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不敢相信中國器官移植產業鍊已國有化，仍認為「什麼年代怎麼可能？」「國家那麼多人都沒有人揭露？」事實是，多起醫療內部人員的舉報，最終都被噤聲、抹除甚至「被自殺」。

最常見的情況是，當地下器官買賣集團被破獲時，官方會針對涉嫌人員進行逮捕，但醫師本身的處分通常極為輕微，甚至未受到任何追責。

更敏感的情況是，若涉及「活摘器官」的消息曝光，中共的中宣部便會迅速下令新聞封鎖，杜絕輿論發酵。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也是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泌尿部主任醫師黃士維表示，他也觀察到，儘管偶爾會有媒體或知情人士揭露醫療機構涉入活摘器官事件，但至今沒見到有相關醫師遭到真正處分或法律追究。

乞丐到流浪漢，都是器官移植的目標

舉一個具體的案例，可以更直觀理解背後亂象。這起事件涉及廣州軍區醫院與武漢同濟醫院的醫師，根據中國南方知名媒體《南方窗》報導，一名乞丐被殺害，隨後其器官被非法摘取，移植至病患體內。

據報導，這起案件的主謀是一名犯罪分子，他與武漢同濟醫院的醫師合作，將被害人當作器官來源。儘管醫師方面聲稱，他們誤以為受害者是在接受死刑執行後的「合法器官來源」，更令人震驚的是，事件曝光後，相關醫師並未受到實質性的懲處。

從這個案例，可以進一步推論出令人不寒而慄的現象：對某些醫師而言，已非個案，而是「常態」。摘取死囚器官的手術地點，不見得是在正式的手術房或刑場，甚至可能在救護車上、旅館房間，甚至民宅中祕密進行。一個人在非正式環境中被殺害、立即取器官移植，對這些醫療人員而言，已不再是驚訝或道德上的禁忌，而可能是一種習以為常的工作流程。

「以為是例行任務」：醫界麻木的活摘日常

另一個同樣駭人聽聞的案例，來自中國知名財經媒體《財經雜誌》的一篇調查報導。報導揭露，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的肝移植科副主任張峻風與兩位同院醫師，涉嫌聯手謀殺一名貴州的流浪漢，獲取其器官進行移植。

據報導，這名流浪漢被帶至醫院進行抽血與器官配對檢測，之後便被帶離醫院，遭醫師殺害。屍體最終被丟棄於一座水庫中，直到有漁民發現時，才揭發這起驚人的事件。法醫鑑定後確認，死者的多個重要器官已被摘除。

此事件曝光後，社會大眾普遍認為中共政府將會嚴查此案，並對涉事醫師做出懲處。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報導該事件的《財經雜誌》被勒令停刊整頓三個月，所有內地媒體也被禁止報導此事。涉案醫師未受到任何法律處分，整起事件迅速被壓下。醫師的說法也是，他們以為他是死刑犯。

這樣的處理方式，傳遞出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在中國，「活摘器官」的行為並不會帶來法律上的後果。而涉案醫師之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過去就常這樣操作」，他們誤以為這次也是「例行任務」。

表示這些醫師已對殺人取器官的行為麻木，甚至視之為日常的一部分。當「活摘」不再是道德或法律上的紅線，而是一種習慣性的程序，不得不質疑，這個系統究竟已經腐敗到什麼程度。

截至今日，中國活摘器官的爭議不僅未見減少，反而越演越烈。最近的一個案例，再次引發外界對中國器官移植體系的關注——這是來自四川內江的一位實習醫生羅帥宇的遭遇。

揭密者羅帥宇「被墜樓」，國營器官黑幕遭封鎖

羅帥宇年僅28歲，從小把救世醫師當志願，遠從四川到廣東就學，曾在中南大學第二醫院的移植科部門實習，原定今年畢業，卻在實習期間，意外發現院內涉嫌進行非法的活摘人體器官行為，並於去年5月畢業前一個月離奇死亡。

羅帥宇被發現墜樓身亡後，外界普遍懷疑這並非單純自殺，而是一起遭「被自殺」的事件。事後，羅帥宇的父母在他的個人電腦中，發現大量相關證據，他長期記錄醫院涉及活摘並販賣器官的詳細資料。

但令人遺憾，他的舉報最終沒有促成任何人員被調查或處分，主管與醫師至今仍安然無事。

對象包括該醫院的院長、科主任、離職科主任以及創傷科的醫師。知名Youtuber郝毅博在頻道，播放他被院方要求尋找兒童「供體」的錄音檔，這些人長期與院外勢力勾結，將部分被「安排車禍」或「捏造受傷原因」的受害者送進醫院，再由內部團隊祕密進行器官摘取。

錄音檔令人毛骨悚然，更稱：「你剛好也要入這個科，然後你們這個標本其實不是一下子收集完的，估計會延長很長一段時間。所以說你順便熟悉一下獲取，怎麼獲取，器官獲取，需要查詢哪些東西」

羅父透露，因為兒子拒絕尋找12名兒童供體，「把他調到急診室。他一直沒做，他的成績單有兩項未通過的。出事前一天又逼他去，他急了翻臉了，要舉報他們。第二天就出事了。」

販賣器官，龐大而無法監督的黑色產業鏈

這起事件再次印證，中共當局對揭露真相的打壓，仍舊毫不留情。從死刑犯到良心犯、從法輪功學員到其他宗教與少數族裔團體，長年來，無數個體被指控成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這種行為不再僅限於政治犯或邊緣群體，連失蹤兒童也成為家長擔憂的對象——因為在中國，只要小孩一旦失蹤，越來越多家庭第一時間擔憂，不是被拐賣，而是被活摘器官。

這樣的恐懼，並非無的放矢。正如紀錄片《國有器官》（State Organs）所揭示的，中共從最早針對死刑犯，再到宗教信仰者與無辜平民的「國營」活摘系統，已發展成一條龐大而無法監督的黑色產業鏈。

至今，中共仍持續封鎖相關訊息，不允許國內媒體報導、不允許國際機構調查，讓中國器官移植的真相，仍籠罩在極深的黑幕之中。

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來臨，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22日起，舉辦四場「最新稅務法令更新暨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變動與注意事項」研討會，分享掌握最新稅務實務發展及申報重點，降低申報錯誤風險。

新發布解釋函令：上市(櫃)投控公司稅務認定更新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公司稅務依規服務執業會計師葉柏良表示，上市(櫃)投控公司，應依該函令說明判斷是否屬以有價證券買賣為業，將影響其應稅與免稅所得之計算。也提醒上市(櫃)投控公司，特別注意交易標的與所得來源的歸屬分類，避免因分類錯誤造成稅務爭議。

逾期納稅情節輕微適用盈虧互抵的限制

財政部發布函釋放寬依所得稅法第39條盈虧互抵的限制，放寬原「如期申報」之條件，即當企業若逾期納稅在三日內補繳稅款，得視為情節輕微，仍符合「如期申報」條件而適用盈虧互抵。惟企業若逾期納稅並超過三日，即使已如期提交營所稅申報書，仍不符合「如期申報」要件，將不得適用盈虧互抵。提醒企業務必在期限內完成納稅，避免喪失以往年度虧損扣除的權利。

法令修正 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扣繳規定、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與產業創新條例

葉柏良分享，本年度也有多項法令修正，包括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之期限，由原規定自稅款繳納日起5年調整為10年；所得稅法增列扣繳事項的適用主體、修正扣繳義務人範圍、扣繳申報繳納期限與相關罰則；以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提高增僱員工及員工加薪之薪資費用加成扣抵比率，有利企業靈活運用資源。此外，立法院於4月18日三讀通過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從「AI及節能減碳納入投資抵減」、「增加新創募資機會」及「避免關鍵技術外流」三大面向修正，共增修9條條文，以延長適用期限並擴大適用範圍。

另外目前預告修正草案中，包括因應全球最低稅負制，將調高部分跨國企業的營利事業所得基本稅額徵收率至15%。

國稅局查核重點及申報書修改項目提醒

安永也提醒近期國稅局針對受控外國企業(CFC)查核重點，以及營所稅常見申報錯誤類型的分享，幫助企業自我檢視，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公司稅務依規服務執業會計師蔡雅萍亦說明企業應留意113年度國稅局公告適用之申報書修改項目與相關填報注意事項。在法令變動頻繁之際，企業務必關注最新公告，善用專業資源進行稅務規劃，以穩健因應報稅季節。

台灣歌手Tank前往中國浙江大學附設第二醫院，接受心肝聯合移植手術，並且表示手術非常成功，這是一場生命的重生，對中國醫療團隊表達深深的感謝。

Tank的發言，被國台辦大加宣揚。短時間內，Tank成為中國媒體操作的樣板案例，如此「邀名人、推成就、強化敘事」的作法，看出中國政府的背後目的，其實是針對台灣群眾！

高調操作名人！器官移植的「特權通道」

在台灣，所有器官移植個案依法須透過「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TORSC）」進行登記、媒合與分配，依照病情急迫程度與排隊順序進行配對。然而，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不同，不僅是服務有錢人、官員或具有權勢的人，來自世界各地的富裕人士、政府高層甚至名人，也紛紛前往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手術。

此番言論所指涉的，不僅是對制度公平的質疑，更間接呼應了實際操作模式：只要具備足夠的經濟資源與社會地位，病患便可繞過等待名單，快速獲得器官，甚至安排極為罕見的心肝聯合移植手術。這樣的制度背後，難道不是權力與財富所形塑的階級醫療？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也是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泌尿部主任醫師黃士維表示，根據多年觀察與報導顯示，中國器官來源與分配皆由醫院「自查、自管、自報」，政府僅做形式上的制度設計，缺乏實質監督。一旦醫院內部出現問題並被外界揭露，政府只會進行「表面上」的處理。

最常見的情況是，當地下器官買賣集團被破獲，官方會針對涉嫌人員過場式審問，但醫師本身的處分通常極為輕微，甚至未受到任何追責。

亞洲第一例？並非！器官移植成統戰劇本

一般來說，名人進行器官移植，大多低調進行，此番高調操作，顯然是計劃後的操作。

從Tank的案例，中國媒體與官方也積極宣傳，強調這是「亞洲第一例成功的心肝聯合移植手術」，然而事實上，這並非中國首次進行心肝移植。

中國對多器官聯合移植，懷有高度熱情。早在2011年，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就已經發表其首例心肝聯合移植手術的成果報告，2008年西京醫院執行首例心肝腎同時移植手術。之後，中國其他醫療機構也陸續發表相關手術案例，積極投入此一高風險、高技術門檻的醫療行為，背後的目的難道僅是醫療需求？

況且這並非亞洲第一例，「新加坡也換過，韓國也有案例啊，中國很多醫院都換過。」黃士維指出，何以此次手術，會被特別標榜為「亞洲第一例」？

掛上亞洲第一例，一方面大力宣傳中國器官移植技術的進步，吸引有需求且正在觀望的人士注意，一方面也是趁此「高調化」，搭上名人效應，讓Tank順利成章成為活招牌，塑造一種「連名人都信任」的效應，為惡名昭彰的移植體系洗白。

紀錄片《國有器官》2024年10月在台上映後，掀起大規模輿論話題，台灣與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再度升高。此番藉名人作為宣傳機器，洗白網路輿論，企圖帶出風向，達到轉移不透明移植資訊的目的。

這也呼應了台灣一位政府高層曾說過的一句話：「你既然要到中國做移植，那你就要相信『他』。」黃士維指出，對中國政府不信任的人，如果因為器官移植，選擇去中國動手術，自然也必須說服自己信任這場手術、這個政權。

也因此，這些人在中國接受移植後，往往也成為該體系主動的「宣傳對象」——一方面透過親身經驗，替中國的器官移植背書，另一方面也因為對中國醫療體系的感謝，改變對中共其他政策的觀點與立場。

只要登錄系統，可以在台灣領抗排斥藥

然而利用名人為體制背書的策略，雖成功引起社會關注，卻掩蓋不了捐贈制度的重重黑幕，包括器官來源交代不清，器捐數量與自願者數量完全對不上的事實。

此外，黃士維進一步表示：「只要病患在台灣境外器官移植通報系統進行登錄，即使在中國進行器官移植，回台後仍可繼續領抗排斥藥。」

台灣健全的健保制度，卻也突顯出與不透明的中國醫療體系間的一種「灰色接縫」：病患雖在中國接受手術，器官來源不明，但因其資料仍掛號在台灣醫療體系之中，便能持續領取由健保給付的抗排斥藥物，與相關後續照護。

這不僅牽涉到醫療資源的分配正當性，也讓台灣在不自覺中，卻被迫成為非倫理器官來源的「後端支援者」。台灣人民必須對赴中國進行器官移植更有自覺，避免陷入名人背書的統戰體系運作之中。

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與多數國家截然不同。其他國家強調「公益、倫理、透明」的原則，中國的器官移植，卻帶有強烈的商業性質，更像是醫院與病患之間的市場行為。

無人監督！醫院自找器官、事後通報

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可以從其官方發布的《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報告》中看出一些關鍵資訊。

不論是2018年或2023年版本，報告中都特別指出，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與西方國家如美國的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或西班牙的ONT（Organización Nacionalde Trasplantes）存在顯著差異。

具體來說，西方國家的OPO或ONT是獨立運作的法人機構，具備一定的透明度與監督機制；而中國的系統則完全不同。中國的器官獲取與分配單位，是以醫療機構為單位所設立的「器官捐贈與獲取專業團隊」，並非一個與醫院分離的第三方組織。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也是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泌尿部主任醫師黃士維指出，中國的器官分配機制是「以資訊化為手段，政府主導、行業自治、醫院自查」的監管模式。簡單來說，這套制度實質上是讓醫院「自己找器官、自己執行移植手術、自己回報系統」，政府並未實質負責全面監督。

也就是說，所謂的「器官分配系統」，其實更像是一套事後「通報」用的資料上傳平台，而非一套真正負責分配與審核器官來源的監管系統。

在這種「行業自治」的運作邏輯下，每家醫院可以自行尋找器官來源，自行判斷何時進行手術，再將手術資訊通報上系統。至於器官是怎麼來的、是否符合倫理規範，資料內容是否真實——都未有外部機構監督或強制審查。

換言之，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並非透明且公平的器官「分配」機制，而是一種「計劃通報制」，核心仍是計劃經濟式的行政管理。醫院如何報、怎麼報、報多少，往往依照內部默契進行操作。「你懂的」，也成了這種系統在運作上的潛規則。

數量、來源、流程皆遭疑「黑箱」作業

世界衛生組織（WHO）明確指出，器官捐贈與分配系統，應具備透明性與可溯源性，且資料應公開供社會監督。然而，中國目前的器官移植系統，並未向公眾開放查詢，相關數據只有特定的醫療單位與內部管理人員才可存取。

此外，中國也未公開說明，每月進行多少器官移植手術、各家醫院的手術數量與來源，僅提供一個籠統的統計數字（figure），外界無法真正了解器官的來源，和分配流程。

然而，一方面缺乏對外資訊的透明化，另一方面卻積極尋求國際名人或專家，為其器官移植體系進行宣傳與背書。這樣的雙重操作策略，使得中國器官移植制度的可信度與道德正當性，持續受到外界質疑。

心死到腦死：話術演變，器官到底從哪來？

至於器官從何來？中共政府的敘事策略不斷改變。

在早期，由於中國法令尚未正式承認「腦死」的概念，器官來源皆聲稱來自「心死公民捐獻」。然而，外界普遍質疑，這些器官實際上多數來自死刑犯和良心犯，而是所謂「活摘」——摘取器官事實上就是執行死刑的過程。

儘管外界長期懷疑，中國官方最初仍統一口徑，堅稱所有器官均為「心死捐贈」。直到2006年，中國政府才首度公開承認，高達95%的器官來自死刑犯。即便如此，官方敘述依然包裝為「死刑犯因嚴重創傷導致心臟停止，進而捐贈器官」，試圖在語言上保留其合法性與倫理性。

隨著時間推移，中國逐步引進「腦死」的醫學概念與判定標準。「從此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官方或醫院在說明器官來源時，話術也隨之改變，常用的說法變成『嚴重創傷後的腦死捐贈』。」黃士維指出。然而，器官的實際來源仍由醫院自行通報、撰寫與定義，醫療機構對如何填報資料、如何描述死亡方式，顯然都有一套心照不宣的內部流程與默契。

因此，中國器官來源，歷經「心死公民捐贈」到「死刑犯心死捐贈」，再到今日「腦死創傷捐贈」的轉變，核心問題始終未變：缺乏外部監督、資料不透明，以及對死者身分與死亡過程的刻意模糊。

國際期刊質疑563器官來源？「不知情就投稿」

從一個具體案例中，便能清楚理解實際運作存在哪些問題。

2014年，浙江大學附屬醫院肝移植醫師鄭樹森在國際期刊《肝臟國際》（Liver international）發表一篇關於器官移植的論文，因學術爭議最終遭到撤稿。

本身亦是學者的期刊總編輯馬里奧（Mario Mondelli）同時指出，鄭樹森將終身被禁止向期刊提交研究論文。

這篇論文聲稱，該院自2010年至2014年10月期間，共進行了563例肝臟移植手術，且所有器官均來自「合乎倫理的心死捐贈者」。國際學界對此迅速提出質疑，認為期刊不宜刊登有關論文。

根據中國當時公開資料，整個國家的心死捐贈者總數僅為2,160位。依照一般情況，心死捐贈者中，約僅有30%的肝臟可成功移植使用。換句話說，即使全中國的器官分配全部集中於浙大醫院，也不可能在該段時間內取得563個合乎倫理的肝臟。

在遭到國際批評後，鄭樹森仍在回應中堅稱，這563例肝臟來源皆為心死捐贈，沒有使用死囚器官，甚至宣稱中國的「肝臟可用率」可達90%。這一數據明顯違反國際醫學常識。但期刊要求提出器官來源證明，卻沒有得到回覆，於是決定撤回有關論文。

事件持續延燒，時任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甚至公開指出，根據官方資料，浙大附屬醫院在該段期間，實際通報系統的心死捐贈僅有166例，文章是造假的。這代表論文所提的563例肝臟來源中，至少有超過400例未經通報。

對此，鄭樹森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的回應更加荒謬。他表示，這篇論文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投稿的」，雖然他是通訊作者，卻聲稱自己並不知道文章內容與發表情形。

一器一價！當器官有標價，生命是否也有價格

醫院可能實際進行超過500例移植，但只向官方系統通報166例，已被中國政府親口證明。但是如何通報、通報多少，卻全看當時的「政策口徑」與官方指示，這種「按需通報」的機制，掩蓋了大量未被記錄、來源不明的器官使用情況。

不僅流程、來源令人懷疑黑箱作業，器官甚至有標價。「一器一價」甚至衍伸出「組合套餐」式的建議——肝腎聯合、肝胰聯合、心肝聯合……醫師不再是基於醫療必要提出建議，而是依據你「還能多付多少錢」為你「設計療程」。

台灣人在中國進行一次心臟或肝臟移植，所需支出動輒新台幣600萬至1,000萬元。中國的器官是「一器一價」，若要同時進行心肝聯合移植，費用可能飆升至1,500萬甚至2,000萬台幣以上。

器官成了醫療產業鏈中的「商品」，醫院與病患成了交易雙方，而倫理審查只是紙面程序。況且既是商品，就必須在市場上有供有需，不得不再次面對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的器官來源極為充足，這一現象在全球器官供需失衡的背景下，顯得格外異常。

在這樣的體系下，醫療機構——無論是醫生或醫院——往往能從中獲取可觀的利益。因此，器官移植在中國，不只是醫療行為，更多時候是財富與名聲的象徵。同樣可想而知，病患的醫療需求與手術必要性，反而未必是最優先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