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一向高度依赖国际经济，但未来几年国际经济情势可能都不太好，可以拉高台湾经济的力量不多，而抢夺台湾产业的力量却不少。我们这些年充实或提升自己实力的努力也不够，经济缺乏自动向前的冲力。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可运用的空间也近乎被耗竭。所以2016年的经济很难有多好的表现。
所幸我国近年来最严重的问题乃是领导阶层带错了方向，致使人民茫然失去信心和希望，因此新政府若能把国人带回正确的努力方向，让人民找回希望，则即使2016年的经济成长率不高，台湾仍可以开始恢复发展的活力。
新平庸时代：全球不景气台湾伤害更深
2008年金融海啸已暗示全球以往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不易再快速成长（请参阅陈博志，〈全球资本主义的五大风险〉，《联合报》，2008年10月20日；陈博志，〈世界还可以快速成长吗？〉《看》杂志，125期，2012年11月）。近年不少人也用「新平庸」或「新常态」称呼未来世界难再快速成长的预期。而短期来看，2016年世界经济更可能是在低成长趋势中又相对不景气的一年。因此我们不能期待2016年世界需求的成长能拉高我国出口和经济的成长。
更严重的是各国为拉抬本身经济，很可能会更努力以国产品替代进口品，因此我国对开发中国家的出口可能被替代更多。近二十年世界景气波动时，我国出口常在不景气时下降比别人多，或在景气恢复时回升比别人少，因此每次景气衰退都使我国的市占率下降，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不景气成为开发中国家取代我国产品的机会。我们若不小心因应，这次短期不景气可能又造成另一次长期性的伤害。
低价抢攻市场不可行：产业必须升级和发展新产品
无法靠外国拉抬，我们就更需靠自己努力。在新平庸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展比世界平均更快，就必须做出比别人好或便宜的产品而把别人的市场和成长抢过来。但我们已很难比别人便宜，因此主要的努力是要比别人好，也就是要产业升级和发展新产品。
但我们近年这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国家经济要成长就要有更多资本、人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可是我国近年的资本形成净额或净投资却低于2007年，甚至只有2007年的六成。我国因为少子化，每年新增加劳动力甚至总劳力供给已在下降。我们的教育也未能培养出够多合用的人才。停滞的生产和产业发展也使人才较少磨练、学习以及升迁而提升能力的机会。不动产炒作和泡沫经济甚至使总量不变的土地也更难取得。而或许更严重的是过去的习惯和制度让我国的企业家精神严重缺乏（请参阅陈博志，〈我国最缺的是企业家精神〉，《看》杂志，159期，2015年9月），以致技术创新和新产业的发展都太少。这些基本生产要素的不足，必使经济难以成长。
而过去7年我国GDP的平均成长率虽仍有3%，但其中有不少是折旧增加和价格调整，并非真有生产或所得的增加所造成。实质的国民所得（Real National Income）其实平均成长率只有1%左右，每劳工平均的实质NI更是比2007年还少（陈博志，〈GDP可能和国民所得及福利差很远〉，《台经月刊》第39卷第1期，2016年1月，PP.10~13）。这种长期几乎没成长的现象，显示经济发展的停滞。而像物理的惯性定律一样，快速成长发展的经济有一股向前冲的惯性，而停滞的经济则有持续不动的惰性。所以台湾经济也缺少自动向前的冲力。
在美国等大国，有不少人鼓吹或实行财政和金融扩张的政策，或藉货币贬值提高竞争力。但台湾这方面的能力也很有限。Thinkstock
扩张性财政和金融政策：台湾实行能力有限
在美国等大国，有不少人鼓吹或实行财政和金融扩张的政策，或藉货币贬值提高竞争力。但台湾这方面的能力也很有限。多年的财政赤字已使政府公债发行接近上限，其它负债也极高，所以用财政支出来提振经济的空间很小。金融方面国内已长期接近零利率而银行滥头寸极多，因此更宽松的金融政策之空间和效益都几乎不存在。至于汇率政策虽有一些作用，但因我国出超占GDP之比重几乎冠于全球，而我们很想加入之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共同宣言中特别反对各国用汇率做为促进出口的工具，因此即使不管其它副作用，我国汇率政策的空间也不大。由此看来，传统的政府政策手段很难改善2016年我国的经济困境。
不过台湾经济并不是真的无法发展，过去这些年我们是因为方向不当而走入死胡同，才会既走不动又看不到出口和希望，我们和新政府该努力的就是退出死胡同而改走正确的道路。一旦转入正确的新路径，经济可以开始向前，人们可以看到希望，发展的动力和冲力就会逐渐回来。不久前我曾在本专栏提出21项「台湾经济发展亟需改变的方向」（160期），这些方向的改变都值得政府实行而重建人民的希望。本文只再说明2016年马上可用之振兴投资的方法，其它该改变的方向就不再重述。
台湾应多注意中小企业、新产业和新企业家的需求，改善包括提供资金之方式在内的创新创业环境，投资意愿和资金的需求自然就会提高。Thinkstock
应致力长期经济发展：关注投资中小企业、新产业、新企业家
台湾近年投资太少，但我们并不是没钱。台湾的钱或资金还非常多，只是这些钱都太少用于协助经济发展。前几年错误的政策把资金引向不动产投机等泡沫经济，结果经济虽有一时繁荣的假象，生产性的投资却偏低，不动产价格飙高，很多人民就业和购屋的希望因而破灭。这几年政府和金融业也以发展国际业务、做人民币海外中心和打亚洲杯之名义，积极要把台湾资金弄到国外，而却不积极协助国内产业的投资。最后总算废掉的证所税甚至鼓励投机而阻碍创新创业（陈博志：〈证所税无公平正义却伤害新产业投资〉，《看》杂志，119期，2012年8月）。过去几年马政府就是这样把我们资金丰富的长处浪费掉甚至变成伤害。未来政府若能改变方向而积极把资金导向国内投资，特别是新产业的投资，长期的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就业即可逐渐改善，而人民的信心和希望也可恢复。
有些人可能说这几年是国内投资意愿太低，金融机构是钱放不出去，而不是不愿支持国内投资。这并不是事实。如果政府和金融业只重视那些既有的大企业，则因为这些企业有的只会做代工，有的只想压低工资甚至到海外投资降低成本，有的甚至已渐失去竞争力，所以投资意愿当然可能不高。如果我们多注意中小企业、新产业和新企业家的需求，改善包括提供资金之方式在内的创新创业环境，投资意愿和资金的需求自然就会提高。
投资意愿也和政府引导的产业发展方向有关。如果政府想要的是我国并不具国际比较利益的方案，那业者投资的意愿当然不高。如果政府看到外国流行甚么产业就说我们也要发展，而不考虑我们是否有能力超过已先行发展的外国，那也不易带动成功的投资。政府并没有能力为民间挑选明确可赚钱的产业，但政府若毫无方向感或只有错误的方向，很多人民也不知该朝甚么方向努力，全民的努力也不容易形成整体的力量。
所以政府可以选择几个较多人有能力和意愿、也较可能成功的产业范围，做为优先主动改善其投资经营环境的方向。新政府的五大产业政策宜用这种想法来规划，其中具体的产品不必由政府代人民选。政府只要指出大产业方向及改善其相关环境，人民的注意力和努力就可以较为集中，可以较容易相互配合而产生群聚效益，也可以比单打独斗式的发展更有信心。
此外，因为发展新兴产业的风险很高，创新人才常没有足够的资金让创新实现，因此政府资金也可以订定办法来参与部分合适的新企业投资，以分担其风险。这种参与投资也可能使政府未来得到盈余和股价的回报，比以往有去无回的租税奖励更为公平且对财政有利。2009年政府花了800亿元消费券要振兴景气，结果没甚么效果。若那800亿元当时用来参与800个创新企业或新产品投资，当时台湾马上就更有活力，现在经济甚至财政也会更好。所以2016年若要增加政府支出，请勿发消费券，而是参与新产业投资。
由此看来，2016年全球经济虽然不好，只要政府改变过去错误的方向，引导人民努力发展知识型产业和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在地经济产业，经济就可活络起来，人民的信心和希望就可回升。台湾经济在山穷水尽之际，峰回路转，就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