇幻旅程》（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影片中那個名叫班傑明．巴頓（Benjamin Button）的男子，出生時是個老頭模樣，後來越長越年輕，最後變成一個孩童。編出這樣的故事，是編劇的腦洞大開嗎？

據福建《永泰縣誌》記載，當地有一個名叫陳俊的人，出生於唐朝僖宗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卒於元朝泰定年間，也就是公元1324年，他竟然活了443歲。神奇的事不只是他的長壽，還有他返老還童的奇蹟。

陳俊是個郎中，年輕時來到永泰縣行醫，看到湯泉村山清水秀、民風淳樸，就定居下來。他醫術高超且生性豁達、為人正直，因此很受人尊重。

陳俊在永泰縣主持並修建不少橋梁、廟宇，自己卻生活簡樸，三餐都是粗茶淡飯，也不曾娶妻生子。晚年時孤身一人，村人感念他的恩德，就輪流贍養他。後來贍養他的人逐漸離世了，陳俊卻還活著，似乎長生不死。陳俊的年齡越來越大，身體卻越來越小，最後形如小孩。幾代人過去了，陳俊還活著，算起來已經400多歲了，體重卻不到5公斤，看來就像個嬰兒。

陳俊一直活到443歲才去世，那時他就像剛出生的嬰孩，靠吃奶生存。當地鄉人把他埋在湯泉廟，並當作神仙來供奉，稱他為小彭祖。人們至今無法解釋，陳俊為何能如此長壽？又為何出現返老還童現象？

急速衰老 又回復童顏

返老還童的現象在現代也曾出現過。1996年，四川省富順縣的一個普通家庭出生了一個女嬰，父母為其取名為曾玉珊。她在成長過程中一直很健康，身體和智力的發育與同齡孩子沒有兩樣。

反常現象出現在曾玉珊7歲那年。某天曾玉珊的父母忽然發現她的皮膚變得乾燥、鬆弛，滿是皺紋，起初以為她是缺少營養、水分，便讓她多喝水、補充營養，但她不但頭髮變白，還開始大把掉髮、智力下降。

眼見她快速變得像個老人，父母帶她去大小醫院檢查，花了不少錢但查不出原因。隨著巨額醫療費用、照看等問題，父母離婚了。到9歲時，醫院終於確診她患了腦垂體瘤，父親帶她去做了切除手術，一切順利。

不料手術後的曾玉珊不僅沒有長高，反而逐漸變矮、變小，智力也退化。她原本衰老的面容開始變成孩童模樣，17歲時竟然像2、3歲的樣子，成了轟動當地的新聞。

事件公開後，家境貧窮的曾玉珊得到許多人的關愛，她重返醫院治療，短短7個月內長高了好幾公分。但20歲的她看來依然像是5、6歲的小女孩，最終停留在8、9歲的模樣。25歲時，她與一個因某些原因停止長高的男子結婚，28歲時，生下一個健康的孩子。

曾玉珊由兒童變老人或許因為腦垂體瘤，但何以會返老還童卻無法用醫學理論解釋。醫生認為是因為未及時服用生長激素而不再長高，卻無法解釋為何會逆向生長。

再談到明星們的集體回春，網路的分析或猜測都與活摘器官、殘害兒童有關。雖然真相未明，但可肯定的是，無論採用什麼方式返老還童，若是傷害別人生命而得到的，天理難容。

原本因經濟合作而略見回暖的中日關係，11月初因一句話再次急轉直下。11月7日，剛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明確表示，若中國以武力犯台，甚至以戰艦封鎖海上交通，日本將可能啟動「存亡危機事態」，行使集體自衛權，必要時不排除出兵。

這是高市早苗首次以如此公開、直接的方式，將日本的安全利益與台海局勢緊密綁定。言論甫一出爐，立即引發國內外高度關注，不僅打破了日本多年在台海議題上刻意維持的「戰略模糊」，更直接踩在北京的敏感神經上。中、日、台三地媒體迅速大篇幅報導，使情勢瞬間升溫。

隨後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近乎「斬首」的極端言論，更讓局勢逐漸失控。短短幾日，中日關係從單純的國會答辯，演變成考驗雙方國安決心與外交韌性的全面危機。

高市一句話 日本對台海政策從模糊走向明確

高市早苗將「行使自衛權」直接與台海情勢連結，讓外界不免回想起2021年安倍晉三提出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兩者看似相似，實際上卻有本質上的不同。當年安倍晉三已卸任，是以「前首相」身分受邀在台灣政府舉辦的論壇中提出該說法，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並非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場。即便如此，安倍晉三的語氣仍相對保留，並未具體談及可能採取的行動模式。

相比之下，高市早苗此次的表態，則是在國會的正式答辯場合，明確將中國「伴隨戰艦和武力使用」的情況，連結到日本足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具體條件。儘管她事後以「期待通過對話和平解決」來緩和語氣，但仍堅決拒絕撤回言論。這意味著，日本政府對介入台海衝突已經有了具體的應對策略，且這樣的想法其實並非高市早苗個人意見，而是執政聯盟內部的共同認知。

▲對高市政權而言，這無疑是上任後面臨的第一場重大外交考驗，讓中日雙邊外交對立的氣氛攀升至近年罕見的高度。Adobe Stock

「戰狼」外交失控 薛劍極端發言點燃中日戰火

有趣的是，中國外交部在第一時間面對高市早苗的強硬表態，反倒不像當年回應安倍晉三時那般激烈，只是例行性地批評日本「粗暴干涉內政」。而真正讓情勢失控的，是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X平台上的極端發文。他痛批高市早苗，甚至以「毫不猶豫斬掉那擅自闖入的骯髒頭顱」這類近乎死亡威脅的字眼進行攻擊，瞬間點燃日本輿論。外相茂木敏充隨即公開譴責，朝野也紛紛要求將薛劍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要求驅逐的呼聲迅速擴大。

儘管北京事後試圖澄清，聲稱薛劍的言論是針對「煽動台海介入的危險論述」，而非高市早苗本人，但日本方面顯然不接受這樣的解釋。隨後中日兩國更罕見地互相召見大使，北京要求日本收回相關言論，東京則向中國大使提出強烈抗議，讓雙邊外交對立的氣氛攀升至近年罕見的高度。

官方喊話vs.民間現實 中國「禁日旅遊」難奏效？

這場由言論引發的外交衝突，很快延伸到經濟層面。

11月14日晚間，中國外交部以「日本領導人公然發表涉台挑釁言論，已對在日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造成重大風險」為理由，呼籲民眾暫時避免赴日旅行，明顯是藉旅遊市場對日本施壓，並測試高市新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底線。《解放軍報》更連續兩日刊登評論，指責日本「玩火自焚」，甚至警告日本「可能全國捲入戰火」，文攻與恫嚇語氣明顯升級。

然而根據《大紀元時報》的現場報導，上海浦東機場前往日本的旅客依然擠滿櫃台，呈現官方喊話與民間行為脫節的景象。

此外，有日本記者追查指出，雖然中國遊客長年占訪日旅客的大宗，但中資以「一條龍模式」掌控日本境內大部分觀光產業，日本本地業者真正能分到的收益其實有限，讓外界開始重新評估「禁日旅遊」究竟能帶來多少效果。

僵局背後 雙方的「不能退」與政治壓力

中日關係緊張並非第一次，上一波明顯惡化可追溯到2012年日本將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當時中國多地爆發反日示威，兩國關係瞬間跌入冰點。這次的僵局之所以更難化解，是因為兩國此刻都沒有退讓的空間。

對日本而言，高市早苗的說法既呼應國安圈多年對台海情勢的推演，也迎合核心支持者的期待。根據《共同社》最新民調顯示，有48.8%的受訪者贊成高市主張自衛權的言論，且她的支持率，甚至從10月的64.4%，提高到69.9%，創下新高。若此時高市早苗收回言論，不僅會被解讀成向北京低頭，更可能在未來限制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政策彈性。

對中國而言，甫上任的日本首相，竟敢公開提及台海戰爭和出兵意圖，等同觸及北京核心利益。在國內民族主義高漲的氛圍下，北京如果在對日政策上表現出任何「軟弱」跡象，勢必會招到批評，只能維持高壓姿態。

美國的反應倒是非常快速明確。11月18日，美國駐日大使葛拉斯（George Glass）在社群上直接表態：「如果還有人懷疑，美國對日本的防衛承諾是百分之百的，包括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中共海警船派再多，也改變不了這點。」

沒有緩衝的中日對撞

這場危機也突顯了中日關係中的另一個結構性問題：缺乏中間人。高市政權中，已沒有像安倍時期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那樣能在北京與東京之間穿針引線的重量級政治人物；而長期作為中日之間緩衝力量的公明黨也已退出執政聯盟，使得原本存在的外交緩衝墊瞬間消失。在溝通管道明顯變窄的情況下，任何一句強硬發言、任何一個政策風向都可能被放大，誤判的風險也隨之升高。

目前，北京仍持續在輿論與外交兩個戰線上加大壓力；日本雖以相對溫和的姿態回應，但也並未打算在中共的威嚇下退讓。11月17日，日本外務省派遣高級外交官前往北京，希望面對面溝通降溫局勢，但雙方會談並未取得積極進展。中國外交部甚至公開放話，稱國務院總理李強「沒有計畫」在22日舉行的G20峰會上與高市早苗會面，態度強硬。

更具威嚇意味的是，就在截稿前夕，中國解放軍宣布自18日起，將在黃海南部部分海域進行為期八天的實彈射擊，被視為對日本與高市早苗的又一層壓力測試。

對高市政權而言，這無疑是上任後面臨的第一場重大外交考驗，而這次危機的走向，究竟只是短暫的波折，還是中日長期對立的新開端，也將在未來幾週的互動中逐漸明朗。

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此前警告，中國在晶片開發上只比美國「落後幾奈秒」，揭示了美中兩大經濟體在AI算力核心領域的激烈競爭。中共正以前所未有的決心與資本，在硬體、軟體與環境同步追趕，並努力把「替代」變成「平行體系」。在單顆晶片的極限性能、軟體工具鏈成熟度與高頻任務穩定性上，中國仍有差距，但在系統工程、演算法效率與本土環境的內部循環迭代速度上，中國已經逼近。

美國數十年來主導全球科技市場，中國正在投入大量資金用於發展AI和機器人技術，也在大力投資相關高階晶片。本文將從幾個關鍵視角，勾勒出中國挑戰輝達主導地位的路徑、限制與中共的戰略野心。

DeepSeek挑戰ChatGPT

2024年，DeepSeek在科技界投下一顆震撼彈，這家中國初創公司以更低的訓練成本，推出了可與ChatGPT競爭的產品，一度引發輝達的市值波動。該訊號至少說明了三件事：

● 算法與系統拉近硬體差距：DeepSeek的成功證明，透過稀疏化、混合專家模型（Mixture of Experts，簡稱MoE）、精度混合計算、記憶體管理優化和通訊壓縮等先進技術，使用數量較少或性能次優的晶片，也能堆疊出實用級的AI能力。這意味著AI競賽不再是單純的硬體軍備賽，軟體與系統工程的創新，正成為彌補硬體劣勢的關鍵。

● 效率領先可彌補硬體封鎖：當高階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圖形處理器）供應受限時，DeepSeek的訓練架構與數據工程創新成為放大算力的有效槓桿。這種「以軟制硬」的策略，為中國企業在面臨技術封鎖時提供新的突圍方向。

● 市場敘事的轉換：DeepSeek促使資本市場投資者意識到，除了晶片數量，軟硬協同能力與成本控制也是決定AI項目成敗的關鍵因素。更多中國企業願意將推理集群部署在國產加速器上，配合MoE與蒸餾技術，將訓練集中在有限的高階算力，大規模運用本土硬體與商業化運行。這被視為挑戰輝達「端到端壟斷」的第一步。

中國廠商從替代到發展體系

中國企業在GPU/AI加速器（如：華為昇騰、寒武紀及部分新創公司）、推理專用NPU（Neural Processing Unit，神經處理單元）、資料中心CPU（如：華為鯤鵬）等多個設計層面並進。阿里巴巴聲稱，其新晶片的性能可以匹敵輝達為中國特製的H20，卻消耗更少能源。

由於缺乏最先進的「極紫外光」（Extreme Ultraviolet，簡稱EUV）曝光機，中國正依賴「深紫外光」（Deep Ultraviolet ，簡稱DUV）多重曝光技術與先進封裝技術來彌補製程差距。透過2.5D/3D封裝等技術，提升晶片帶寬與互連密度，以封裝技術帶來等效帶寬與能效提升。

中國積極布局RoCE（RDMA over Converged Ethernet）生態與高密度以太網，嘗試透過規模化網路工程來抵銷輝達NVLink/Infiniband互連技術的優勢，希望藉由高效數據傳輸來提升系統性能。

中國以華為CANN、百度MindSpore、阿里巴巴PaddlePaddle等為核心，正在打造國產編譯器、算子庫、排程與工具鏈。這些平台在兼容主流框架時，逐步增強原生體驗，希望形成獨立自主的軟體生態系統。

阿里巴巴、騰訊、百度、華為等雲端服務巨頭，正以「雲端－模型－應用」交付模式，將底層硬體轉化為可用的算力服務，加速中國晶片的應用，也快速收斂了軟體生態的長尾問題。寒武紀、沐曦等晶片開發商獲得中國聯通等企業的重點契約，騰訊等網路巨頭也增加採用中國晶片。

輝達的堅固護城河

不過，短期內輝達的主導地位仍難以被撼動。輝達的CUDA平台經過十餘年的生態積累，涵蓋豐富的算子庫、高效的編譯器、成熟的調優工具、龐大的開源社群與廣泛的第三方庫支持。這種強大的「路徑依賴」效應，使開發者的遷移成本極高，不是單一投資就能速成及複製。

中國AI晶片的發展受制於關鍵元件的供應鏈瓶頸。高頻寬記憶體（High Bandwidth Memory，簡稱HBM）主要掌握在韓國與美國大廠手中，最先進的封裝與測試產能有限，先進製程的突破也高度依賴曝光設備和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簡稱EDA）工具。這些都是輝達技術護城河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高階GPU供應受限時，中國的DeepSeek推出「以軟制硬」的策略。Adobe Stock

超越晶片的戰略競賽

美中在AI晶片的競爭已超過技術層面，演變為複雜的政策博弈與產業發展的拉鋸戰。

美國對高階GPU與關鍵設備的出口管制，精準打擊了中國依賴最深的項目，試圖減緩中國的先進技術發展。中共也對輝達展開反壟斷調查，強化本土採購與國產替代政策，形成「市場－監管－資本」的內部循環。黃仁勳倡導「自由貿易」，中共釋放「可匹敵H20」訊號，本質上是談判籌碼與策略選擇的拉鋸：美方以時間換取技術優勢的維持，中方以龐大市場換取技術自主的空間。

中共欲築第二套AI體系

中共推展AI晶片超越了單純的技術追趕，而是要建立與西方平行且具備競爭力的世界級AI體系，並鎖定以下關鍵戰略控制點：

● 全線自主可控：從設計IP、EDA、製程、封測到驅動軟體、編譯器、框架與雲端服務，中國希望形成不依賴外部、「單點故障」的內部循環能力。

● 國家級算力基建：以「東數西算」工程與國家算力樞紐為施力點，打造跨區域、可調度的雲端一體化網路，將AI算力視為公共基礎設施，降低AI創業與產業升級的門檻。

● 軟體標準與話語權：推動國產AI框架與工具走向國際標準體系，形成與輝達「統一計算架構」（Compute Unified Devices Architectured，簡稱CUDA）等並列的規範，雖然短期難以取代，也要在「平行賽道」中獲得不可忽視的權重。

● 軍民融合與關鍵應用：將AI算力視為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的「倍增器」，在工業控制、通訊、能源、交通、金融等關鍵領域，形成以AI為核心的生產要素重構。

● 數據要素的集中與治理：利用龐大的本土數據資源，透過規範化生產、使用、交易，為模型迭代提供持續燃料，並維持風險可控性。

● 技術與產品的務實路線：中共挑戰輝達，不一定在最頂級的通用訓練晶片「正面硬剛」，更可能的是務實地以「高性價比可用性」實現突圍。

一場五年的競速

這場美中AI晶片競賽將在未來數年內迎來關鍵的發展階段：

● 12至18個月：中國晶片在推理與垂直環境（如：搜索、廣告、推薦、智慧客服、工業視覺）的替代率將加速提升；雲端服務商將推出更多針對國產硬體優化的AI服務。輝達在中國的高階訓練市場仍保持壓倒性吸引力，但其市占率可能因政策與供給限制而縮小。

● 2至3年：中國有望出現一至二個「平台級」國產AI硬體與軟體組合，能夠在主流大模型訓練的子任務上與輝達競爭；國產工具鏈將可便利地從PyTorch遷移，先進封裝與高頻寬記憶體（High Bandwidth Memory，簡稱HBM）替代方案將取得實用性進展。

● 3至5年：在中國形成獨立、可持續的AI算力與軟體體系，內部循環效率提升，成本顯著下降。雖然海外市場的滲透仍受地緣政治影響，但在「全球南方」與特定友好市場將建立若干技術據點。輝達依舊能主導全球，但在中國的「標準地位」將受到實質挑戰。

中國的風險與不確定性

不過，中共在這場競賽中仍存在許多風險與不確定性：

● 供應鏈瓶頸的持久性：HBM、先進封裝、EDA與關鍵設備的限制可能長期存在，並成為國產產品性價比與交付可預期性的最大變數。

● 軟體生態的鞏固難度：開發者從CUDA遷移需要強大的動機與持續投入，任何體驗上的波動都可能放大風險偏好。

● 政策與國際環境的二次衝擊：管制升級或地緣摩擦可能改變關鍵假設，帶來突發性供應與市場變化。

● 資本配置與產能過剩：過熱的投資容易造成重複建設與資源錯配；長週期研發需要耐心資本與產品化節奏。

● 國家主導與市場創新的平衡：單一「共同目標」的動員有利於速度，但也可能抑制顛覆式創新與多路徑試錯。

黃仁勳「幾奈秒」的警告折射出硬體性能的快照，但中共與輝達真正的勝負在於誰能更快地將「算力」轉化為「可規模化的產品與生態」。這不僅是一場技術競賽，更是一場攸關國家戰略、產業未來和全球格局的歷史性博弈。

在鏡頭前侃侃而談，直言不諱，有「反共台商」之稱的廖金漳，2022年4月從中國逃回台灣，之後便在YouTube創立《塔山之春》頻道，開始他反共之聲的傳播。對廖金漳而言，唯有讓台灣人意識到真實的中國，看清中共的真面目，台灣才能更安全。

早在30年前，廖金漳便到中國投資，成為早期到中國設廠的台商之一。他表示，當年出走是不得已的決定，「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是什麼貨色，但是產業鏈中只要有一、二家企業過去，自己不去就是死路一條，因為明擺著競爭不過。」隨著西方世界對中共全球擴張的警覺，近年來各國產業逐漸撤出中國，前往東南亞、印度等國，另覓出路，中國經濟發展榮景不再。

廖金漳表示，2021年在不缺電的情況下，中共卻開始大限電，工廠一週停電二、三天，而且說停就停，毫無徵兆。疫情封城更是惡夢，「上海封城就罷了，為什麼連港口都封？」廖金漳直呼習近平是「習大傻」，「我們的貨每天都要從港口進出，他連崇明島港整個都封掉了，生意真的已經搞得很難做，我那時候就覺得中國大概不行了。」

▲《塔山之春》創始人廖金漳。葉俊宏攝影

宣講「民主」遭通緝 逃回台灣

早在2016年，廖金漳就在微信民主群裡開「講座」，第一次講的題目就是台灣民主的起源、過程與現狀。他告訴中國人：「共匪跟你們講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是錯的，我們台灣民主很好。」此後，他每天都在微信群宣講，做了超過500場的講座。講完之後，內容就會被剪成一分鐘的短影音到處傳，因此他在中國的微信群中頗負盛名。

名氣，加上分享的內容，無疑犯了中共大忌。廖金漳被「國內安全保衛」（簡稱國保）請去「喝茶」。喝了4次茶後，中共對他發了通緝令。所幸，他獲得線報，在友人的幫助下，輾轉從香港飛回台灣。

談到那個過程，他心有餘悸。那是2022年4月，在疫情衝擊下，廣州與深圳飛台灣的班機都已停飛，只剩下香港，「我從蛇口坐船到香港，上飛機前我都擔心會不會在香港被抓。飛機起飛之後，還在想會不會飛到一半又飛回去。直到在台灣降落我才放心，我真的逃出來了。」廖金漳過去做鞋材、運動用品，全盛時期曾經擁有3座工廠，月營業額約100萬至300萬美金。往日榮光至此已不再重要，廖金漳被迫斬斷在中國的事業，揮別27年的台商生涯。

▲廖金漳回到台灣後創立《塔山之春》YouTube頻道，成為反共台商。網頁擷圖

創《塔山之春》繼續反共

回到台灣後，廖金漳沒有閒著，憑著過往幾年在微信群宣講的經驗，他順勢開起《塔山之春》YouTube頻道，繼續他的「反共事業」。曾在中國經商27年，見證無數人被制度剝奪發聲權，他決定用自己的方式開一扇窗，讓更多人知道中國問題的本質不只是民生困頓，而是制度之惡。

廖金漳認為台灣人對真實的中國與中共知之甚少，讓台灣人認清中共成為首要任務。《塔山之春》從個人觀察出發，環繞反共的核心，探討國際、台灣政治與經濟，關注中國現況、分析國際局勢與兩岸問題。他說：「共產黨對台灣的滲透有多嚴重，絕大部分人不知道，他們不知道共產黨的可怕。我三年前就講中共強摘器官的事，那時候大家還不信，最近大家都信了，這些都需要一點一滴地推動。」

不少台灣人認為，可以在中國經商、定居，甚至娶妻，中國怎麼算「敵國」？但廖金漳認為，習近平武力犯台是真真切切的籌謀，「我還在中國的時候，就有一個北京的官員專程從北京跑到東莞來找我，說一定要見到我。他告訴我，習近平之所以能夠連任第三任，是因為他跟所有的紅二代承諾，他的第三任任期內要把台灣收回來。」

有些言論認為，台灣人被中共統治也無不可，對此他頗感無奈，「現在中國很多父母拿著小孩照片到處去上訪，這個問題在中國已經越來越嚴重了。如果你回歸中國，你的孩子今天上學，沒有回到家裡之前，你都心驚膽跳，你要過這種生活嗎？」他表示，在遍布攝像鏡頭的國度，號稱刑事案件破案率97. 9%，可是失蹤人口居然僅有0.01%可以找到，令人匪夷所思。他沉痛地說：「強拆、強摘、強姦在中國是很普遍的。」

透過每天不間斷的直播，三年來《塔山之春》累積逾8.6萬的訂閱者，累積影片超過2,800部，觀看數超過3,800萬次，多數觀眾為台灣人，也有不少美國、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

▲廖金漳（左）經常與正藍軍復國黨祕書長程凱力（右）一起直播，廖金漳認為在反共的前提下，台派與藍營可以擱置爭議，共同面對相同的敵人。《塔山之春》影片擷圖

展開「台派」與「正藍軍」的合作

今年大罷免，廖金漳擔任台中第5選區的領銜人，將反共的戰場從網路延伸到線下。他認為，台灣有太多民眾對中國仍有幻想，一些台灣政客和媒體跟中共沆瀣一氣，猶如「內應」。在他看來，這些人只要繼續鼓吹和平統一，就足以讓台灣淪陷，更何況立法院還在透過各種立法弱化台灣的防禦力。因此，他選擇高調反共，就是為了喚醒更多人看清這場無形的戰爭。

值得慶幸的是，台灣還是有大量人群知悉「反共」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根本。廖金漳與同為台商的「中華保台反共復國黨」祕書長程凱力，在大罷免期間積極推動國民黨中的「正藍軍」站出來反共，兩人展開了台派與正藍軍的合作。在「反共」旗幟之下，台派與藍營中不同的團體或個人，擱置統獨的爭議，一致面對中共這個最大的外敵。

對於這樣的融合，廖金漳表示，自己與程凱力是多年好友，儘管兩人對近代史有著巨大的認知差異，但「彼此包容」。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從來不相信國民黨全部都在舔共，國民黨一定有很多反共的，這些反共的要把他們剝離出來，否則他們就一直被親共者綁架。」

廖金漳經常邀請程凱力上《塔山之春》的直播，讓台灣人逐漸凝結在「反共」的主軸之下。這樣的合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他參與的罷團中，確實有不少外省人加入。除了兩人的合作，也不乏其他台派與正藍軍展開合作。他舉例，向來被視為台派的「台灣北社」，便與復國黨於今年5月舉辦一場「正台派、正藍軍」的閉門會議，與談人包括：台派代表──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藝文界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陳慕義、台灣社社長高雄大學教授翁銘章，以及正藍軍代表──中國國民黨前中央婦工會副主任鄭佩芬、中華保台反共復國黨台北市黨部主席退役上校孫浡濬、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媒體工作者吳崑玉等。

此外，《塔山之春》頻道也吸引了很多中國人，「他們翻牆找我，跟我聊很多他們想要怎麼樣，現在做到什麼程度。我說不好意思，我是台獨的，我把你介紹給復國黨。」廖金漳笑著說，無形中幫復國黨轉介了不少海外黨員。

▲廖金漳表示中國很大但不強，且台灣當前地位至關重要，沒有一個國家能放棄台灣，因此台灣人不應妄自菲薄。葉俊宏攝影

台灣人勿枉自菲薄

廖金漳認為，很多台灣人妄自菲薄，但事實上，台灣在國際間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全球的尖端晶片仰賴台灣供應，擁有最先進武器的美國，承受不起台灣被中共武統的後果，因此必定全力護台。

他表示，中國貌似強大，實則已是強弩之末。中國外銷2025年7月減少26%、8月減少31%，呈現斷崖式下滑，非常險峻，「中國如果沒有錢，他能夠收買誰？中國很大，但不強，因為他有錢，所以他可以到世界去收買各個國家。」廖金漳直言，中國經濟早已風雨飄搖。

反觀台灣，在AI科技當道的全球趨勢下，台灣已然占據了頂級晶片製造的制高點，「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放棄你，現在是人家把你『顧牢牢』（台語：緊緊看顧）、『 惜命命 』（台語：拚命珍惜）。」他很有信心地表示，全世界最好的晶片出自台灣，晶片猶如活水灌溉著台灣，接下來整個晶片科技的運用，會在台灣蓬勃發展。

儘管台灣政治局勢的亂象令人沮喪，他慨嘆：「有些人連共匪打到門口都不管。」但他也看到了台灣人總是會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的本質。他以「青鳥、罷團、鏟子超人」三股完全獨立的力量為例，說明台灣有事，這些人是會挺身而出的。

隨著《塔山之春》影響力的擴大，廖金漳透露，頻道最近也發生了被YouTube黃標、限流的事。但他表示，自己不會改弦易轍，會在「反共」的主軸上持續發聲。他希望能夠有越來越多的人投身這個行列，讓台灣人更清醒認知中共的邪惡本質。

2025年10月商研院（CDRI）商業服務業景氣循環指標系統呈現，同行指標綜合指數（CCCIS）於去（2024）年4月碰頂，到今（2025）年10月，經標準化的景氣循環綜合指數已降到-0.4379個標準差，並預測到明（2026）年4月可能持續下降到-0.7782個標準差。

細查各子指標的走勢，不均衡復甦除了更形分歧，下行的子指標陸續增加，也讓向衰的擴散指數（Diffusion Index）持續加大，目前5個子指標當中，能夠維持上升的只剩「批發及零售」一枝獨秀。

再者，具有引領商業服務業景氣循環趨勢的「領先指標綜合指數」(LCCIS)，根據政府最新發布的第三季經濟成長數據分析，也出現今年2月為高峰的新向下轉折點。雖綜合指數於今年10月仍為+0.2272個標準差，指數下降幅度也不大，卻是個值得注意的新警訊。

領先指標與同行指標兩綜合指數同步下行，顯示引導商業服務業整體景氣逐步向衰的風險正在提高，殊值密切關注。

一、景氣循環動向特徵：

1.整體經濟呈現「外熱更熱，內溫轉涼」，「結構性部門衰退」隱憂儼然成型。

a.今年前三季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由Q1的5.54%，提高為Q2的7.71%，再提高為Q3的8.21%。同期間，其中「淨輸出」的經濟成長貢獻度分別由4.07個百分點，提高為5.86個百分點，再提高為Q3的7.57個百分點。

然而，代表內需主要項目的「民間消費」與「民間投資」等支出的成長貢獻度則相形見絀。

b.同期間，傾向內銷導向的服務業產值成長貢獻度，在Q1為1.47個百分點，Q2為1.68個百分點，Q3為2.15個百分點。相對於工業的各季成長貢獻度，Q1:3.67個百分點，Q2:6.38個百分點與Q3:5.24個百分點，亦相去甚遠。

將此經濟成長表現落差擴大的事實，對照於一直持高不下的服務業就業人口比率，明顯看出服務業生產力相對於工業（尤其AI半導體等高階電子科技業）的遲滯不前，再證之商業服務業景氣循環指標的系統性下行，更不難理解結構性部門衰退的隱憂。

2.不均衡復甦更形分歧，溫冷不一，唯下行指標個數增加，已顯現商業服務業逐步走向衰退的風險正加速提高之中。

a.同行指標5個子指標中，下行的指標已增為4個，只剩「批發及零售實質GDP」一枝獨秀，持續上行，顯示部門業態別的不均衡復甦分歧嚴重，下行指標也加速擴散，而有形成系統性衰退的高度風險。

b.領先指標7個子指標已有4個下行，只剩3個上行。這是此波段復甦循環裡，首見下行擴散指數超越上行擴散指數。雖目前綜合指數仍然在長期趨勢值（0）之上，但同時，領先景氣指標綜合指數已經出現向下轉折點，開始止升轉降。

3.參雜著內部結構性改變與外部衝擊因素的景氣變動正加劇中

a.商業服務業景氣循環走勢於去年5月開始背離領先指標，止升轉降，領先指標也繼而在今年2月碰頂下行。

同行指標中的住宿餐飲業景氣，首先因缺工潮導致的人力不足與成本上漲而下行，接續下行的是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

再者是起因於央行為抑制房價飆漲與過度集中於房地產的信用風險而陸續實施的7波「選擇性」信用管制，引發購屋者預期心理改變，導致了不動產及住宅服務業下行。

如今，連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實質消費也開始下行。雖仍有批發及零售一枝獨秀，但這過程可看出供給限制與政策衝擊導致的景氣維溫困難的向衰走勢。

疫情衝擊與消費者行為改變，產生低接觸經濟與零工經濟，配合數位與行動科技的發達，也使就業型態改變，明顯出現了結構性因素勞動力短缺形成的勞動市場結構轉變。

同期間，物價上漲也削弱了一般有效需求。成本上漲與需求減弱，嚴重打擊了內需市場。央行信用管制抑制了房地產的熱絡，則屬政策性外部因素，但一樣引伸抑制了總體有效需求。景氣循環同行指標因此下行，也因此背離了領先指標。

b.在領先指標系列裡，代表就業市場的「商業服務業僱員淨進入率」於今年7月轉而下行。倒置後「失業給付初次認定受理」指標，雖未下行，但步調已近乎停滯。金融市場重要指標，「商業服務業股價指數」與「金融及保險業實質GDP」雙雙於今年9月碰頂轉降。「運輸及倉儲」早在前（2023）年10月就碰頂轉降。目前仍見活絡的只有「民間實質固定資本形成」與「服務貿易收支淨額」兩指標。

c.關稅戰與淨輸出增長隱含部門別與時間差矛盾。

關稅戰與貿易談判，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直接與間接衝擊，加上「仍然繼續談判」，以及美國以外相關國家的貿易政策改變，對我國不同產業部門更將產生大小不一與時間落差的極大不確定性風險。

例如：高科技與電子業（非半導體）受到高關稅衝擊最直接，半導體業（AI、高階晶片）暫時影響較小，傳統產業（工具機、成衣、製鞋）面臨高關稅衝擊最大。這無疑地加大了一般景氣的外熱內冷變動。

（本文作者為：許添財、陳世憲）

（文接上期）

《自由中國》可以稱之為「大陸人集團」

《自由中國》固然是在1949年4月由雷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避難上海時集談的結果，當時國府還有半壁江山，可以劃江而治，胡適說：長江古稱「天塹」，共產黨無海軍不能飛渡云云。《自由中國》儼然擔負「南民」作為號召人心的「反共」刊物，結果共產黨用金條買通原為顧祝同手下守江的戴戎光，輕騎過江。

《自由中國》命中註定，只能在台灣發光發熱，《自由中國》的宗旨出於胡適手筆，讀者對象本設定在中國而不是台灣。天不從人願，《自由中國》終成為逃亡台灣知識分子集團，其創刊編委都是「大陸人」，作者中也沒有一個台灣人。即使1953年因胡適堅辭掛名的發行人而改組，編委中依然沒有一個台灣人；到晚期準備組黨時，才有台灣人作者。用陳寅恪史學方法的研究模式，可以稱之為「大陸人集團」；在意識形態、政治取向等方面都可以看成是1949年前後分屬兩岸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連續體」。

先看兩個例子。羅隆基屬自由主義陣營，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其間特別飛到英國政經學院師從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羅隆基一生推重拉斯基，筆名中有「拉斯基一門徒」，可見一斑，所以推行自由社會主義路線，屬自由主義左派。拉斯基學說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顯學，他的名著《政治典範》成為工黨的理論基礎之一，他與費邊社諸君遊。跟他治學的中國學生很多，圍繞在胡適旁的《新月》同仁，除羅隆基外，還有徐志摩、陳源等都是拉斯基弟子，知識圈中更不乏濟濟多士，如蔣廷黻、金岳霖、張奚若、杭立武、鄒文海、費孝通、程滄波、吳恩裕、王造時等。（我有長文寫羅隆基，題為〈羅隆基：從《新月》到「民主同盟」──中國最後自由主義的殿軍〉，待刊稿）替拉斯基作傳記的金斯來‧馬丁（Kingsley Martin）二戰前曾對中國駐倫敦大使說：「如果哈羅德訪問中國，他一定會受到許多門生的殷勤款待，人數之多足以舉行一次盛大的公眾集會。」羅隆基任《新月》總編輯時寫過〈論中國的共產黨──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1920年三卷十期）：

「我們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誠意地認定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能把中國的政治引上常軌。共產黨一旦得勢，政治上，黨治的方式，自然一邱之貉……在今日中國的現狀下，為中國人民求生路計，自然只有希望國民黨剿共即早成功。諺所謂「兩惡相權取其輕」，即此意爾。」

羅隆基代表國社黨成為「參政會」委員，第三屆的審查會時，要取消他的職務。羅隆基跑去見副祕書長雷震求情。雷震特別寫了〈回憶羅隆基〉記下了羅隆基抱怨的話：

「這一次參政會改組，你們要把我去掉，我不是變成無業遊民了嗎？書不要我教，文章不要我寫，參政員是我現在僅有的一個工作，你們還不甘心，還要革除，你們也太殘忍了。那麼，一個職業都沒有，今後，住旅館和買機票都發生問題，這不是要致人於死地嗎？」

其後他向雷震解釋他的政治理念，強調他只主張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民主政治。他表示在《新月》發表的那些文章，主要是呼籲實行法治、保障人權和反對一黨專政、蔑視人權，沒有言論、講學及集會之自由。下面這段重要，所以原文引用：

「國民黨『一黨專政』這一套，都是學自共產黨，一黨專政是共產黨頭子列寧所發明，國民黨是學了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學了他。所以我那篇（些）文章在表面上是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反對共產黨的一切作（做）法：獨裁、專制、奴役人民，所以共產黨一直在罵我……《新華日報》這類文章很多……共產黨為要拉攏民主黨派和贊成民主政治的人如大學教授等等，也就是大喊實行民主政治……那是要使國民黨受窘的，不是他們真正意思。共產黨如果一旦上台了，不僅不會實行民主政治，什麼自由都沒有了，你們今天的敵人是有槍桿子的共產黨，不是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你們今天這種作（做）法，只敢去掉我們這些動口不動刀槍的民主人士，而不敢去掉那些用真刀真槍和你們相拼的共產參政員，不明明是欺軟怕硬嗎？」

雷震「知道他受國民黨的迫害太多」，坦言「無力相助」，但仍努力為羅隆基奔走，但無結果。雷震認為羅隆基後來傾共，是被國民黨「逼上梁山」，很婉惜痛失此一人才。

羅隆基不是唯一因「民主」而「反共」的例子。民國末年重要的知識分子雜誌是《觀察》（1945～1948年），余英時說他年輕時最受影響的雜誌就是《觀察》。主編儲安平曾是《中央日報》駐英記者，同時到政經學院聽課，也受拉斯基學說影響。1947年在〈中國的政局〉中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有』『無』的問題了。」（儲安平，《觀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年3月8日）他的雜誌觸怒蔣介石，要出手暗殺，幸得時任行政院祕書長的端木愷暗中通報，才得以離滬脫逃。端木愷在台灣當律師，是《自由中國》的地下法律顧問，許多有關法律的〈給讀者的報告〉，是出於端木愷手筆，但他十分小心，絕不留下任何手跡。詳情可見《傅正日記》。

▲除雷震外，胡適是支撐《自由中國》兩個支柱之一。公有領域

胡適：我們不可以學共產黨的方法來對付共產黨

《自由中國》的「大陸人集團」基本上就是承此一自由主義思路下來，幸運的是，支撐《自由中國》的有兩個支柱，一個是胡適這塊招牌，一個是有雷震這個社長，當然背後有一批知識菁英出任。1949年大潰亡逃難到台灣後，朝野在「反共」上固然一致，但以自由主義為號召的《自由中國》強調「民主」，蔣政權強力推行「權力集中」，一個是主張「民主」反共，一個只是為「蔣家政權」而反共，雙方產生衝突是必然趨勢。這個情形用1952年11月《自由中國》創刊三週年胡適的致詞就可概見了。胡適說：「我們不可以以為今天比較安全，可以苟安，或者看共產黨有什麼方法，認為可以學共產黨的方法來對付共產黨。」雷震記述這段發言說：「蔣經國之所以痛恨胡適者，一般人都說是這句話引起的。」

《自由中國》堅持以「民主」來「反共」，蔣介石父子則以「反共」來鞏固政權；兩列火車勢必對撞。1957年8月1日由殷海光執筆的社論，即所謂「反攻無望論」，等於戳破蔣家政權不過是藉「反共」維持其政權的謊言。這裡順便插播一段，殷海光「反共無望論」思考點早在1955年即見端倪，那時他正在哈佛當訪問學者，2月27日致信給雷震說：「台島情形，偶閱報得知一二。今後世局之發展，似與若干人主觀之情感背道而馳。無論如何，小本錢，做大生意是做不來的。在國際貿易上，誰底本錢多少，底細大家清清楚楚，絕無好多投機買賣可做。」這就是所謂「反攻無望論」的基本假設。這封信我在拙著《面對獨裁》中並未引用，附此以補遺。

台灣民主香火：《自由中國》、〈自救宣言〉的「遺產」

如果要了解蔣政權倉皇辭廟、潰逃台灣，然後蔣介石一任、兩任、三任，用白色恐怖全面掌控台灣的發展過程，《自由中國》十一年的雜誌就是活生生的證人、證詞，想要了解台灣四九年後的政情，蔣政權如何在台灣建構「一人獨裁、一黨專政」，《自由中國》就是最好的史料，所論幾乎包含所有重大政經事件。

《自由中國》留下來的「遺產」（legacy）：就是雷震、傅正的組黨，開民進黨創黨的先路；殷海光在思想上影響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尤其「大陸人與台灣人」共同聯手打造民主國家，成為〈自救宣言〉一大主軸。（詳參拙著《面對獨裁》第七章，〈殷海光的遺澤：從「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運動〉）民進黨創黨於「雷案」發生（1960年9月4日）的二十六年後（1986年9月28日）、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運動〉二十二年後，傅正憑著組「中國民主黨」的經驗，參加組建民進黨的建黨工程，居功厥偉。只舉一例。民進黨準備組黨時，傅正就以雷震一被抓後新黨就風流雲散為教訓，要在組黨前先部署黨魁替補人選，一人被抓，馬上有人接替；這是政治經驗與智慧的傳承。

重點是，台灣民主香火，就是這樣跌跌撞撞一路走來走到今天。台灣自由主義諸君流血流汗，始於「反共」而臻於「民主」，台灣能夠實現「政黨輪替」，能夠進入全球民主國家之林，正是在追求「普世價值」，所有反民主的政權都是人類文明的敵人，也是台灣的敵人，法西斯、納粹是人類公敵，現在的共產黨也是。要保台灣「民主」於不墜，不但要堅持「反共」，更要掃除「親共」、「舔共」、「跪共」的「黨國」餘孽；藍白正是「民主」的腹心大患，台灣人要珍惜《自由中國》、〈自救宣言〉的「遺產」，善用「民主」的利器，用選票向中共、向藍白說："No, No, No! "

高市早苗最近在國會說，如中共對台動武，也是日本的危機，日本可動用軍隊。此言一出，引中國震怒報復。因這等於明說日本會出兵，中共的惱怒可想而知。

但中共會不會武力犯台？什麼時候可能打台灣？無數專家學者都在研判預測。1995年我在公開演講中表示，中共不敢武力攻打台灣。30年後的今天，雖然國際局勢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但我仍持同樣看法。起碼在習近平掌權期間，中共不會軍事攻打台灣。主要有五個理由：

毛澤東：台灣事小，國際事大

第一，美國的制約。這當然還是最大因素。從當年的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今天的習近平，中國最高領導人基本都是把「中美關係」看得更重要，超過統一台灣。

毛澤東是打江山的第一代領導人，梟勇霸氣，甚至不可一世。但他卻定下這樣基調：台灣問題一百年以後再說。這是毛在去世前一年在北京接見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時說的。毛的解釋是：台灣事小，國際事大。這個「國際」就是中美關係。毛這句話，其實是給以後的領導人定了調：中國與美國搞好關係是更重要的大局，統一台灣可放在後面。

毛說這話時已重病，第二年就死了。他清楚地知道，不僅自己絕對看不到實現「解放台灣」戰略目標，而且他的接班人、第二代掌權者也看不到，所以他說「一百年以後再說」。毛接見季辛吉時，鄧小平就在身邊，他完全清楚毛對台灣問題的想法；所以鄧時代遵從了毛的這個基本戰略，既沒做武力攻台的戰略部署，更無行動。

毛當時除了要跟美國搞好關係之外，還對季辛吉說，台灣的反革命分子太多了。他知道，台灣民心，是拒絕中共。所以毛還對季辛吉說，台灣現在還是由美國代管比較好。毛很清楚，台灣是美國罩著的，那就「保持這個現狀吧」。

現在，從習近平在韓國的亞太經合會議跟美國總統川普的會談等都可看出，習近平基本還是毛澤東的這種思路，看重中美關係這個大局，而不會輕易武力犯台。美國總統川普曾披露，習近平對他說了，只要川普在白宮掌權，中國就不會對台動武。

所以，只要美國仍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保持世界第一，習近平就會像當年毛澤東一樣，要保持與美國關係的這個大局，僅因此就不會武力攻打台灣。這是最重要的因素。

美歐與日本聯手，中共投鼠忌器

第二個因素，是歐洲國家和日本的態度。雖然美歐之間不總是意見一致，但如中共武力攻台，美國干預時，按高市早苗的說法，日本會軍事協助美國，即使不直接派兵。而且屆時歐洲國家可能多數站美國一邊。美國和北約，再加日本（全球前五名的軍事強國），這個局勢中共怎麼可能不考慮。

第三個，是經濟因素。在今天全球經濟連結的時代，中國相當依賴出口和國際市場。如果對台動武，全球第一強的美國，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的日本，再加上經濟規模相等於美國的歐盟，這三大力量聯手（GDP占全球53%）經濟制裁，會導致中國經濟陷入極端困境，甚至崩盤，中國的股市恐怕得關門。這些也是習近平政權無法承受的。

保住權力是最高原則

第四個因素，一旦對台動武，就要調動大量軍隊，因這不是小戰役。而中國軍隊大規模調遣，就為「軍變」提供了機會。這些年習近平罷黜了太多將領，大批高官被抓被判，他們的家屬都已積怨。一旦有大規模軍事行動，不排除各種「不滿」的力量集結，就對習近平的權力構成威脅。而對獨裁者來說，什麼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歷史大業等等都是宣傳語言，他們真正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權力。任何威脅到他們權力的事情，都絕不會輕易冒險。

習近平的氣質不是「男兒」

第五個因素，是習近平個人的氣質。他不是真正的強人，而是怯懦且現實。當年跟他一起的紅衛兵哥們兒、中國圍棋高手聶衛平曾回憶說，文革時他和習近平等一批同學去武鬥，沒想到對方一下子衝出不少人，習近平撒腿就跑，絕無衝鋒陷陣。

眼前的例子是俄烏戰爭，戰前俄國總統普丁訪問中國，習近平說，中國對俄國的支持「上不封頂」，即沒有上限，全力支持。但當「烏戰」爆發，美國和歐盟全力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彈藥、金錢等，習近平卻不敢公開說支持俄國，更不敢公開表示中國也給俄國提供武器和金錢。他原來吹噓的什麼「男兒」，是過墳地吹口哨式的自我壯膽而已。

邏輯上，既然美國和歐盟大張旗鼓地支持烏克蘭，中國就可以對等地支持自己的哥們兒俄國。但習近平至今都不敢。即使有私下支持，也是不敢公開，更不敢理直氣壯。這不僅跟現實政治有關，還與習近平文革時「見到更強的撒腿就跑」的性格有關。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制約習近平武統台灣，包括台灣本身的防衛能力、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台灣人民抗共、要捍衛自己生活方式的決心等等。但畢竟台灣太小，上面那五個因素可能更關鍵。

但即使有這五個因素，並不等於習近平放棄統一台灣的戰略目標。只不過他可能更傾向「非武力手段」推行。如果台灣要宣布獨立，就觸犯到習近平們的底線，那麼即使有上面那五個因素，也不排除習近平要鋌而走險，動用武力「阻止」台獨。

美日也會恐懼核大戰

就像鄧小平在香港回歸問題上所說的，任何中國領導人都不能放棄香港，如果放棄，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不會答應，那會遺臭萬年。也就是說，作為中共領袖，他們無法承受失去「領土」的歷史責任。

對台灣也是如此，如果台灣宣布獨立，那習近平怎麼都可能要「奮力一搏」，不排除對台使用武力。而到了真正開打的地步，以目前的國際局勢，美國的制約、日本的參戰，都可能是未知數，因為中國有核武器，有一個要不要同歸於盡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俄烏戰爭打了三年多，美國絕不出兵干預，就因為俄羅斯有核武器，有個要不要核大戰的問題。

川普總統曾多次說，如果當時他在白宮，俄烏戰爭就不會發生。因為他會事先調解，避免戰爭。而一旦開戰，後果太嚴重，目前僅烏克蘭方面就已死傷超過100萬人！被炸毀的房子可以重建，而生命喪失，就無可挽回。對每一個家庭，都是永遠的傷痛。

所以，在目前情況下，應該看到制約習近平武統台灣的因素、珍惜這種條件環境、降低兩岸衝突對立、發展台灣的經濟和民主政治。時間在台灣一邊，以逸待勞，因為台灣不會再倒回專制時代，而中國的民主早晚會到來。在兩岸都是民主制度的情況下，一定會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案，而且一定不會是兵戎相見。

現時的香港立法會屆別為第7屆，任期為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時為「反送中」運動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下令改組香港立法會，其結構完全不同於《基本法》所規定的。本來地區直選已接近半數，其他為功能界別，如今卻是選舉委員會界別40席、傳統功能界別30席、地區直選20席。前者的選舉委員會，原是由北京操控選出特首的班底，現在也搬到立法會裡，擁有最大決定權，得以決定立法會的被選舉人與選舉人，因此保證了由「愛國者」包辦所有席次。90個席位中只有一個是參加過民主黨而後退出者，他也只能晉身社福界別且無法續任。這屆立法會為貫徹與制定《港區國安法》與為《基本法》23條訂立《國安法》立下汗馬功勞；接著就淪為有用的廢物。

70歲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天花板

照例，應該為這一屆香港立法會留下史冊，註明他們的彪炳功績，然後再傳承給下一屆。然而這次的交接非常奇怪。2025年9月29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突然表示，他已經70歲了，與家人商量後將於本屆立法會結束後退休。於是頃刻之間，70歲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天花板，一些已經達到或超過70歲的議員紛紛宣布不再參選下一屆議員。

而12月7日為下一屆立法會的投票日期，於是其他議員也紛紛表態是否參選下一任。例如表現不錯的江玉歡律師，曾經加入建制派政黨，因為私下曾稱讚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劉慧卿被港澳辦點名出席美國領事館酒會「反中亂港」後，她急忙與劉切割，也不參選下一屆議員了。也有整個立法會會期沒有發過言的議員，照例應該退出，然而他們卻聲稱他們有另外表達意見的管道而不必在立法會發言，死皮賴臉繼續參選下一屆議員。

10月21日立法會舉行今屆會期最後一次大會，在議員「棄選」陰霾下，內會主席李慧琼撤回動議辯論「告別議案」，並解釋因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臨近，要「確保選舉的公平公正」及聚焦處理議會工作。其實香港主權轉移後多屆告別議案辯論與選舉提名期日子同樣接近，過去5次中有3次提名期在一週之內舉行，1998年臨時立法會及2021年更在提名期前1日及3日舉行。當時都沒有問題，這次「清一色」怎麼反而有問題？至於最後一天的「畢業飯」有傳最後一天大會後再復辦，但梁君彥否認聚餐「翻生」（廣東話：起死回生、復生），稱每次大會均為議員安排午膳，當日是提供正常的會議午餐，強調沒有要求議員必須出席午餐，也沒有任何儀式。似乎就是如此不歡而散。

文攻呼籲提高投票率

香港第7屆立法會在10月23日後宣布休會，準備在12月進行換屆選舉。《法新社》11月3日充滿諷刺意味地指出，這是首批按照北京「愛國者治港」口號選出的議員，他們在任期最後一天合照留念，「慶祝4年無反對派政治的圓滿結束」，如今的香港立法會已淪為「回音室」。

2021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的總體投票率為30.20%。這是自1991年引入直選以來最低的紀錄，其中地方選區的投票率最低，即使列舉了許許多多理由，也是引以為恥。一家香港本地智庫指出，9月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30%的受訪者對立法會感到滿意，而50%的受訪者表示不滿意。所以這次選下一屆立法會議員，狠下工夫要提高投票率，因而花招百出，不外文攻與武嚇兩大類。

在文攻方面採取五花八門的措施。為了讓人有更多投票機會，投票時間從原先早上8點到晚上10點，延長2小時，從早上7點半到晚上11點半。這樣能增加投票率嗎？若能增加，將來可以改為從0時到次日0時的24小時投票。

香港教育局11月13日推出小學人文科「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自學工作紙」，給小學生參考30秒政府宣傳片，再答選擇題，考問選舉投票日期、合資格選民年齡等。有題目問：「選民要帶回鄉證、駕駛執照還是身分證去票站投票？」答案是身分證。小學生根本未到投票年齡，這樣做的目的美其名呼籲小學生：「記住提醒爸爸媽媽於2025年12月7日前往投票站投票！」實際上要小學生監督爸爸媽媽去投票。

醫管局則要求包括公立醫院醫生及護士在內的所有員工接受「必修」的網上「選舉教育課程」，包括回答有關立法會換屆選舉的10條選擇題。未能完成回答的，會鼓勵及定時提醒員工適時完成網上培訓。

特首李家超在各種場合都會提醒大家去投票，就連童子軍的會操，他也不忘呼籲參加者履行公民責任，在12月7日立法會選舉日投票。政府社交媒體「添馬台」11月18日播出特首李家超同3名司長的宣傳片片段，他們在鏡頭前輪流呼籲選民投票，截至晚上9點，宣傳片在YouTube吸引到約600個觀看次數。同日，保安局長鄧炳強在臉書播放二次創作電影《無間道》的場面短片，至晚上9時獲逾2,000個like、逾百次分享。

官員與「愛國者」落力宣傳

官員們都落力（廣東話：用力、盡力）宣傳。例如11月2日星期日，不少官員放棄休息落區宣傳，副政務司長卓永興到屯門、深水埗、灣仔的宣傳街站派傳單，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衞則到鯉魚門廣場出席「選舉進社區」巡迴互動展覽，再到觀塘街站向市民派發宣傳紀念品。另外，房屋局長何永賢上傳動畫短片，稱選舉吉祥物「票箱家族」與房屋局吉祥物「幸福家族」會一起到不同屋邨宣傳選舉。

公務員事務局方要求各部門必須方便值班的公務員投票，包括安排他們輪流有序地短暫離開崗位去投票，或「先投票、後上班」、提早下班投票等；另為當值期間投票的公務員發還往返其所屬票站的交通費；值班公務員可按現行規定獲發補假或超時工作津貼等。對於公務員申領補假及交通費安排，不會要求他們提供已投票的證明，但若濫用，則屬嚴重行為失當，會按紀律機制嚴肅處理。公務部門中，連懲教署的囚車也掛上宣傳選舉的橫幅招搖過市。

一些私營部門也響應，以顯示自己是「愛國者」。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祈福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稱，已提前在集團旗下各港人聚集社區設多個宣傳點，呼籲鼓勵選民投票，以及在選舉當日安排免費巴士，接載香港選民往返廣州及深圳福田口岸。電訊盈科及恆基兆業各放半天假給上班的員工前去投票。私人漁船也掛了選舉橫幅在維多利亞港游弋。

▲北京操控下選出新任香港立法會議員，廣泛的文攻武嚇不但在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也少見。香港還有自己的天空嗎？Adobe Stock

武嚇對付「破壞者」

武嚇是以刑法與《國安法》來對付破壞者，包括煽動不投票、偷白票或破壞選舉看板、標語等等。在執筆（11月20日）前的11月份內，11月4日，警方在屯門及黃大仙拘捕多人，涉嫌破壞參選人宣傳物品；其中一宗案件，3名14至15歲少年涉嫌撕走3張立法會選舉宣傳海報而被捕。同日，在土瓜灣一住宅大廈地下大堂張貼的9張宣傳海報失蹤及1張損毀，警方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於同日下午在九龍城區以涉嫌盜竊及刑事毁壞拘捕45歲姓杜工程師。

11月8日，警方調查發現一名24歲男子涉嫌於當日凌晨扯爛多張海報，他於11月10日在柴灣被捕。11月9日，深水埗一名男子疑不滿旗幟擺放位置與現場義工爭執，疑用手拉扯旗幟並扔掉後逃離現場，兩個小時後在北河街拘捕涉案的50歲廚師。同日早上警方接到候選人助理報案，指4個放在坑口文曲里行人路的立選推廣「易拉架」遭破壞，警方調查後同日拘捕涉案80歲姓林男子。11月14日上午，警方接獲3名選舉助理報案，指在欣田邨對開行人路鐵欄發現涉及3名候選人共15幅選舉推廣旗幟損壞，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翌日凌晨1時許在欣田邨喜田樓外空地拘捕31歲非華裔男子，他報稱無業及居無定所；如今可以吃「黨家飯」與安居了。18日，一位32歲男子疑因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街站聲浪問題，與街站的人爭執，涉嫌刑事恐嚇被捕等等。

廉政公署則在11月14日拘捕3人，涉嫌在立法會選舉期間，於網上轉載帖文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廉署稱完成調查後，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見，以決定是否檢控。駐港國安公署發言人表示，選舉安全關乎國家安全，須全面保障，絕不姑息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支持香港特區依法嚴厲打擊干擾破壞選舉的行徑。11月18日，警方國安處拘捕一名68歲本地男子，指他涉嫌於社交平台發布言論，呼籲市民選舉日不投票或投白票。男子涉違「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罪而被扣查。

如此廣泛的文攻武嚇，不但在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也少見。但願投票率可以接近百分之百。

美國總統川普11月20日簽署法案，授權美國司法部須在30天內公布艾普斯坦（Jeffrey Epstein，中國大陸譯：愛潑斯坦）及其同夥有關的「非機密檔案」（Unclassified Documents）。「艾普斯坦檔案」是橫亙在美國政壇的一劑巨大毒藥，從艾普斯坦於2019年在獄中自殺身亡以來，有關他的種種傳聞，尤其是美國政壇上至總統，下至各種政要、各界名人與他有關的傳聞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公布艾普斯坦檔案，甚至成為2024年總統大選時，川普向他的支持者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群體做出的競選承諾，甚至還成為川普支持率在11月中旬降至38%的第二大因素（位居第一的是「家庭日常物價負擔」，即通脹嚴重）。

艾普斯坦檔案公布與否 成兩黨政治角力重點

比較有趣的是：艾普斯坦檔案的公布，一直是美國兩黨政爭的工具，在不同時段裡，兩黨輪流認為公布檔案將形成對政治對手的殺傷力。艾普斯坦自殺之後，阻止公布的是民主黨一方，因為傳聞中與他有密切關係的人物主要是民主黨總統與大佬。也因這個原因，在2020年大選期間，公布檔案成了川普吸聚支持者的競選承諾。

● 當川普進入白宮之後，違背競選承諾反對公布，成為他與鐵桿支持者MAGA群體出現裂痕的重要原因，各種關於川普與艾普斯坦早年友誼的資料被不斷披露，《華爾街日報》還挖出川普早年信件與不雅鋼筆畫，在〈艾普斯坦生日紀念冊中帶有川普署名的信件被公開〉（Epstein Birthday Letter With Trump's Signature Revealed）一文中披露，從此形勢倒轉，民主黨全力以赴要求公布艾普斯坦檔案，甚至引發共和黨內部分裂。

● 10月開始，美國眾議院全部民主黨人和四名共和黨人通過請願手段繞過領導層，將該法案付諸表決。眾議院議長、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人邁克‧詹森（Mike Johnson）曾以各種方式拖延這一進程，到後來，有20多位共和黨眾議員公開表態支持這一法案，川普不得不態度反轉，轉而支持該法案。11月18日，眾議院以427票對1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這項法案。媒體分析，正是這種情況，逼使川普不得不在投票前夕改變態度，從堅持阻撓到支持公布。

更有趣的是，民主黨與川普現在都認為公布艾普斯坦檔案將形成對政治對手的重大打擊。在此前國會民主黨人公布的數封郵件中，艾普斯坦指認川普對其性犯罪知情，曾與艾普斯坦案主要控告者弗吉尼婭．朱弗雷（Virginia Giuffre）「共度數小時」。11月20日，共和黨人作為「對沖」公布的兩萬多頁檔案則顯示，艾普斯坦與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白宮前法律顧問凱薩琳‧魯姆勒（Kathryn Ruemmler）等曾供職於民主黨政府的官員通信，期間多次貶低川普。白宮發言人認為這些信件證明川普的清白。川普本人在自家社群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發表一長帖宣布，他簽署了該法案，並暗示推動公布與艾普斯坦相關檔案將使民主黨人引火焚身：「或許有關這些民主黨人以及他們與傑佛瑞‧艾普斯坦的關聯的真相很快就會被揭露，因為我剛剛簽署了公布艾普斯坦檔案的法案！」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紐約州民主黨人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川普同意公布非機密檔案後繼續堅持說：「我們對受害者和美國人民的承諾是：這項工作不會也不能就此結束……我們將繼續施壓，呼籲總統簽署法案然後要求司法部公布未經刪節的全部檔案。」

第一個倒下的是政學商三棲的前哈佛校長

在這波非祕密檔案公布後，第一個倒下的人不是傳聞中去過該島若干次的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而是另一位政商學三棲的名流、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著名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

哈佛大學學生報《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於11月17日以〈薩默斯試圖與他稱之為門徒的女子建立祕密關係，艾普斯坦是他的「僚機」〉（As Summers Sought Clandestine Relationship With Woman He Called a Mentee, Epstein Was His "Wing Man"）披露了這段故事。該文提到，在2018年11月到2019年7月5日（艾普斯坦被捕前一天）這段時間裡，時年64歲且已婚的薩默斯，多次向艾普斯坦請教「如何追求一位女性門生（Mentee）」。這位女門生是中國前財政部副部長、首任亞投行行長、經濟學家金立群的女兒金刻羽。她在2000到2009年就讀哈佛大學，並獲得經濟學學士及博士學位，後來成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終身教授。報導透露，薩默斯持續向艾普斯坦報告他與金刻羽的互動進展，在郵件裡，他還稱呼金刻羽為「禍水」（Peril）。所有郵件中還包括他轉發的一封金刻羽寫給他的郵件，金刻羽在信中感謝薩默斯對她和她父親的支持。

三個要素決定了薩默斯醜聞成為近期美國最大的醜聞：他本人政商學三棲的重要身分、艾普斯坦檔案公布的首批，信件內容與另一位原名美女有關。如果美國最近還爆出一個更大更重要的醜聞吸引媒體眼球，算他的幸運，否則還會被繼續熱炒。筆者寫作這篇文章之際，正是美國經濟學界對薩默斯成為落水狗彈冠相慶之時，在〈拉里‧薩默斯的權勢如何推遲了對他與艾普斯坦關係的清算〉（中文版）一文中，《華爾街日報》用典型的「華爾街日報文體」──強烈對比的寫法開頭，描述了這個難得一見的故事：

「去年11月，一群商界、學術界和政界的傑出人物『朝聖』般地來到哈佛大學一間鋪著木質護牆板的會議室。他們此行是為了向前美國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勞倫斯‧薩默斯致敬。

在為慶祝他70歲生日而舉行的為期一天的活動中，薩默斯沉浸在嘉賓們的讚美聲中，其中包括Meta前首席運營官雪麗‧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和曾在柯林頓和歐巴馬總統任內執掌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的吉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

本週，備受詰責的薩默斯處境已截然不同：他站在哈佛大學一個演講廳的講台前，在自己的職業生涯分崩離析之際，請求學生們的原諒。」

該文內容很豐富，包括現在經濟學界的興高彩烈也寫得很生動。其中關於薩默斯的倒台，該文用下述事實表明：「各家機構很快就緊急與薩默斯切斷了職業聯繫。他被多家機構除名，包括他曾擔任特約觀點撰稿人的《紐約時報》、他曾幫助制定一系列新的民主黨經濟政策以振興該黨的智庫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桑坦德銀行（Santander Bank）的一個顧問委員會、他曾擔任付費撰稿人的彭博電視（Bloomberg TV），以及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Yale Budget Lab）。

到11月19日上午，薩默斯辭去了他在OpenAI董事會的席位。然後，他生活和事業中的支柱哈佛大學宣布，將重新審視他及其他教職員工與艾普斯坦的關係。到晚上，他也將暫停其教職以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一個學術中心聯合主任的職務。

艾普斯坦案距離真相還有多遠？

首批非機密檔案的公布，只是這個世紀大案的暗黑帷幕被掀開的一角，離真相的距離還有很長。以下兩個因素註定了這個世紀大案可能會成為新的「美國祕密」。

關於艾普斯坦檔案公布一事，華府從議會到政府部門，措辭都很講究，對檔案的性質有嚴格的界定，但不少媒體尤其是自媒體未加區分。據眾議院網站介紹，法案要求司法部公布其掌握的所有與艾普斯坦案調查和起訴有關的非機密記錄、檔案、通信和調查材料；允許司法部保留某些資訊，如受害者個人資訊以及可能影響正在進行的調查的材料。總統川普11月20日簽署的法案也指明是「非機密檔案」。

這既不是MAGA及社會公眾要求公布的全部艾普斯坦檔案，也不是川普曾經順口說過將會公布的大陪審團紀錄。三者之間差別非常大。《英國廣播公司》（BBC）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在11月21日的文章中引述俄亥俄州凱斯西儲大學憲法學教授喬納森‧恩廷（Jonathan Entin）的話稱：「如果這確實是一項嚴肅的調查，那麼檢察官在決定是否提起訴訟之前，想必不會希望所有資訊都公之於眾。」對於那些一直呼籲公開這些檔案的人來說，任何不完全公開的內容都可能引發更多質疑，甚至激起眾怒。

關於艾普斯坦在牢獄的死亡，究竟是自殺還是被自殺？艾普斯坦究竟與摩薩德（HaMossad，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是什麼關係？這都是美國輿論討論得熱火朝天的美國祕密。尤其是後者，熱衷於對艾普斯坦案一探究竟的人士列出了若干證據，但由於以色列問題關係到美國現在最為敏感的反猶問題，主流媒體基本不願意觸碰，但調查媒體公布的洩露通信和情報部門內部人士證詞強烈表明，艾普斯坦與以色列情報機構有著密切的非正式聯繫，他利用自己的財富和人脈關係來實現特定的地緣政治目標。

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特工約翰‧基里亞庫（John Kiriakou）曾因揭露CIA酷刑而鋃鐺入獄，他在今年8月接受著名播客派翠克‧貝特-大衛（Patrick Bet-David）的採訪時稱，艾普斯坦幾乎是「教科書式」的接觸特工案例：「如果你是一個外國情報機構，想從高層獲取情報，你不需要直接招募他們──這些人沒有財務漏洞。你要做的是招募一個能接觸到他們的人，然後資助他。」而艾普斯坦正擁有這樣的身分：巨額財富、私人飛機、加勒比海上的私人島嶼、可供各國政要與億萬富翁聚會的豪宅。正是因為名單背後隱藏著無法示人的情報交易，美國政府才寧願面對質疑，也絕不肯公之於眾。「因為那是情報界最寶貴的資產──永遠不會因為公眾呼聲而曝光。」

也就是說，所謂艾普斯坦檔案極有可能成為一個永遠的祕密。可惜《美國祕密之書》（America's Book of Secrets）成書於2012年，其時，艾普斯坦法案（Epstein Act.）這個案件還未曾發生，否則必將被記錄入書。

台灣有甚大的貿易出超，帶來很多國際壓力及其他問題。今年美國依出超而對台灣課較高的所謂對等關稅，要台灣赴美做鉅額投資，且可能要求新台幣升值。最近《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在〈台灣榮景的潛藏風險〉（The hidden risks in Taiwan's boom）報導中又批評台灣的出超，並依「大麥克指數」（Big Mac index）認為新台幣要大幅升值。

長期出超確實對台灣有些不利影響，但眾多對出超問題的主張卻也不見得正確。本文主要想評論「有出超就是不對」這個觀念，以及用大麥克指數或其他購買力平價指數來訂定滙率的主張。

「出超」有錯嗎？

出超如果是自由市場經濟決定的現象，其實並不是件不道德或破壞國際利益的事。貿易出超是一個國家賣給外國一般財貨的總值高於向外國買的總值，於是從外國收到的錢大於付給外國的錢，而使本國擁有更多錢的現象。

如果把川普、馬斯克和黃仁勳分別都看成一個國家，他們過去都對別人和其他國家有很大出超，所以現在有了很多錢。但他們很高興甚至自傲，別人也常很羨慕而不是指責他們。如果某個國家都是或有很多這種「有出超」的人，該國對其他國家就會有出超。所以指責該國出超就和指責有錢人累積更多金錢一樣不見得有道理。台灣做為出超國家，當然要注意出超的負面影響，但也不能太沒自信而以為出超都是自己的錯。

在國際上出超可以被指責的一種情況，是該國用補貼、傾銷或其他不公平的方式，出口太多產品而得到出超，並傷害其他國家的產業和就業。但這種情況該處罰的是那些不公平政策，也就是造成出超的原因而非出超本身。採不公平政策的國家和用詐欺獨占手段的人，不管有沒有得到出超或賺到大錢，都該被處罰。

可能造成他國「通貨緊縮」和「不景氣」

出超對其他國家另一個重要可能問題是它的後果。如果全社會和全球只有固定的金錢總量，富豪及出超國家拿走更多錢之後，其他人和國家就會有金錢和貨幣供應量不足，以及通貨緊縮和不景氣的問題。十八世紀重金主義就是因此而主張一國要追求出超，而反對別國的出超。現在很多人和國家喜歡自己出超而不願自己入超的思想，不少是重金主義的遺毒。

二十世紀凱因斯（John Keynes）的總體經濟分析則指出，若有些人的支出小於收入，社會及世界整體就會因需求不足而使生產和所得下降，使經濟衰退。所以一國的出超即使不來自不公平政策，除非有其他國家能夠且願意讓自己的支出大於收入，否則也可能對大家造成傷害。

不過這兩種出超造成不景氣的傷害，並不一定要以消除出超的方式來解決。如果富豪和出超國家把累積的錢轉借給其他人，讓他們有錢可以增加支出，出超對整體景氣和生產的傷害就可以降低或消除。

第一次能源危機油價暴漲之後，石油輸出國家得到鉅額出超，但因為它們把這些賣石油得到的美元回流到美國等國家，所以全球經濟仍得以順利運轉。台灣多年的出超也大部分是存到美國或到各國投資，因此各國若適當運用，就不太會傷害世界經濟。

另外和金本位時代不同，現在各國也可用信用擴張，也就是增加貨幣供給量的方式來提供額外的購買力，以維持全球生產和經濟。但如果一直是同樣的國家分別在出超和入超，這些方法將使入超國家負債及信用擴張太多，或有太多資產被外國買走，因此也可能會有不滿甚至真正的問題。

美國重整貿易不平衡問題

二次大戰之後的幾十年，世界經濟的出超或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主要就是靠美國願意接受入超及大量增加美元供應量來應付，而長期能互惠互利，或形成一個共生結構（請參閱：陳博志，〈世界經濟還可以加速成長嗎？〉《看》雜誌，125期，2012年11月，收錄於：陳博志《後全球化時代的新世界格局》，華人希望文化出版，2025年）。但近年美國認為這種方式對它不利，所以要有新的辦法，包括用關稅阻礙出超國對美國的出口，以及要求出超國去美國做實質的產業投資。這兩種方法，特別是實質投資，若好好安排，可以是較合理的做法。

要求「出超國貨幣升值」對嗎？

相對於美國現在要求的較複雜方法，很多人想到的是要求出超國貨幣升值，因為升值若使其出口品必須賣貴一點，該國的出口和出超很可能就會減少，而進口則會增加。而要升值多少才好，有人主張要由外滙市場用浮動滙率決定，有人則想用某些經濟指標來計算。但兩種方法都有很大的問題。

「浮動滙率」乃是一種用學術包裝的意識型態或教條，不是真正學術或科學的推論結果（請參閱：陳博志〈滙率該由市場決定的主張是假科學〉，《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2卷1期，2019年1月）。1950年代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主張，在自由經濟下各種價格都由市場決定，滙率這個非常重要的價格當然該由市場決定。但這主張並沒有學理依據。

一般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的理由和利益，是自由競爭市場均衡決定的價格，會使產品的邊際生產成本等於消費者心中的邊際價值，依個體經濟學理論，這可以使相關的社會福利達到最大。但外滙和本國貨幣的供給都不是由它們的生產成本決定，相對於貨幣的價值，印鈔票的成本非常的低。貨幣和外滙也不能提供需求者直接的效用或滿足，因此外滙市場的供需均衡，根本沒有一般產品市場那種使邊際生產成本和邊際使用價值相等，而使相關福利最大的作用。把一般產品市場的理論用在外滙市場乃是理論的濫用。

何況外滙的供需，不只來自進出口的需求和供給，現在金融交易和投機性供需的金額遠大於進出口相關的供需，因此外滙市場決定的滙率，不只不能使社會相關福利最大，也常不會使進出口相等而消除貿易出超。

從國家福利的角度來看，滙率不只直接影響進出口，對國家經濟也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若真要改善社會福利，滙率必須考慮其對物價水準、所得和就業等眾多影響再決定。外滙市場在投機力量的影響甚至操縱下，不只可能和社會福利背離甚多，更常有很大的短期波動，而造成經濟和金融的不安定。所以實際上各國都不願真正放任市場去決定滙率，只是大家也不敢去挑戰浮動滙率的教條，而在口頭說要由市場決定，或利用這教條指責別人干預市場。

「一物一價法則」和現實差距甚大

外滙市場既不能決定合理的滙率並消除出超，不少人就想到要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這個比浮動滙率還古老的方法，也就是主張物價較便宜的國家該依較便宜的比例升值。這次《經濟學人》用的大麥克指數就是其中最簡化易懂卻也很荒唐的方法。

「購買力平價」這種觀念或方法主要的基礎，是經濟學中的「一物一價法則」（Law of One Price），亦即若沒有任何運費等等障礙，自由交易將使同樣的產品在各地換算成同一種貨幣的價格相同。因為若某物品在某國的價格較低，人們就會把它賣到較貴的國家，因此當地價格會因為供應量減少，及以出口增加使貨幣數量上升，而使價格上漲，而外國則因為供應量增加而下跌。除此之外，出口的增加也可能使該國貨幣升值，因此換用外國貨幣算的價格也會上升。這些力量就會使兩國的價格趨於相等。

依這樣的假設，物價普遍較低的國家可能有出超，外滙市場也會使其貨幣升值。因此可主張物價較低和有出超的國家即使採用固定滙率，也應該讓其貨幣依物價較低的程度升值。大約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 Cassel）即曾想用這種比較相對物價的方式，重新訂出適當的滙率。

但一百年來眾多的學術研究並未能證明這種做法是適當的，也不能證明在採取浮動滙率制度時，較低物價的國家之貨幣會快速升值，來使它和外國的物價相近。所以除非在物價上漲率甚高的通膨時期，否則這個理論雖然看似有道理而有趣，卻沒有什麼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用處。

這理論或主張不太有效的主要原因是，做為其基礎的「一物一價法則」和現實有甚大的差距，很多產品在各國影響價格的因素並不相同，因此價格也常有很大的差距而沒有調整的壓力和必要性。大麥克恰好是個很好的例子。

現任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1996年就曾在《經濟文獻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這本全球最專業檢討各項經濟理論的刊物上檢討購買力平價理論。他當時就指出，大麥克在各國的價格差距極大，瑞士的價格超過美國的兩倍，是中國的五倍。他說大麥克成品通常不能由一國賣到另一國，是非貿易財，所以基本上就沒有很大的力量把不同國的價格拉近甚至拉平；大麥克中有很多投入品也是非貿易財，其成本（如工資和房租）在各國並不相同；各國的稅制也不同；各國的市場結構或競爭不同（例如麥當勞在台灣會面對較多小吃店、早餐店和便利商店的競爭）；各國的大麥克也常有不同的內容搭配。所以大麥克在各國的價格沒有理必須相同，根本不符合「購買力平價」主張的基本假設。早就有一流學者在一流雜誌指出問題，《經濟學人》現在還運用台灣大麥克比美國便宜很多而主張新台幣要大幅升值，實在不符合它做為極有水準之雜誌的形象。

▲美國的關稅應該針對那些採取不公平政策的國家，特別是得到不公平政策支持的產品，而不是出超國家如台灣。Adobe Stock

台灣物價低並非造成鉅額出超的原因

依學理和過去經驗，即使用多種產品價格編成指數而非只用大麥克一種價格，購買力平價還是不能有效預測或決定滙率，因為大部分產品都和大麥克一樣，並不符合一物一價的法則。台灣的物價雖然比美國和一些先進國家便宜，但那並非台灣現在有鉅額出超的原因。台灣最近出超的主要直接原因是資訊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簡稱ICT）和半導體產業的超高國際技術競爭力。而這競爭力來自長期的技術努力及一點運氣，像是台灣挖到石油或黃金一樣，而非來自台灣的低物價。

全世界依賴和搶購台灣晶片並造成出超的情況，和石油輸出國家出口石油而有鉅額出超很像，大家不是因為產油國物價低而向他們買油，而是只有他們才有夠多油出口。若那個國家、學者或雜誌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出口石油得到出超而要求沙國貨幣升值，大概會被當成瘋子。但台灣卻受到這樣的壓迫，很多台灣人還以為出超真的都是我們的錯，而且新台幣就該升值。

如何降低台灣出超之害？出超確實對台灣產生不少利弊，我們應該多研究思考如何運用其利益而減少其弊害。面對外國的不滿，我們也該合理讓資金回流入超國，或前往那些國家做適當的投資。但我們不宜沒有主見而人云亦云。我們也不宜把房價上漲及所得分配不均這類因素和對策，或很多很複雜的問題全歸罪於出超，或以為可以靠升值來解決，而忘了也該研究採取其他政策（請參閱：陳博志，〈房價的生理學、病理學、和藥理學〉，《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1卷2期，2024年2月；〈貿易出超國家貨幣就該被迫升值嗎？〉《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4卷4期，2021年4月）。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多談其他問題，只舉一個例子來呈現很多主張思考的不足。《經濟學人》主張新台幣升值可以提高一般人的福利，其理由大概是升值可使進口物價及出國旅遊的成本降低。這講法外行人很容易懂。

但台灣出超多由半導體高科技業的成功所造成，《經濟學人》也說升值對半導體產業影響不大，那麼升值若能減少或消除出超，就是要那些現在已經很辛苦，《經濟學人》說占就業70%的傳統產業承受出口、產量及就業的下降。但那些因升值而失去工作和所得的勞工，變成沒錢可買東西了，還能因升值使進口物價下降而得到比以前更高的福利嗎？高競爭力產業造成的出超，要以嚴重傷害低競爭力產業及其勞工的方式來應付嗎？所以不要亂聽那些簡化的教條和主張，出超和很多經濟問題都要更深入和多方面的思考，以及更多較直接解決問題的政策。

本文的討論也顯示，美國的關稅應該針對那些採取不公平政策的國家，特別是得到不公平政策支持的產品，而不是出超國家。美國應該要求出超國家將所得的外滙回流美國。出超國也可到美國投資美國能發展而可有適當競爭力的產業，或者是可幫美國維持及創造就業和生活品質的產業。出超國若做了足夠的投資及資金回流的努力，美國沒必要也不應該再對它施加關稅和貨幣升值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