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停擺的深層危機
根據美國預算程序,美國聯邦政府財政年度在10月1日正式開始,聯邦政府在此之前需通過撥款法案或延續決議(Continuing Resolution,簡稱CR),以確保政府各部門順利運作。但今年,由於美國國會未能通過2026財年的撥款法案,導致資金在2025年9月30日午夜到期,政府於10月1日凌晨正式關門。至11月4日,美國政府停擺邁入第36天,打破川普首任期間創下的35天(2018年12月22日至2019年1月25日)關門紀錄,成為美國史上政府關門時間長度之最,大約有90萬聯邦員工將被臨時停職,另有數百萬人在關門下仍需上班但未獲薪資。
當政府停擺成為選舉策略
每逢美國政府停擺,全球媒體都以「民主癱瘓」形容之。然而,這場重複上演的政治劇碼,其實是華府治理文化的真實縮影。停擺已不再是偶發事件,而是兩黨政治菁英早已學會以「危機」作為選舉的燃料。
《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指出,參院兩黨領袖「反覆使用臨時預算協議,卻從未真正面對赤字現實」,批評這已演變為「政治常態而非例外」的危機操作。《政客》(Politico)則直言:「國會的恥辱不在於分歧,而在於雙方都將危機當作舞台。每一場預算僵局都成為媒體直播的表演,而非治理的辯論。」
當人民被恐懼敘事動員,政治家就能在混亂中得分。華府早已不再討論如何開源節流,而是競相爭奪「誰能在危機中掌聲更響」。
當預算政治取代財政責任
當華府的政黨角力進入「常態化停擺」時,真正失控的不是政府,而是財政理性本身。表面上,兩黨都在為「削減開支」或「保障公共服務」辯論;實際上,雙方早已默許將「無限制舉債」作為維持權力最簡單的方式之一。
《華盛頓時報》指出,參院兩黨領袖正尋求「權宜解法」,再次動用臨時預算法案,以拖延赤字討論。同樣地,《極限新聞》(Newsmax)批評政府「把危機當作政治工具,把預算當作宣傳劇本」,強調:「沒有哪個政黨真心想削減開支,因為債務能養活他們的權力基礎。」
這種「以債養政」的思維,早在《蠶食美國》中被點破:「當政府用印鈔掩飾赤字,它實際上是向全體人民課稅。」續篇《蠶食美國2》則更進一步揭示:「當政客把赤字當成常態,民主就會變成一場由選票驅動的通膨競賽。」
過去多年來,華府的危機政治,本質上就是一場財政權力的再分配。政客以「預算正義」、「公共投資」的語言合理化舉債,卻讓通膨成為隱形稅,使中產階級在不知不覺中為政治遊戲買單。這正是制度性債務陷阱的可怕之處——它不是一次錯誤的決策,而是一整套結構的麻痺。
《蠶食美國》警告:「當國家學會以債務維持穩定,它已經失去了再生的能力。」如今的美國政府關門,不再只是政治風險,而是文明病的徵兆:一個不再能節制開支的國家,也就無法再節制權力。

▲當美國長久以來以印鈔與舉債維持政治穩定,美元體系的外溢效應便以「通膨輸出」的形式蔓延至全世界。Adobe Stock
全球通膨鏈的擴散:當華府咳嗽,全世界發燒
美國政府的「危機政治」不僅讓美國內部陷入赤字與信任崩塌,更對全球經濟造成長遠的震盪。當美國長久以來以印鈔與舉債維持政治穩定,美元體系的外溢效應便以「通膨輸出」的形式蔓延至全世界。對亞洲而言,這種金融震波早已不陌生:美國只要打噴嚏,亞洲貨幣與供應鏈就會發燒。
例如台灣媒體在報導〈危險!美國政府停擺恐關閉領空 台灣4大產業剉咧等〉時指出,美國政府停擺若持續超過三週,恐影響航空航權與運輸時程,導致「晶片、電子、航太與生技供應鏈延滯」,尤其台灣與韓國在出口上「高度依賴美方空運與通關系統」。
長久以來,美國不僅是全球最大債務國,也是世界的「貨幣監管者」。當它選擇用債務延命時,全球便被迫以通膨承擔代價。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美國每一次的預算危機,都可能化為新一輪物價壓力與出口風險。
今日的美元,就像一顆被政治化的核彈。當它被用來穩定內部權力時,外部世界都在承受爆炸的震波。「華府通膨戰」無需炮火,卻足以讓亞太各國的中產階級為美國的政治失序買單。
台灣民眾也在這條鏈上感受到壓力:匯率波動、進口原物料上漲、物價持續飆升等,可能也源自於華府的財政失控。當美國以「政治穩定」為名繼續印鈔,全世界都在為它的危機埋單。
美國黨派之間因意識形態不同,製造財政失控恐懼的同時,也在輸出通膨;政治危機的真正代價,從不只由美國承擔。
媒體恐懼敘事的複製:從華府到台北的認知戰
美國的危機政治,若僅止於美國國內,或許只是制度自我消耗;但更深遠的影響,是這種「恐懼敘事」正在透過媒體的全球網路,輸出成一場「認知戰」。當新聞不再追求事實,而是選擇立場,民主世界的資訊生態便開始自我腐蝕。
台灣媒體長期以來,已經漸漸成為美國媒體敘事現象的縮影。台灣電視節目在報導〈美國政府停擺已34日 創史上第二長紀錄〉中,以「弱勢家庭與食物券中斷」為焦點,雖然深具同情,但卻忽略美國政府長期債務的結構性問題。其他台灣平面媒體在報導「川普恐再破政府最長關門紀錄」時,注重的多半也是「影響320萬旅以及4200萬低收入戶」。這種單邊的敘事,反映出台灣主流媒體對自由派觀點的同化。
台灣媒體之所以複製美國的自由派論述,並非刻意,而是出於文化依附:華府的新聞框架被視為「正確模板」,《紐約時報》與《CNN》的敘事方向,也成了台灣媒體的默認參考。
而當媒體學會「用恐懼講故事」,真相就不再是公共財,而成了政治籌碼。在這場跨國的認知戰中,新聞不是啟蒙,而是引導民眾情緒的技術。
台灣的啟示:別讓預算政治成為信任危機
華府的「危機政治」讓世界看見了民主制度的一面鏡子,如果政府習慣用恐懼治理,民主便會被權力習慣取代。對台灣而言,這場美式悲劇並非遙遠的警鐘,而是現實的鏡射。
台灣的媒體與輿論對美國政府停擺多採「觀察與警示」立場,但其中潛藏的結構問題卻與美國驚人相似。過去十年,台灣的中央總預算也日益「政治化」,年度預算成為政黨攻防的象徵,公共支出被包裝成施政表演,而財政紀律卻被視為次要問題。這與華府「短視式預算」如出一轍。
在台灣,若預算審查淪為黨派算計,而非長遠規劃,那麼「財政信任」將是第一個崩壞的支柱。民主制度的穩定,取決於人民是否願意接受不受歡迎的真相——我們不能永遠用舉債換安穩。
美國政府的停擺不是意外,而是制度疲勞的結果。若台灣不警醒,未來也可能走向「以危機為治」的死胡同。這場來自美國的教訓提醒我們:自由社會若不重建信仰與紀律,最終將被自己製造的恐懼所吞噬。
當政府習慣用恐懼治理、當媒體習慣用情緒引導、當人民習慣用補貼取代責任——我們還能確定,這仍是自由社會嗎?真正的自由,不在於政府能否多給予,而在於人民能否約束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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