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局全力应付「奥运」保安之时，失业这一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话题再次浮出水面。不同的是，今年中国不再坚持用「城市失业率」、「待业」、「过剩农村劳动力」这类颇富「中国特色」的词汇，统称为「失业」，并第一次承认「失业洪峰」到来。
流民队伍新成员：大学生与研究生
今年，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域企业倒闭潮带来的失业问题（约四、五百万人失业）之外，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更是一片笼罩在中国上空的厚重乌云。来自教育部的信息显示，2008年中国高校（即大学）毕业生将达到创纪录的559万人，除了约10%的学生将选择专升本（编按：「专升本」是指专科毕业后，离开学校后，参加全国统一的成人考试，每年5月与成人高考同时报名考试，最后颁发的学历是成人本科学位）、考研或出国留学之外，加上2007年约有80万学生未能就业，以及首批2万名「三支一扶」（是指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大学生今年已服务期满等待再就业，2008年实际需要就业的学生人数在600万人以上。
但历年高校毕业生未就业者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上述数字。由于中国教育部规定高校的就业率必须达到一指标才允许其继续招生，许多高校为保住招生资格，想出种种花招在学生就业率上造假，比如强迫学生找关系签假录用合同，否则就不准拿毕业证等等。而这些未就业者都被计算在已就业人数里面，其数量到底有多大，几乎无从估计。这里仅根据教育部估算的历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数字：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为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待业；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2006年超过100万人。据调查，这些毕业当期未找到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以后很难就业，因为用人单位总是用充满怀疑的眼光看他们：既然那么优秀，为甚么这么长时间居然找不到工作？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仅过剩的知识型劳动力就已构成一支超过1,000万人的失业大军。许多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后，只能断断续续找一些临时工作，继续依赖父母生存，与许多无法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一样，沦为「啃老」（即成年后还依靠父母养活）一族。
失业人口：一座有意堆砌的数字迷宫
不过，这支1,000万人的青年失业大军，只是中国失业人口当中的一部分而已。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近期估计，仅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5,000万人，农村突破2亿人，总数高达2.5亿──这意味着每三个劳动力年龄人口当中，就有一个人失业。这支庞大的失业大军主要由「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退役军人」等几类人构成。按照中国官方对社会形势估计报喜不报忧的传统，真实失业人口应该比这2.5亿高得多。只是真实失业人口历来属于国家机密，连中国媒体都要屡屡发出「失业人口到底有多少」这类疑问。国家统计局就业指针的数据令人生疑，笔者阅读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预报》2008年1月号的数据，发现一个矛盾：2006年第二季度中国城镇失业人数833万，失业率为4.2%；第三季度失业人数上升到835万，失业率反而降至4.1%；第四季度失业人数增加到847万，失业人数净增12万，失业率却没有上升。2007年的数据同样如此矛盾，令人费解。
社会上升通道的严重梗阻
现代社会不同于等级制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有正常管道，大学教育一直被视为「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中国在改革以前，读大学与参军是平民子弟向上流动的两条主要管道。但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参军这条上升通道已随着军队现代化的要求而逐步阻塞，退役军人在城市就业变得日益困难，即使由政府强行安排下去，几年后也大多成为失业者。近年来，退伍军人因工作与生活问题而上访的人数越来越多，成为中国社会反抗的一大特色。面对失业日益严重这一事实，中国家庭将子女唯一的出路寄托于读大学。但中国经济结构至今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知识型劳力的吸纳有限，于是出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成了家庭关系网络的竞争，平民子弟向上攀升的管道几乎完全堵塞。
形象地说，中国社会结构有如一座巨大的等级金字塔，其底层大厅挤满了新老失业者、流民与新增劳动力，第二层楼才是职场。但由底层通往第二层的楼梯异常狭窄，高等教育只能算是中国家庭倾全力为子女购买的一张通往第二层的昂贵门票，但能否挤上楼梯却是一个大问题。年轻学子只有藉助家世背景的助力，才能挤上第二层楼。但即使挤上了「职场」这一楼层，家庭背景对高校毕业生职业和薪酬的影响也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形成一种近乎世袭的特点。说得直白一点：中国的精英圈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吸纳新成员的能力极其有限。
知识型流民增多的必然后果
除了全国有数的几个大经济中心能够提供相对多点的就业机会之外，中国的中小城市新增的就业机会极其有限。为了让自己能够寻觅到机会，不少学生被迫滞留北京、上海等地，成了「京漂」或「沪漂」。还有大批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则游荡于城市和乡镇，成为新的游民，不少人常在网络上宣泄暴力情绪。
毫无疑问，这批日益壮大的边缘知识人将是下一场社会革命的中坚队伍。中国人非常现实，对专制、腐败及社会不公的忍受力很强，大多数人只要有口饭吃，对「革命」（即社会反叛）都持拒斥态度，「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是顺民的写照。但随着「饭碗问题」日益严峻，一职难求的局面将知识边缘人逼至生存底线，他们的思考能力必将使其对社会制度产生严重不满。最近贵州瓮安事件与杨佳杀警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再度流传「共同死亡原则」，强调当公权力肆虐，民众生存艰困、权益难保之时，受害者有权报复施害者，同归于尽。
这一「共同死亡原则」让人联想到中国那个古老的「共同死亡原则」。夏朝暴君桀对民众残暴无比，还将自己比之为「太阳」。受尽欺凌的民众无法忍受之时，只好指着太阳咒骂：「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太阳啊太阳，你甚么时候灭亡，我愿与你同归于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