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中共召开十七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紧接着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增补习为国家军委副主席。至此，习近平登上皇储之位的关键环节全部完成：200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2008年成为了国家副主席。随着最近这两次任命，他已经在中国的所有权力来源——党、政、军三大方面都确认为储君。
外界惊讶的不是习成为皇储，只是惊讶其接班速度为何骤然加快，并推测是因为南海海域显示出来的严峻军事形势所致。
习近平为何被定为中共掌门人？
国外媒体研究中国高层政治有个模式，即派系斗争，而且在这一题目上发挥了极为丰富的想象力。比如去年十七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曾写信给胡锦涛，以自己还不熟悉中央工作为辞要求不提升（即不担任军委副主席），引发外界许多猜测，并将习近平定位为江系人马，甚至预测李克强可能接任总书记。其实这并无多少根据，因为当时李克强已经在最高党刊《求是》上连续多次发表有关经济结构转型的文章，经济结构转型是总理负责之事，表明其将接任的将是总理职位。所以习近平接班吉本上是意料中事，变数不大。
中共党内确实存在所谓「派系斗争」，但并不像外界猜想的那样激烈。在利益分属上，中共党内毫无疑问有派系，主要表现在人事任免与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之上。中国现在每年发生十多万起社会反抗事件，维持稳定已成了中国政府的第一要务。各派系同舟共济之利益考虑迫使中共高层必须在对待民间的政治变革的要求上保持高度一致。他们深知既然同坐一条船，内斗须有分寸：小打小闹可以，闹到翻船对谁都没好处。
习近平继位符合中共的共同利益。一、份属老「太子党」成员，是第一、二代高层政治留下的势力都能够接受的「自己人」；二、为人「稳妥」，从未倡言过削弱中共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让政治利益集团感到比较放心；三、官声较好，一是据说习「谦逊，平易近人」，从县到省任职，都显现了其团结人这一特点。其次是没有腐败丑闻缠身。据说习的弟弟习远平曾在上海经商，但在2007年习入主上海市委书记前，即撤掉其弟在上海的所有项目，让其离开商场。这与同为太子党的薄熙来被各种丑闻缠身相比，易于通过党内各种考察。
习近平的政治保守姿态
习近平主政福建时期，曾提出要建设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务，有所为有所不为，做那些不错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但习所说的「有限」，是指政府的行政权限，属于行政改革的范围，并非限制中共的政治权力。这里必须澄清一点，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时，中共习惯性地将行政改革混同于改变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政治体制改革，许多讨论者也跟着乱谈一气。二者的区别在于：行政改革是对政治机构、部门权力归属、范围作调整，提高行政效率。这类改革中共从未停止过，虽然行政效率并未提高多少；政治体制改革则涉及到权力来源，即权力是通过民选赋予还是像共产党这样自赋权力。
习近平不好在公众场合讲话，但每发言却直言不讳。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面对国外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指责，习近平回应说：「别人喜欢不喜欢和我们没有关系。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把笼子里面吵得厉害的鸟拿走的话，那笼子就不热闹了。」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时的一番讲话，让人看到他内心并不崇尚人权与民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甚么好说的。」可以想象，习近平执政会奉行强硬路线，对内继续高压维稳；对外会比胡温晚期更缺少商量余地。最近在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6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上，习在讲话中将朝鲜战争定义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让韩国非常不爽。于此可见，习近平在对外问题上既不像江泽民那样注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形象」，也不会像胡锦涛那样谨慎自持，以藏拙为优先考虑。
习李时期的最大难题是甚么？
对习李来说，政治上的保守并不构成执政的最大困难。最让中国第五代头痛的问题是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成功，这牵涉到政府财政收入能否有可靠保证。改革以来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福利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必须走上以技术创新为主的经济发展之路。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所谓「技术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利用与外资合作的机会偷盗合作的外国公司的技术，只能在某项产品上得益于一时，始终无法从整体上形成科技开发能力，这一点成了中国经济结构从劳密型低端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的瓶颈。
习李时期，可预见的是：生态灾难与经济困难将接踵而至，由此将引发财政困难。2009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达32.2%，中国国民的税负痛苦指数已高居世界第二，虽然官方表示还有加税的空间，但如果再加下去，会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
习近平的运气显然比前代君主胡锦涛要差。胡之才具与习相若，但中国人主动幻想出一个「胡温新政」并对之充满期待，「胡哥」、「温爷爷」之称不绝于耳。但对习近平接掌大位，中国人明显缺乏期待与梦想。这倒并非习本人缘故，只是因为中国历经江朱与胡温两代统治，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中国人的政治期望已被耗损殆尽。
(作者为旅美中国经济专家与评论家，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评为「亚洲之星」。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推选为「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