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在谈世界经济难再快速成长的问题，如新平庸、新常态以及长期停滞等用语，都是在谈成长率变低的问题。很多国家所担心的人口成长率乃至人口下降问题，也大部分是在担心经济成长率因而下降的后果。
全球需求不足，扩张政策有效？
全球成长率下降很重要的原因是需求不足（请参阅陈博志，〈世界经济还能快速成长吗？〉《看》杂志，125期，2012），而成长率下降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投资，因此投资的需求就会减少，而使总需求和经济成长率进一步下降。这可能造成经济成长率长期下滑的恶性循环，也可能在短期就使经济暴跌而出现硬着陆的现象。也许是因为担心这种问题，有些大牌经济学家现在主张要扩张货币及财政支出来提高经济成长率。然而这些政策并不能解决长期的问题。世界还是需要为长期成长率下降的问题做更根本的调整。
长期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振景气和经济成长率是难以成功的。经济成长率若只是一时低落，采用这些政策把成长率拉高之后政策即可以功成身退。然而若基本面上经济成长率会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时，要用这些政策长期持续把成长率拉到较高水平时，政策不只必须一直不停，甚至还要愈用愈强，累积下来的货币扩张和政府负债将超出政府和经济所能承担的程度。结果不是政策不能持续下去，就是其副作用造成更多经济问题。
而除了需求不足之外，全球经济成长也受到资源不足的限制。资源不足的问题不只在于能源和其它自然资源不足的限制，二氧化碳和全球暖化等过多的问题更可能使世界必须限制成长。很多人谈到二氧化碳和暖化时都义正辞严，也提出很多减碳的目标和策略。但少人敢指责经济和人口成长太快这两项明显的原因，而以降低这两项成长为政策主张。
面对自然资源有限、极端气候产生，人类很少自我检讨是「经济成长和人口成长太快」这两项明显的原因。Thinkstock
技术提升，经济必定成长？
有人以为技术的进步能降低甚至解除资源的限制，但现在技术进步仍未能解除资源限制，却已很可能进一步先扩大需求不足的问题。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产业4.0这些发展很有可能使大量人力被取代，也许二十年后用目前一半的人力就可生产出和现在一样多的生产。这并不表示我们的产量和所得可以加倍，因为总产量一方面仍受到资源数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到需求不足的限制。
生产量增加一倍而没有增加很多人们喜欢的新东西的话，需求不可能也增加一倍或更多。所以我们极可能面对的是生产能力提高很多，产量却没提高那么多，不少能力因而未能投入生产，也就是失业率可能提高的状况。而这也表示所得分配将更不平均，并且因为高所得者之边际消费倾向常较低，以致可能使总需求更为不足，经济也将更难顺利成长。
政客为何追求高速经济成长？
面对这种成长的障碍，经济学家和各国的领导人士不该再用各种政策一味想维持高的经济成长率，而应该更努力思考调整人类行为来因应低成长的可能性。但他们更清楚经济成长率下降所可能马上带给他们的麻烦，因此他们仍采用各种长期而言是不好的政策。
高经济成长虽有破坏环境和房价上涨等等不良副作用，但它更能解决或掩盖仍多当前的经济问题。如果GDP能快速成长，政府大量举债来用时也不会使负债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银行放款可快速增加而把呆帐占放款的比率拉低，各种建设很快就不敷使用而改建并将偷工减料的工程在出事前就拆掉。得到较少好处的人认为很快就可轮到他拿好处而使社会较安定，年金等制度可以寅吃卯粮或占下一代便宜而维持下去，快速成长也可以提高投资而有股让经济持续成长的冲力，很多错误的政策也会被成长的冲力和更高的GDP掩盖掉。
由于快速成长有这种种好处，它通常可以使执政者更容易继续掌权，也使经济学家比较不会被认为没甚么用。因此领导人物和学者常努力想得到高成长，而较少去想怎样在低成长时仍能使经济社会顺利运作，并使大家更幸福的方法。这类方法都不可能是速效药或万灵丹，多方面和长时间的努力及改变才能转变目前这种追求高成长的习性。以下几段只简单说明其中四个可能努力的方向，即提高资源效率的生活方式、缩小供需差距的机制、文化精神和心灵的投资消费以及直接解决低成长之副作用的方法。
更多公园和更好的公共环境，能够取代私家豪宅。图为美国纽约中央公园一隅。李唐峰摄影
低成长时期，稳定社会四个努力方向
面对资源对成长所构成的限制，到目前为止较受重视的努力仍是要提升技术以降低每单位产出所需之资源，而想藉以维持高经济成长。但如何在生产成长率甚至生产下降的情况下，透过资源更好的运用而提高人民福利，也是很值得思考的方向。我们若在制度和生活方式上能让人们共享更多东西，同样的资源和生产也可带来更大的全人类福利。例如以公共运输和共乘取代自己开车，以更多公园和公共环境取代私家豪宅，更方便的租赁、维修、回收、和二手货市场，以及不必常修改或拆除重建的都市及建筑设计等等，都可以在相同资源及生产量之下提供人民更高的福利。
目前全球需求不足的问题多靠扩张货币、赤字财政以及提高成长率以提高投资等近乎饮鸩止渴的方式在解决，或者把过剩的产品出口而变成出超来造成其它国家的困难。但各国也可透过金融管道、退休制度以及社会安全体系之改革和相互配合，而让储蓄不必过多，储蓄资金也能转成必要的投资财源，从而减少储蓄太多而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由于有钱人的消费倾向通常较低，将部分所得移转给较穷的人也是缩小需求不足现象的方法之一。慈善行为和累进税制及对穷人的济助都有这种作用。若未来技术进步真的如前述让很高比例的人难有工作，我们更须有一套制度把工作分给更多人做，以及对有工作的人课更高的税来帮助没工作的人。我们也须要求没工作的人要做某些事情才能得到政府的移转支付，以免这些人怠惰、自卑、甚至成为社会问题。
这几十年的高经济成长也有太高之物质成长倾向。这一方面消耗物资和自然环境太多，另一方面也使很多人物质欲望得到甚大满足，而不知道还有多少东西可买，以致只好储蓄太多或做夸示性的消费和金钱游戏。如果我们能发展更多文化、精神、和心灵的生活，不仅可有较多消费支出的方向，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也可以较少耗用资源。物质成长减缓之后，发展文化精神和心灵生活应该也是历史上人类文明提升的机会。
至于物质生产或金钱所得的成长减缓所可能造成的退休金准备不足，以及政府无法再大量举债等问题，其实都有一些直接解决的方法。那些方法也许并不容易，但这些问题既然已不易甚至不可能再一直用高经济成长来拖延不真正解决，我们还是该认真去想直接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