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起，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发展经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加速朝「政治保守、经济开放」的道路迈进，也开始吸引台商进入中国大陆投资。二十几年来台商勇敢西进，在歌舞升平的背后，默默「吞下去」的血泪，几人能知？
据海基会2006年非正式统计，在大陆约有四万「台流」，这些人或者经商失败，无颜返乡；或者财产遭人侵占，心有不甘「鸣冤」上访。近年台流人数往上成长，据大陆媒体报导，单是上海地区的台流，就高达上万人，甚至在东莞厚街镇还有个「台商流浪村」，台流的具体人数已难以估计。
想要投资中国大陆，怎样才能避免成为「台流」？最大的风险到底是甚么？
第七次江陈会谈预定协商《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目前会前会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9月13日表示，两岸投资保障协议洽谈已经达到最后阶段，中方认为，9月底的江陈会签署投保协议是「乐观的、毫无疑义」。相较之下，行政院长吴敦义则语带保留地表示，投保协议「签得早不如签得好」。显示双方认知仍有不小的差距，协商过程不是一帆风顺。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由来已久
其实，早在90年代，中国方面已有《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与《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施行细则》等法律，但台商受害案件仍层出不穷。
为甚么有法律却保护不了台商？
空大、东海与淡江教授兼海基会顾问李允杰研究指出，中国大陆为了吸引台商，在1988年就公布了行政命令层级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共22条，规定台商在大陆投资，可以享受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同的待遇，并可取得土地使用权。自此，台商前仆后继前往大陆投资。
此时台商的投资大都实行与当地人合资的方式经营。但因为大陆仍非法治社会，当合资双方发生争议时，台商往往处于弱势，当地政府、法院、公安系统也经常被「买通」，使台商求助无门，财产遭合伙人侵占；部分台商甚至连人身或财产安全都无法保障。
在众多台商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1994年，法律层级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出台，但是台商受害案件并没有因此减少。五年后国台办指出，法律订得不够详细，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力，再于1999年12月发布《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施行细则》。
「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为邦回忆：「法律订了之后，台湾主流媒体报导中国政府非常有诚意，专门为台商订了法律，所以鼓吹台商应该大胆西进，掀起一股登陆热潮。」
更多台商到了大陆，才发现当地情况不如预想。台商受害者大幅增加，于是他们前往市台办、省台办、国台办，到处投诉。「国台办2007年4月第一次公开表示，五年来向国台办投诉共10,966件，就是平均一年二千多件。」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到国台办投诉，台商会先在地方上想办法自力救济，有的台商则选择「吞下去」，「不死心的人才到国台办，所以真正的数字远超过这个数字。」
高为邦感慨，以他个人案例而言，所经营的工厂财物被无预警搬空，是「抢劫罪」，不用特别立法，以中国一般国内法即可判决。但大陆当局却借口没有法律，要订定特别的法律。
是法律不执行，而不是没有法律
李允杰教授指出，中共虽然在1994年订定《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1999年订定《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但皆属于大陆「国内法」，主要目的在吸引台商到大陆投资，不易落实。而目前由两岸共同协商的《两岸投资保障协议》，被寄予一定期望。
但研究两岸法律议题的成大法律系教授许忠信指出，因为中国把台湾当作国内的一个地区，《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只是「中国国内的行政协议」，所以它的位阶还低于中国的国内法律，不能与之抵触。「所以台商受害其实已有法律可管，是法律不执行的问题，而不是没有法律的问题！」许忠信强调。
在《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的内容上，台商最关心的议题主要有二。一是一旦台商发生土地征收、赔偿等纠纷时，如何能有公正的仲裁机制；二是台商遭到羁押时，希望能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并通报所属机关。
就第一部分仲裁机制而言，首先考虑「政府对投资人」（G to P）的仲裁。台湾第一时间向大陆提出「国际商会」（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做为仲裁单位，但大陆拒绝。目前可能方案之一是台湾与大陆双方各派仲裁员，另外聘请国际仲裁单位成员作为第三者，组成两岸仲裁小组。而在「投资人对投资人（P to P）仲裁部分，目前可能会采用两岸法院裁定再相互承认的方式。
其次就「台商人身安全」议题而言，行政院长吴敦义与陆委会副主委刘德勋都表示，在台商遭到拘留时，除了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外，还希望能通知当事人的所属主管机关──也许是官方政府机构，或半官方的海基会及海协会。
上有政策，法院下有对策
然而台商真正关心的是，《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签了之后，真的有用吗？
广东东莞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庆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中国投资二十多年来，看过太多的投资纠纷案件。从台商角度来看，两岸能够签署投资保障协议是好事，但是北京当局的「执行力度让人存疑」。
「签了以后，我们是希望能够落实到下面，不要上面的签一签，下面的还是不理。因为你知道，大陆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达的力度不够的时候，我们还是看不到它的成效啦！」谢庆源一语道破台商的「没有信心」。
高为邦指出，有位在广西的台商，种植柠檬外销新加坡，事业很成功。他在广西的银行存了300万和350万两笔存款，结果一年后要领出时，存款消失了！银行说，虽然承办人收了钱，但没有把钱给银行，承办人直接把钱贷款给另外两家公司，而法院判决居然要台商找那两家公司还钱！结果那两家公司早就不存在了，没有办法追。
台商再回到银行，银行说台商手上的存款章印记很旧，早已作废，所以最后打官司台商输了。后来上诉到高等法院，动用很多关系，案子赢了，但最后地方法院还是不执行。银行不赔，台商也没有办法。
高为邦表示，一个协议从签署到落实，都要双方有诚意。但现在大陆方面并没有要解决台商投资纠纷的诚意。「2005年连战到中国找胡锦涛，提到受害台商的问题。那时海协会、国台办的人说法律很明确，但没有单位有『足够力量』帮台商说话。当时国台办经济局设有台商经济纠纷处，他们的意思是『处』的层级太低，所以后来成立『台商投诉协调局』，局长是唐怡。」
后来高为邦将他的著作《投资中国你必须知道的陷阱》交给江丙坤，请江丙坤在国共会谈时要对方处理书中受害台商的案子。
之后唐怡公开表示，台商投诉协调局成立不到一年，受理案件超过二千多件，结案率高达75%～80%。但当被问到高为邦书中案件的处理情形，他却猛打太极，只说「目前核查工作近尾声」。
高为邦说，从1994年说要为台商解决问题，订定《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但成效不佳；又于1999年再订定《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实践成效也不彰，很多地方法院根本不采纳；再于2005年成立台商投诉协调局，还是没有一件具体的台商案件得到真正的解决。现在又要签订《两岸投资保障协议》？
「像我的案子，工厂被别人搬走，就是没有交待。唯一的说法是现任的台商投诉协调局局长刘建中给的，他说他的层级太低，我的对手位阶太高，所以没有办法。讲来讲去，其实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而且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就是拖着。」高为邦十分无奈。
协议只会让台商产生幻想
在《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的仲裁机制方面，台湾希望在「政府对投资人」的仲裁上能有公正的第三方做仲裁。对此，高为邦认为，台商要得到真正公正的裁判还是很困难。他分析，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已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其中也有部分仲裁员来自台湾。台商投资纠纷的案子到了仲裁委员会，台商跟中方被告各自选一名律师，但是第三位仲裁员还是来自中国的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对台商不公，因为中方二位、台方一位。移到香港是一个选项，但是高为邦认为，「在香港难道中国会管不到吗？」所以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其实与现行法律没有差别。
有没有台商在判决中胜诉呢？因为太多案件的是非太明显，还是有很多台商胜诉。胜诉之后，必需由法院强制执行，但是法院竟然找各种理由「不执行」，对方就是不赔！
高为邦完全不相信中国的司法：「签协议只会让不了解中国现况的人误认有保障，会让人有错觉，会让台商继续大胆投资，会让台商更惨。中共政权从来没有诚意，除非这案件闹得很大，会影响其他外商投资，官方才会做某种程度的妥协──还台商一部分钱。而且你要闹很大才可以，有人自杀或天天上访天天告。」
至于「投资人对投资人」的部分，成大法律系教授许忠信指出，全世界的投资保障协议都没有在这方面订定条款，都是由地主国的法律来保护投资人。「中国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还有一般的公司法、契约法就已经足够保护台商，签这个协议只是会造成一个假象，让台商认为中国对台商有特殊的保护，让台商产生幻想，更快西进。」
如此看来，未来纵使有投资保障协议的加持，台商要「钱」进中国，仍需多多「停、看、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