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美國的律師人數是日本的20倍；美國的心理醫師人數是日本的50倍。但美國犯罪率是日本的200倍！日本治安被譽為全球之最，而美國治安每況愈下。為什麼美、日這麼明顯不同？這涉及到法律、執法、文化、教育、傳統等等方面。這裡僅簡單比較幾點：

一、日本從幼兒就開始文明禮儀教育

我在之前的〈日本孩子贏在起跑線上〉專文詳述過，日本人的文明禮貌是從小養成的，甚至很多日本孕婦辭職，全職在家養育孩子最初的三年，認為這個時期非常重要。而在美國，罕見孕婦為養育孩子而辭職。美國很多重大犯罪者都因童年、少年時代受過創傷或壞的影響，心靈損害跟隨一生。同理，日本從幼兒就開始行為規範的教育，則是受益終生。

除了家教，日本的幼兒園和小學也非常重視德育，教孩子懂得禮貌、教養、規矩和文明。日本的教師是輪換制，不斷換到其他地區或鄉村，既增加教師的責任感、敬業心和競爭精神，也讓日本全國各地的兒童得到的教育沒有大的差別。而美國的老師則待在一個地方「旱澇保收」，不僅缺乏競爭，而且全美教師工會是美國最左的團體，用左傾意識形態毒化孩子。日本的學校在培養孩子的優良品德，美國不少地方卻從幼兒園開始就讓孩童了解性交、同性戀，甚至讓孩子有變性自由（不許家長干預）。佛州州長簽署法案對其禁止，卻遭全美左派攻擊。

美國的大學就更左傾了。據統計，80%以上的大學教授是左派民主黨人（按選舉註冊）。上大學的過程，等於是被左派教授毒化的過程：力推左傾意識形態，而不是遵從常識、常理。例如現在美國很多學校在推行「批判種族理論」，強調美國歷史是白人欺壓黑人的歷史，以此煽動黑白對立，族群撕裂。美國歷史的重要里程碑是1620年「五月花號」抵達美洲大陸，來自英國的清教徒在船上簽訂公約，要把美國建成「神的國度」，標誌美國從一開始就強調信仰和道德。但現在美國左派尤其很多政客和知識分子，要把「標誌年」改成黑奴被販賣到美國的1619年，把歷史改為「黑奴立國」，直接顛覆美國歷史和傳統。孩子接受哪種歷史、哪種教育、哪種傳統，等於塑造不同的未來。在日本，當然沒有顛覆日本歷史的教育，也不推銷各種形形色色的左傾意識形態。日本從孩子入手，把住了最重要的第一關，才有了今天這種遠超美國的文明禮貌的日本。

二、制定《少年法》保護和教育孩子

日本和美國的另一個不同是，日本有《少年法》（美國沒有）。該法早在1922年就制定，1948年修改，主要針對12歲到20歲的人。對身體的最好保健是「預防」疾病，精神健康同樣。日本的《少年法》就意在從少年時代就防範可能的犯罪和不法。它不是由警察局負責，而是設立專門的「家庭裁判所」，由裁判官和職業調查官組成，對可能不良少年調查處理，重點是保護孩子健康成長。「家庭裁判所」的設立觀念是「國親思想」，即如果雙親不能給孩子提供應有的教育，那就由國家出面來代替家長行使教育的職責。家庭裁判所在孩子出現如下這些情況時都可出面：不服從父母的正當監護；無正當理由不回家；跟有犯罪習性的人交往；經常出入猥褻場所；有傷害自己或他人的傾向等。「家庭裁判所」所關注和管理的，不僅是少年的犯罪行為，也包括可能的觸法和品行不端，用事先防範來保障身心健康。

「家庭裁判所」做出裁決後，被懲處的少年被送到「少年院」教育、矯正。嚴重犯罪的才交由檢察機關審理和判刑。據日本政府的統計數據，2010年有14.5萬少年被「家庭裁判所」處理，占日本1.2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多一點。桐蔭橫濱大學法學教授河合幹雄撰文說，當今日本的犯罪率非常低，監獄收容的在押人員僅為數萬人，在總人口中的占比極低。

美國不僅沒有日本這種《少年法》，而且對青少年犯罪，幾乎等於聽之任之。像最近幾個月美國發生的惡性槍殺案都是青年所為：在芝加哥的美國獨立日遊行時，22歲凶犯隨意開槍致6死31傷，他早就有威脅同學、暴力傾向等歷史。全球媒體報導的德州校園槍殺案（21死，其中19名學生）凶手18歲，之前也是前科累累。不久前田納西州孟菲斯市19歲青年駕車隨意開槍殺人。今年6月，7名黑人男女少年在費城街頭把73歲老人無緣無故活活打死！這類殘暴在全世界都極為罕見。如果美國像日本那樣有《少年法》，那這類「問題青年」早就會被「家庭裁判所」調查處理，不會容忍他們走到極端惡性的殺人地步。

美國的青少年犯罪問題原因很多，除了嚴重缺乏家庭和學校的德育教育之外，左派亂撒錢的高福利社會主義政策也是最直接原因之一。高福利不僅養懶漢，還滋養罪犯。美國的單親媽媽太多，比如在首都華盛頓，每四個黑人母親，三個是單親；她們養一堆孩子，因為如果有三個孩子，得到的政府福利金就相當電腦公司的中等職員收入。生孩子等於生錢。沒爹的孩子不能獲得完整的家教，只想多生孩子拿福利的單親母親本人又能給孩子什麼好的教育？左派熱衷的福利制度就是在製造「潛在罪犯」。例如芝加哥是槍殺大本營，每週都發生凶案，該市自1927年至今95年都是左派民主黨執政。精神不健康的變態者殺人，左派縱容不勞而獲的福利制度和高舉自由牌坊的放縱主義教育是元凶！

三、日本有嚴格法律並認真執法

美國不是條文法，是案例法。案例各有不同，缺乏明確性。日本是條文法系，而且非常詳細。不僅重大犯罪，即使小事，也明文規定。僅舉幾例：在公共場合吐痰罰款1千到1萬日元，並作為犯罪前科記錄在案；喝多了在計程車裡嘔吐會被罰款並要賠償清掃費。打架鬥毆判6個月至2年以下徒刑（在日本根本看不到像美國公共場合扭打成一團的現象）。在日本連強行勸酒都會被罰款，有《防止醉酒擾亂治安法》。亂扔垃圾更被重罰，處以5年以下監禁和最高1,000萬日元罰款。

而在美國的舊金山、西雅圖、費城、芝加哥等左派掌權的城市，滿街垃圾之地比比皆是，流浪漢甚至在街頭搭帳篷居住，用毒品之後的各種毒垃圾隨便扔。加州甚至有被嘲諷為「零元購」的法律，偷盜搶劫商品950美元以下屬輕罪不被起訴，更不要說還有「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運動那種打砸搶燒。這些在日本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其實不僅日本，在其他東方國家都完全不可能發生，警察一定第一時間干預、制止、制裁。只有在美國，犯罪率一路竄升，左派卻要反警察，削減警方經費，動輒起訴執法的警察，導致警察不敢嚴格執法，等於縱容犯罪，尤其縱容「命貴們」，簡直是要把美國變成無法居住之地的節奏。

四、被判刑者要認罪懺悔

美國強調個人權利沒錯，但現在越來越走極端，最後變成極端個人主義，在司法上變成有利罪犯。司法審理時，律師往往用「合理的懷疑」（Reasonable Doubt）這條，使罪犯逃脫制裁。而在日本，99%的凶犯最後都認罪，表達懺悔之意。在日本監獄，實行教育為主，而不是懲罰。所以日本重新犯罪的比例比較低，而美國相當高。美國監獄幾乎沒有教育，只有「蹲監」；還給犯人提供各種好處，好吃好喝，甚至個人電視、健身設備等，還不用幹任何活，養得一身肥膘。

罪犯在日本刑滿釋放後，交給社區管理，但會保密，保護其個人隱私，促使當事人悔改，而不是破罐子破摔。那些志願幫助釋放犯的日本團體，受到天皇接見褒獎。而美國很多罪犯輕易就被保釋或提前釋放，近年的惡性犯罪，幾乎全都是前科累累的慣犯。被法官釋放出來，美國政府不管了，社會和社區也不管了，等於把可能的毒蛇放回人間，當然會再咬人。近年美國發生的惡性犯罪，如在紐約把華人活活踢死，把亞裔無緣無故推下地鐵致死，開卡車衝進聖誕遊行造成40多人死傷，在田納西州孟菲斯綁架白人晨跑者並殺害，都是前科累累的慣犯。美國的縱容罪犯制度和日本完全不同，結果也是天壤之別！

五、「恥感文化」的制約

除了法律和警察執法等方面的「硬件」，日本更在教育（前面已簡述）和保持文化傳統方面領先於美國。二戰剛結束時美國學者寫的那本名著《菊與刀》，強調美國是「罪感文化」，日本是「恥感文化」。所謂罪感，即從基督教的原罪說衍生而來：人一生下來就有罪。但隨著基督教在美國的衰落趨勢，再加上真正有多少人會自我閉門深省原罪，也是未知數。所以美國人的罪感越來越弱，如果還有的話。而日本人的「羞恥感文化」卻沒有減弱，因它不是閉門自省，而是在別人眼光評判下的感覺，所以只要有人群，只要在意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象，這種羞恥感的文化就會一直延續，滋養禮儀和文明，體現「和為貴」的底蘊，所以日本學者稱譽「羞恥感」是一種「和平文化」。

左派主導下的美國，是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幌子下，推行我行我素、不管他人利益和感受的放縱文化，是「不要臉面」的文化。不分場合的胡亂穿戴，炫耀肥胖，裸露，甚至在地鐵上性交，以自己是所謂「心理女性」的大男人參加女子比賽（公開作弊），甚至宣揚孩子階段就「變性」等等。左派國會議長裴洛西就公開歌頌脫衣舞場所是「美國的美麗」，拜登則推崇孩子變性是自由選擇。美國和日本在德育觀念和教育上已經成了兩個世界；日本是人的世界，美國則越來越滑向群魔亂舞。

一個法治的國家，既要有明確的法律條文的硬件，警察要敢於執法，認真執法；同時更需要文明教育的軟件。當美國這兩個方面都輸給了日本，美國的法治和安全江河日下就是必然的了。而且只要是左派民主黨執政，美國和日本之間的這種法治（治安）差別，就會越來越大。這是美國人的悲哀（自危），也是日本人的幸運。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9月8日以96歲高壽辭世，香港與北京時間是9月9日，與毛澤東翹辮子是同一天，冥冥之中就隱藏了一個中、英不可分割的關係。香港著名藝人羅家英（他也是著名藝人汪明荃的老公）在社交媒體貼出自己在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外的照片，並寫上：「她登基，我七歲，這七十年來，英女皇是我的長輩，看著我成長到老矣。香港在她的庇蔭下，人間福地，還有幾多個長輩呢？鮮花一束，謹致敬意，萬世流芳，大象無形。」

我相信這是他的真實感情，也是幾乎所有香港人的感情。這種親英，在九七前不一定代表反中，因為大多數香港人並不反對中國收回香港；只是九七之後，尤其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倒行逆施，才使親英與反中連接起來。然而對羅家英這類藝人來說，親英與反中還是兩碼事。然而在中共眼裡，要「洗刷百年國恥」，當然不容許任何親英與親外言行，因為被下定義就是反中，羅家英被中國網民出征也在所難免，就像小粉紅出征「台獨」藝人那樣。

香港曾是人間福地

羅家英說香港是人間福地，一點不假，而且更是中國人的福地。伊莉莎白二世1952年繼位，正是1949年中共建國不久，大批中國難民與國民黨殘兵敗將逃來香港，港英都給予收容，最重要是收容一批江浙來的中國企業家，成為後來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1949年，香港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都遠不如上海，但是不久就趕上來了。1955年我從印尼回中國時，全中國只有兩座高樓有電梯，一個是廣州的愛群大廈有13層樓的電梯，一個是上海28層樓的國際大廈。至於扶手電梯，只有上海南京東路的第一百貨公司（「解放」前的大新公司）有，記得文革期間全國大鬧無政府主義，許多人找各種理由到上海就是來見識扶手電梯，以搭扶手電梯來開洋葷（國際大廈則是閒人免進）。1976年我離開上海市仍然如此，但是香港已經是翻天覆地的變化，遍地大樓，每座大樓都有電梯（沒有電梯的舊樓叫做「唐樓」，最高大致5層，實在是對「唐」的羞辱）。

1960年大饑荒，又有一大批中國人衝過國境線逃到香港；香港人也寄糧食、副食品、藥品等給中國的親友。我媽媽從遙遠的印尼也託香港的服務行業寄食品給我。1976年我移居香港時，還看到米店與藥房有「代寄郵包」的招牌。

1966年後的文革10年，又有大批年輕人偷渡到香港，主要是廣東年輕人，連中共創黨總書記陳獨秀的小女兒也與兒子抱著油桶游到香港。後來連外地人也來偷渡，主要都是靠下海游泳過來。由於人數太多，港英後來採取「抵壘政策」，就是能夠進入港九市區的給予居留權，在新界就被抓獲的就遣回中國；能夠抵達市區的有些是有香港親友接應，有些是特別聰明敏捷的；這些人到了香港生存能力都比較強，比較容易適應香港生活，避免給社會帶來負擔。

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沒落

1970年代初期，為了統戰美國對付蘇聯，毛澤東批准回到中國的僑生可以出境，表示中國有「來去自由」。由於這些僑生離開東南亞原住地時都已被迫宣誓不再回來，因此他們只能滯留在香港，享受香港的自由與法治，這些僑生估計也有十幾萬人。

這些生力軍，加上原來香港人的努力，終於讓香港在1970年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在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從中國移居香港的人口就複雜許多，甚至成為權貴的福地。香港經濟的發展也越來越偏向金融與地產兩個領域。

在1980年代初中國已經暗示要收回香港以後，唯恐香港人大量移民英國，於是英國國會取消香港英籍人士可以在英國居住的權利，香港人成為在英國沒有居留權的「英國海外屬土公民」，拿的是「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簡稱BNO）。雖然六四屠城後英國又批准一批從事敏感行業的香港人也有在英國居住的權利，但是仍然有好多香港人認為英國出賣了香港人，沒有承擔對香港人的道德責任。

1995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放寬香港人可以申請BNO，當時約有20萬人獲批，雖然沒有居留權，卻可以當護照使用，但是中國政府不承認，我就是憑這個護照出入美國與台灣。到近年《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大批香港人逃亡，擁有BNO的香港人優先得以在英國居留相當時間，在考慮是否定居，條件還不斷放寬，說明英國在彌補當年的錯失。

英女王二次訪港

伊莉莎白二世訪問過香港兩次，一次是1975年，一次是1986年。香港中環有一個皇后碼頭，港督上任卸任都經由此碼頭上下，女王第一次訪問香港也經由這個碼頭。碼頭成為受保護一級文物，也是香港人的歷史記憶，但是2008年被港共政府拆掉，雖然掀起巨大的反對運動也無效。

後來一次的訪問是1984年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不久，相信是女王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且也可能是來與香港告別的。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嚴格說對英國是屈辱性的，所以移交政權女王不會來，而由查爾斯王儲出席。王儲是性情中人，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後得出他們如同「恐怖蠟像」的結論，其後多次拒絕參與歡迎中共領導人的活動。

女王訪問香港，態度親民，與中共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來香港的言行乖張大異其趣，因此香港人格外懷念勢所必然。女王駕崩後大批香港人湧往英國駐港領事館鮮花簽署弔唁冊懷念，排隊四、五個小時在所不惜，也是藉此「合法」的表達對中共的憎惡。中共明白這點，借黨報批判香港人的「戀殖」情懷。香港人的確戀殖，戀的是英殖而非中殖，才引發中共的酸葡萄心理。因為英殖代表的是香港的自由法治繁榮安定，中殖代表的是獨裁專制、紅色恐怖，乃至近來的「核酸盛世」。

也是九七後，香港情況每況愈下，一直到《港版國安法》的實施與香港人的逃亡。女王在整整70年裡見證了香港從進步繁榮到衰敗沉淪的整個過程。伊莉莎白二世的寶石皇冠將繼續陪伴著她下葬而永存，香港東方之珠的消失卻是無形的。她的辭世，象徵香港自由繁榮時代最後的結束。

繼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掌門人譚德塞在9月14日公開聲稱全球很快將結束疫情狀態（原話是「終點就在眼前」）之後，美國總統拜登9月18日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60分鐘》（60 Minutes）節目採訪時表示，「新冠疫情已經結束。我們仍然要解決新冠病毒的問題，並且仍在為這個問題做很多工作，但疫情已經結束。」結果引起國內甚多反對聲音。

這事在預料之中，當疫情在2020年被美國左派視為「上帝送給左派的禮物」（好萊塢女星珍‧芳達（Jane Fonda）語），民主黨不失時機地將疫情轉化成政治工具之後，從疫情期間的社會管控、社會運行，基本不再按照科學準則，而是政治需要，從誰該對疫情負責（病毒的起源）、政府管控方式（不少政府利用疫情重置公民權利，比如強制疫苗政策），都有巨大爭論。

全球能統一結束COVID-19疫情緊急狀態嗎？

全球是否能統一結束COVID-19疫情，不在於小國是否同意採取一致行動，而在於幾個大國的態度。雖然WHO並未開會，但可以預見世界經濟第二大國中國不會同意。何以為證？

9月19日，英國女王葬禮上，來自全球的500多名政要，只有來自中國的四位政要戴著印有紅色五星國旗的口罩，引發網上一片譏嘲聲。幾乎所有人認為這很怪異，完全忽視了這四位中國政要戴口罩的政治意涵。考慮到譚德塞與拜登這兩個大頭（Big Guy）關於疫情的說法，以及國際社會由於物流不暢、供應鏈緊張對中國的病毒清零多所批評，這幾個口罩傳遞的真正資訊應該是：中國清零防疫還在繼續。疫情何時結束，供應鏈何時恢復，不是你們說了算，得由中國參與決定。

中國之所以如此做，有自己的考慮。做為病毒源頭國，雖然國際社會由於種種考慮，並未認真追查中國的責任，但中國顯然還希望有個陪榜者，這就是這一病毒的合作者美國。

美國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關係

對遭受COVID-19之害的美國來說，最不堪的並非美國生化學界與中國的合作，而是「福奇電郵門事件」之後洩露的真相：被美國左派譽為抗擊新冠疫情的「美國隊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Stephen Fauci）於2021年深陷「郵件門」風波。這與當年維基解密曝光不同，那次揭開的許多黑幕雖然聳人聽聞，但因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是利用駭客技術獲得資訊，政客們同仇敵愾，將其歸於非法獲取資訊而逃過所有追責。

這次行動完全合法，由美國《BuzzFeed》新聞網站、《華盛頓郵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根據美國《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稱FOIA，也譯作《情報自由法》、《美國資訊自由法案》），於6月初向聯邦政府申請公開福奇郵件中的內容，公布的3,200頁電子郵件不僅顯示出福奇在抗疫問題上的反復無常與自相矛盾，以及與科學界有一連串利益衝突嫌疑，還讓拜登政府非常難堪，因為涉及歐巴馬時期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而福奇是這專案的推動者與執行者。《浮華世界》（Vanity Fair）這家雜誌專設團隊從事深度調查，屢爆獨家新聞。據其6月3日報導，經連月調查，訪問逾40人，又審視幾百頁政府文件，包括內部備忘、會議紀錄和電郵等，發現科學界有連串利益衝突嫌疑，部分涉及華府大額資助的爭議性「功能增益」病毒研究。這類研究主要是透過強化病毒以了解其特性。

此事太過於駭人聽聞，而且背後還牽涉到美國左派與中間派共同尊奉的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很自然就慢慢陰乾了。直到最近，最近，曾任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COVID-19委員會主席的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發在美國國家科學院網站上發表論文，通過作為COVID-19委員會負責人的調查，薩克斯教授得出的結論是，公眾無法看到極其危險的生物技術研究，美國支持了這項研究的大部分工作。

薩克斯指出病毒與美國有關

薩克斯教授是「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Columbia University）主任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路」（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主席。他在這篇論文中明確指出，當年在武漢病毒研究所有一些研究專案是跟美國有關的，目前尚不清楚拜登2021年調查團是否已對這些專案進行全面調查。如果已經做過調查，調查結果並未公布，美國科學界無法進行獨立、透明的分析和判斷；如果尚未做過調查，那麼，調查團顯然沒有達到「全面調查」的要求。

論文指出，由於這方面調查的缺失，導致了四個重大的問題：一、民眾對美國科學機構進行負責任的科學研究失去信心；二、冠病溯源調查在美國國會已政治化，獨立、透明的調查被干擾或拖延；三、一些具備實驗室意外事故專業知識的美國科研人員沒有機會為溯源工作效力；四、作為中美合作的主要資助單位之一，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簡稱NIH）在冠病溯源工作的失敗，讓民眾對美國生物防禦科研失去信心。

薩克斯的結論是：「如果該病毒確實來自實驗室研究和實驗，那麼幾乎可以肯定它是由中國研究人員使用的美國生物技術和專有技能創造的。」

儘管作者是行業權威，美國國家科學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簡稱NAS）也夠專業，這篇5月19日發表的文章卻被美國主流媒體完全忽視了，直到政治時事網路雜誌《Current Affairs》的創辦人兼記者內森‧羅賓遜（Nathan Robinson）於8月2日對薩克斯進行專訪——該專訪中，薩克斯重複了文章中的主要觀點，還補充了以下重要內容：

「我們知道，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那裡的科學家接受了美國科學家的培訓，使用先進的生物工程方法。尤其是，我們在北卡羅來納州、德克薩斯州等地有科學家進行這種研究，他們相信它，支持它，並說他們不想要任何法規等等。」「他們與武漢病毒研究所保持密切聯繫，他們是一個聯合研究小組的成員，該小組由一個叫做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組織縫合在一起。」這家名為「生態健康聯盟」的組織在2014年從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獲得了370萬美元，其中60萬美元提供給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用於研究蝙蝠可能攜帶的冠狀病毒。這個生態健康聯盟的背景，2021年被英語媒體廣泛報導過。

災難被大重置勢力視為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場病毒從2019年始發現於武漢，此後隨著春節期間中國人世界範圍內旅遊傳播，禍及全球；美國民主黨利用疫情大規模郵寄選票，由獨立製片人製作的紀錄片《2000頭騾子》（2000 Mules，https://node-3.2000mules.com/）記錄了這一段改變美國與世界的骯髒歷史；在疫情正熾的2020年6月3日，「大重置」（Great Reset）勢力的旗手、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創辦人克勞斯‧史瓦布（Klaus Schwab），忙不迭地推出一篇宣言式文章《大重置的時機到了》（Now is the time for a 'great reset'），聲稱疫情的全球流行，給了大重置最佳機會，各國政府可趁機用疫苗健康證等重置社會，要利用疫情這一大好時機重組世界。

所有這些並非祕而不宣，而是肆無忌憚地公之於世，這種騙局遲早會有人識破。2022年5月11日，來自世界各國的17,000名醫生和醫學科學家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要求結束因COVID-19而實施的醫療緊急狀態、恢復科學誠信並解決危害人類罪。

這些醫生與醫學科學家指出，通過這場疫情危機，他們「認識到強加給醫生和患者的災難性COVID-19公共衛生政策是製藥、保險和醫療聯盟腐敗的結果。醫療機構，以及控制它們的金融信託，他們已經滲透到醫療系統的各個層面，並受到大型科技、媒體、學術界和政府機構的平行聯盟的保護和支持，他們從這場精心策劃的災難中獲利。」

「這種腐敗的聯盟損害了我們所屬的最負盛名的醫學協會的完整性，通過用宣傳代替真相來產生科學共識的錯覺。該聯盟繼續通過審查資料來推進不科學的主張，並恐嚇和解僱醫生和科學家，因為他們只是發布實際的臨床結果或用經過驗證的救命藥物治療他們的病人。這些災難性的決定是以犧牲無辜者的利益為代價的，他們被迫遭受健康損害和死亡，原因是故意拒絕關鍵和時間敏感的治療，或者由於強制基因治療注射，這些既不安全也不有效。」

「由於政府、公共衛生官員和媒體的廣泛審查和宣傳，我們的患者也無法獲得了解疫苗及其替代品的風險和益處所需的資訊。患者繼續遭受強制封鎖，這損害了他們的健康、職業和兒童教育，並破壞了對公民社會至關重要的社會和家庭紐帶。」

由於「大重置」是左派們的共同主張，媒體對此緘口不言。這17,000名醫生與醫學科學家勇敢地指出：「這不是巧合。在題為《COVID-19：大重置》（COVID-19: The Great Reset）的書中，該聯盟的領導層明確表示，他們的意圖是利用COVID-19作為重置我們整個全球社會、文化、政治結構和經濟的『機會』。」

這封聯名信提出10點要求，重點是向政府及輝瑞（Pfizer）、莫德納（Moderna）等疫苗公司追責。

可以說，WHO與美國拜登政府希望結束COVID-19疫情，但這場高度政治化的疫情，從病毒的起源、相關政策的實施，從疫情中獲利的利益鏈條等等，還有太多的黑幕為世人所不知。

今（2022）年夏天，長江流域遭遇了60年來最嚴重的高溫乾旱。原本是汛期的長江，因水位下降而出現枯水，數十條支流斷流。

在歷史上，長江主流域曾經發生兩次斷流，詭異至極。史料記載，長江曾出現過兩次斷流都發生在江蘇泰興段水域。據載，元朝至正二年（1342年）8月，泰興通航段的長江水一夜之間枯竭見底，匪夷所思。江水枯竭之後，沿江居民紛紛下江拾取江底之物，不料次日江潮驟然而至，許多人因躲避不及被翻湧而至的江水沖沒，命喪黃泉。

第二次斷流事件發生在1954年，依然是在泰興段水域。當時的很多親歷者依然歷歷在目。據記載，1954年1月13日下午4時許，當時天色蒼黃，江面上有幾隻漁船正在作業。忽然間，船員們發現水位急速降低，沒多久江水就乾涸見底，他們的船擱淺在乾涸的河床上，在河兩岸聚集的村民紛紛下到江底抓魚。兩個小時後，隨著一聲巨響，江水隨即洶湧而下。

更詭異的是，當天夜裡，兩岸的村民有近200人同時被鬼壓床，這件事在當地引起轟動。有人說是因為觸怒了河神，把這段江水收走了，也有人說長江裡有真龍，人們不斷抓江裡的魚蝦，神龍一氣之下就把這段江水吸光了。

有人質疑這不過是傳說，但許多年輕人聲稱，他們的祖父母目睹了第二次長江斷流的全過程。一些住在長江泰興段上游的老人認為，長江下游之所以出現斷流的情況，很有可能是因為上游存在的大裂谷出現了裂口，江水經過裂谷時必須要把裂縫填滿，才能繼續往下流。

也有專家認為，這也許和泰興段位於北緯30度有關，這個緯度存在許多讓人類無法解釋的奇怪現象，例如：死海、空中花園、百慕達群島和遠古瑪雅文明遺址。

祝由科這種醫術甚為神奇，相傳是楚南（即湖南）破頭老祖所傳，凡是因刀槍及跌打致死的人，極短時間就能使其起死回生。

祝由科的祖師破頭老祖是北宋人，當時宋太祖聽聞其名，將他召入宮中。有一名小官因違逆皇上而被斬首，但實際上不是他的罪過，祖師私下為他把頭接上而起死回生。太祖大怒，讓武士用大斧砍掉祖師的頭並扔掉屍體。他的徒弟偷回屍體，用法術接上頭也使祖師起死回生了。此後破頭老祖逃到深山窮谷中，不再踏入塵世，至今已有千餘年，但其醫術尚在流傳。

祝由術分兩個流派：一派非重金聘請不救；另外一派則不受謝禮，見死必救。徒弟入門時要各自發誓願，如有違教者，身亡家滅，所以一直敬謹奉持著法規，不曾失傳。湖南販賣大米的商人，大多數是學習不受謝禮的那一派，其術甚為神奇。

剃刀刺腦 噴酒蓋紙起死回生

相傳有馮、陳二位商人到河北販賣大米，住在米行老闆家。某天兩人一同外出剃髮，坐在店裡等候。一位年輕剃髮匠正用小刀替客人掏耳朵時，有個無賴進來，出其不意的用手挖剃髮匠的屁股，剃髮匠失手將小刀插入客人腦袋，客人隨即倒地而亡。店裡的人驚惶無措，店主將無賴縛起來，準備報官。

此時，馮某對陳某說：「我等不能見死不救，何不用法術救他呢？」陳某說：「是。」店主聽到對話，馬上跪下來求情，馮某急忙阻止：「若是這樣就不能救了。我們救人是出自誠心才能應驗的。你馬上準備燒酒一斤，白紙一束，交給陳某做法。」

陳某用拇指掐著其他手指，向死者的耳朵噴酒，用一張白紙糊上，喃喃地念咒畫符，再次噴酒、蓋紙，反復做了數十次，直到白酒和紙張都用完而止。

陳某請眾人幫忙他將刀拔出，然後扶死者出門，大喝一聲：「走！」該客人就狂奔回家，妻子問話也不回答，只是躺在床上不動彈。家人不知何故，在床邊守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那客人醒來才說：「我記得昨天剃髮匠用小刀刺進我耳朵，疼的昏迷過去，為何今日又無事了？」此時，剃髮店主、剃髮匠和無賴前來問候，才知事情始末。

高處摔地 黃土木板救命

清代某年，開封府官衙前面的旗竿頂損壞了，於是請工匠用繩子繫在絞盤上，上升到旗竿頂端來修理。工匠抵達旗竿頂端時，旗竿忽然被大風吹斷，工匠摔落下來，幾乎全身粉碎。

此時剛好有一精通祝由術的人路過，他笑著說：「無妨。」於是命人取來四塊木板，在其中一塊板上灑上黃土，將工匠放置在黃土上，在工匠身體左右各夾上一塊木板，又用黃土遍灑其身，用手捏劍訣，畫符咒，口中喃喃誦咒。念完咒後，再吸一口清水，噴在工匠臉上，再在上面蓋上一塊木板，用麻繩捆住四塊木板。

七天後，打開木板一看，工匠身上冒出熱氣、大汗淋漓，打個哈欠竟然坐了起來，醒過來了。人們問他有什麼感覺，他卻渾然不知，就像大夢剛醒，毫無痛苦的感覺。

飛箭入眼 老婦施術拔箭

祝由科在辰州最興盛。某年當地校園舉行閱兵儀式，有一人眼睛被飛箭擊中，箭頭深深嵌進眼中。人們急忙找來一位從事祝由科的人，這位老態龍鍾的婦人立即叫人們把傷患捆綁在廳堂前部的東邊柱子上，她站在西邊的柱子旁念咒語，念了一段時間，她隨即大喝一聲並急忙將頭偏向一邊，此時傷者眼中的箭頭立即飛出，射在西邊柱子上，扎進去約一寸深，距離她的鬢角只有幾寸遠。人們大吃一驚，再看傷者的眼睛，已經恢復完好，沒有傷痕。

摔車斷臂 劈磚治癒

有一人叫陳石民，他自述：「我在京城時曾從車上掉下來，折斷了手臂，疼痛難忍。我找到辰州祝由科的大夫，他叫我仰面躺在床上，在床旁擺上和床一般高的磚，把我的手臂擱在磚上，再用約一尺多高的磚壓在手臂上。然後他手握大斧默默祝禱，用斧背使勁向磚劈去。當他讓我再把手臂伸展出來，已經治癒了，但是磚卻從上到下都裂開了。」

這些祝由科治病的方法，用現代科學無法解釋，它是透過另外空間的事物來治療的，而現代科學手段無法探知另外空間。可見現代科學也並不是探索事物真相的唯一標準。

隨著烏俄戰爭擾亂能源市場，產業鏈和供應鏈危機等因素引爆全球經濟衰退跡象，上至世界銀行（World Bank，簡稱WB）、下至聯邦快遞（FedEx），都發出最新示警。

世界銀行警告，全球經濟明（2023）年可能面臨由各國激進緊縮政策引發的經濟衰退，而這可能仍不足以抑制通貨膨脹。世界銀行在9月15日發布的報告中說，全球決策者正以過去50年未見過的同步程度，縮減貨幣和財政支出，這將在削弱金融環境和加劇全球經濟成長放緩上，產生超出預期的影響。世界銀行估計，明年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將放緩至0.5%，人均GDP萎縮0.4%，這將符合全球經濟衰退的技術定義。

投資者預計各國央行為了將核心通貨膨脹率維持在5%的水平，2023年將把全球貨幣政策利率提高到近4%，即2021年平均水平的兩倍。根據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如果央行希望把通貨膨脹控制在目標區間內，利率可能要高達6%。

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說，隨著更多國家陷入衰退，全球經濟可能會進一步放慢，他擔心這樣的趨勢會持續下去，並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民眾造成長期毀滅性的後果。

值得注意的是，9月16日，聯邦快遞因經營狀況惡化，意外撤銷了此前發布的財年業績展望，並表示8月底全球需求加速放緩，下一財季將進一步惡化。受此消息影響，公司股價跳水，暴跌23%，寫下該公司逾40年來最大單日跌幅。

在聯邦快遞報告發布後，金融投資顧問機構KeyBanc、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美國跨國獨立投資銀行Stifel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等大行紛紛下調了對該公司的評級。瑞士信貸集團、花旗和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的分析師也開始削減其盈利預測。

同時，聯邦快遞作為物流巨頭，一度被視為美國經濟的風向標，市場也通常會將該公司的財報作為美國經濟活力的晴雨表。

受防疫政策和經營環境變化的影響，香港經濟不斷下滑，處於衰退狀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計本年度財政赤字將超過千億港元；《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簡稱GFCI）最新排名則顯示，香港已跌出全球國際金融中心三甲，改由新加坡取代。

「清零」迫使港人離港

2021年年底，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港府緊隨北京實施嚴格的「清零」防疫政策，今年首季疫情仍持續上升，數以萬計港人受到感染，與此同時有大批港人選擇離開香港。香港統計處8月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約為729萬，比去年年中少了大約12萬人，同比跌幅為1.6%。

香港資訊科技界人士黃浩華表示，疫情下，香港無論「吸人」，還是「留人」都面臨困難。他表示不要說西方國家，新加坡人來香港開地區分部都有困難。而在香港，剛畢業或有二、三年工作經驗的資訊科技界人士，稅後工資與外國相比要低一些，在外國居住條件也比香港好。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自由受到限制是不少居港外籍精英選擇撤離的主要原因。李兆波說：「新加坡、泰國、澳大利亞、歐洲這些地區現時已天下太平，人們都到處跑，吃喝玩樂，而香港就好像坐牢似的。以下班後吃飯為例，香港的餐廳現在實行人數和時間限制，出入也要出示疫苗通行證。萬一感染新冠，還可能受到隔離。這些對於精英分子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不少人因此選擇往外跑避風頭。」

年度財政赤字預估逾千億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月下旬發表本（2022）年4月至明（2023）年3月的年度財政預算案時，估計財政赤字為563億。但時隔半年，他在網誌（Blog，即部落格，中國稱博客）上表示，經濟低迷，港府收入料將不如預期，但開支卻上升，估計本年度將錄得超過1,000億元赤字，僅次於前年2,325億元赤字的歷史紀錄，意味港府的財政儲備或會進一步降至8,000億元的邊緣。他補充，倘若不計算今年將發行的綠色債券所得的350億元，則財政赤字會更嚴重。

他解釋，今年4月至8月的港股成交額和樓宇成交量分別下跌26%和37%，或令本年度的印花稅收入比預期少約三分之一。樓市疲弱影響所及，去年占香港收入來源第二位的地價稅收入亦大減，今年度首5個月的地價收入只有172億元，只及全年預算收入的14%。與此同時，開支卻顯著增大，年初估計的逾560億元赤字，並未包括其後推出涉資430億元的「2022保就業」計畫，以及「防疫抗疫基金」第六輪措施。

「紐倫港」變成「紐倫星」

英國智庫Z/Yen和中國（深圳）綜合發展研究院編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9 月22日公布最新排名顯示，新加坡在全球國際金融中心連升三級，躋身三甲，僅次於排名首位及第二位的紐約和倫敦。香港跌出三甲排名第四，早前世界三大金融中心——「紐倫港」，如今變成「紐倫星」。東京則降六級排第16位，跌出十大。GFCI報告指出，香港和東京等地區受旅行限制影響，難以展開正常業務。

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可怡表示，過去三年香港幾乎沒有舉辦任何國際性展覽，今年本港的國際性大型活動仍然是零，不但導致人才嚴重流失，原本扎根香港的展覽都移師新加坡。提早香港復常及通關的新加坡，去年已舉辦了約200個活動，今年也已舉辦了600至700個活動，其中超過60個為國際性活動，每個活動至少為新加坡帶來數萬人次旅客。即使香港現時復常，亦需要時間重整展覽業。

9月23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等舉行記者會，交代港府調整入境檢疫安排。李家超公布自9月26日起，從海外由機場來港人士檢疫安排由現時「3+4」變為「0+3」，即海外經機場抵港人士，抵港後不再需要酒店隔離，只需3天家居醫學監測，期間可外出。至於為何不放寬至「0+0」，李家超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僅稱希望可以在控制疫情下，給社會最大經濟動力，與國際接軌。

有評論認為「0+3」未必有效，畢竟西方國家早已開放不需要戴口罩，不需要提供「針紙」（接種過疫苗證明書），進入各種場所前不需要掃二維碼。因此香港離真正開放、復常還有一段距離。

前一陣子中共在台灣附近海域進行飛彈演習，國人對此莫不表示不滿與憤怒。但一位朋友的兒子，約三十五、六歲，正準備買房並到處看房，卻開玩笑地說，最好把台灣房市打趴。玩笑歸玩笑，現在房價高到一般人負擔不起則是不爭的事實。儘管政府陸續祭出各種打擊炒房、抑制房價的措施，房市似乎也只是在2016年左右冷清了一陣子，不久又活絡起來。即便到了2022年第三季，美國聯準會已經多次升息，股市應聲下挫，台灣房市卻越燒越旺。

房市利空為何不崩盤？

在投資領域裡有人看多、有人看空，意見紛歧本來是尋常的事，但是像房地產市場這樣，多數人都覺得價位偏高，連主管機關也認為應該密切注意並採取抑制措施，卻還能一枝獨秀，其中必有緣故。沒有人會和自己的錢開玩笑，買房的人絕對有他們的道理。

首先，近幾年來，房市在利空下為什麼沒有出現暴跌呢？因為房市和金融體系息息相關，而健全的金融體系，即使房市有些許波動，也不容易產生連鎖反應，發生金融風暴和房市崩盤。崩盤的條件，除了市場的悲觀情緒之外，還要有一個脆弱的金融，引發系統性信用危機，銀行全面緊收銀根，房市在一夕之間失血潰敗。

台灣1990年代開放新銀行，業者激烈競爭，出現違規超貸、逾放比偏高、資本適足率嚴重不足等諸多問題，當時的金融體質實在是不堪聞問。於是當房市稍有下跌時，就從體質較差的農會、信合社、新銀行等陸續爆發危機。但三十年後的今天，經過二次金融改革與整頓，金融體質與管理已經大有改善，並受到主管機關的監控。當然，這不能保證永遠不會爆發危機，但至少有能力承受房市的一般波動。

金融體系才是房市的大哥

健全的金融系統提供房市一個健全的發展基礎，反過來說，活絡的房市也為金融業帶來美好的前景。根據金管會的統計資料，2002年我國所有金控公司的資產總額為9.8兆元，而2022年6月底的資產總額為72.2兆元，約為20年前的7.4倍，每年複合成長10%以上，遠超過經濟成長率，這當然和房市有關。據《經濟日報》2021年12月的一篇報導，前幾大銀行的房貸都已逼近《銀行法》72-2條所規定的存款30%上限，現在要增加房貸，就必須先增加存款。顯然各大金控已在房貸業務上卯足全力，暫時得降溫一下了。

總之，健全的金融體系除了提供房市資金動能之外，還能適時節制過熱的房市，讓行情走得更長遠。說穿了，金融體系才是房市的大哥，而有了金融撐腰之後，房地產從以往只是滿足居住的小角色，在21世紀的今天，一躍而為累積財富的頭號工具。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廿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提到一個核心概念：當資本報酬率（r）大於國民所得成長率（g）時，會導致貧富不均。簡單說，就是老百姓的薪水趕不上房價、股價上漲，或是有錢人的財富增加速度，將導致財富更加集中。

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r大於g？有人認為是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造成薪資凍漲；有人說是因為世界各國為了刺激景氣大量印鈔票，造成資產價格膨脹。但不論如何，一旦r大於g，人們的獲利模式就產生重大轉變，從努力工作養家，變成省吃儉用買房、炒房，或是買股、炒股。而越多人「覺醒」，加入資產操作，就越是進一步提高資產價格，使得資產報酬更為誘人，吸引更多人投入。最後就是嚴重的貧富不均。

中產階級已經買不起房子

雪梨大學社會學者艾金斯（Lisa Adkins）在《資產經濟》（The Asset Economy）中指出，北美、澳洲、及許多歐洲國家的房屋價格不斷膨脹，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的漲勢，是一個全球性的共通問題，並延續皮凱提的貧富不均理論，說明擁有房產是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問題。

買房是人生中的重大支出，金額龐大，通常需要向金融機構貸款，並以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時間償還。當房屋價格不斷上漲，超過薪資調升速度，人們就會擴張信用買更多的房產，以享受更多的增值。但這個增值並非憑空創造出來的，而是以加重未來買房者的負擔為代價。於是，房價的飆漲，除了造成貧富不均之外，還在社會上形成新的階級概念：「有房階級」和「無房階級」；一個是獲利者，一個是被犧牲者。這個劃分法將取代上個世紀的資本家、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概念。

為什麼？因為中產階級已經買不起房子，中產階級快速消失當中。

財富累積並高度集中

既然財富增長比薪資快，資產操作的重要性就超過職場工作表現。於是，一個大學畢業的受薪階級，即使工作多年升為主管，領導許多部屬，只要他沒有房子，不懂得累積財富，以今天的房價和通膨水準來看，他的經濟狀況可能和我們印象中的中產階級有很大的落差，甚至會晚景淒涼。

更棘手的是，財富高度集中之後，少數人就有能力透過金權結構去影響政治、金融、法規、決策官員、監理單位、都市計畫、土地標售等，優雅地阻絕所有妨礙他們經由房地產累積財富的障礙。為什麼多年來各國政府努力抑制房價，房價卻依然上漲？這也許就是原因之一吧。

按照皮凱提和艾金斯的理論，一方面，財富累積並高度集中，是資本主義的自然經濟法則，除非有外力干預，例如政府出手打房或課徵重稅等；另一方面，當財富集中到一定的程度，透過金權結構便可化解政府的干預。這時，再好的政治經濟制度也於事無補。

高房價將是21世紀的一大難題。

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提出要在公廁裝設免治馬桶的政見，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批評說：「很難確保民眾每個都會使用。」他認為：「或許經過十年、二十年，國民水準提高了，大家都習慣用，要改也可以。」這爭議的重點在於：公共建設和政策應該領先或落後於人民的水準？公共建設和政策若領先人民的水準太多，人民可能無法善加利用或遵守，造成資源的浪費；公共建設和政策若落後於人民的水準，則可能造成社會運作的困難及人民的不滿。而很多場合中，優良的公共設施和政策是提升人民水準的重要因素和條件。所以有理想和能力的政治家常須讓建設和政策適度領先人民的水準。

台北市的公車和捷運

五、六十年前台北市的公車班次少而擠，車子來了大家蜂擁而上，若要有水準地排隊，可能等好幾班車還上不了，所以人民選擇沒水準。那時台鐵非對號車入站時，很多人為了有位子，車仍未停就把行李從窗子塞進去占座位，甚至由窗子爬進去搶位子，而不是乖乖排隊由車門上車。窗子為何開著而能進入？因為當時車上是沒冷氣空調的。當時的現象主要不是那時人民水準不夠，而是設施不夠。早在兩千多年前，管仲就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因此後來台北市公車的品質數量逐漸改善，大家很少上不了車，排隊上車成為搭公車的禮節，絶大部分人都變有水準了。現在公車品質數量更高，短程公車大家反而又不排隊了，因為人民的水準已因設施夠多、夠好，而不再表現在排隊，而表現在禮讓給更有需要的人，需座位的人上車後常有人讓座給他，排隊已非必要的水準。

公共設施改善能使人民表現更好品質的現象，也可在捷運看到。台北市將有捷運時，有些人擔心人民水準不夠而形成髒亂。但捷運通車之後，人民表現了超高的水準。捷運通車之初，有人形容說進了捷運站好像進入另一個世界，人們不須像某些國家的嚴刑峻法，也比在外面更守秩序和衛生且不喧譁。捷運站中乘坐電扶梯時靠右站，以使趕時間的人由左側行走的習慣，即使現在捷運當局已說不必，但人民還是維持這樣的禮貌。當初捷運的高建設品質使人民的水準得以表現或提升，不只成為捷運永久性的水準，也漸擴及捷運之外的社會。

由「破窗理論」看公共廁所

公共設施品質不好而使人民表現水準低落的現象，在公共廁所更為明顯。廁所可說是建設和政策品質該領先人民水準的最好例子之一，因為廁所髒時常迫使民眾無法有水準且正確乾淨地使用。一個角落髒了或積水時，下一個使用者就只好採用偏一點的位置，髒的面積於是擴大。既然已髒，使用者也不在乎它變得更髒。若政府不領導改變公廁，它就可能形成品質和人民水準惡化的惡性循環。有人即用這情況來解釋所謂的「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

「破窗理論」指出，一個環境或都市若有某些地方品質低下，例如房屋的窗子破了，人們就會較不珍惜這地方，甚至被破壞的習氣感染，而對這地方造成更多破壞。髒亂落後的廁所是都市生活環境中極為顯著的汙點，也就是破窗，所以改善廁所衛生和其他品質，常是改善都市環境和提升人民水準的重要途徑。

我三十多年前即曾見到日本火車上有自動更換塑膠坐墊套的廁所，二十多年前巴黎即有每人用過即全室自動清洗的路邊公廁。四十多年前日本百貨公司來台灣發展時，就注意到廁所品質不如日本的問題，日籍經理以此為改善重點，如今乾淨的廁所已是百貨公司起碼的要求，有上百貨公司廁所之經驗的人，應該不會認為台北市民的水準太低。

反對免治馬桶的人，也不都是認為台北市民的水準不夠，有些人是認為台北市的公廁還有很多其他該改善的地方。不過以台北市的財政能力及人民水準，各項該改善的地方應該可以同時改善，而不是要先修好水龍頭才能換裝明亮的電燈。台北市住宅用免治馬桶的比例已甚高，有些人已習慣使用或因某些健康因素最好要使用，所以公廁的免治馬桶並非人民沒有需要或沒有水準使用。但有些人民確實擔心其衛生問題，因此除了必須有好的產品設計和清潔維護之外，也要有不同的設備供不同習慣和看法的人使用，就像現在仍是坐式、蹲式並存的設計。

公廁該不該裝免治馬桶，要由人民的需要來規劃並設法解決其相關的各種可能問題，不是用人民的水準或其他其實可解決的問題來反對改變。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藉口，有關公廁的爭議，找藉口的人太多而找方法的人太少。

▲中國民主化的問題比公廁問題大非常多，但中共的心態和反對免治馬桶的人很類似。Adobe Stock

中國民主化問題 vs. 公廁問題

中國民主化的問題比公廁問題大非常多，但中共的心態和反對免治馬桶的人很類似。二十多年前中共官員說，中國人民的水準還不夠，所以不能採行民主政治。當時我曾跟一些中共人士說，至少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水準已不輸台灣和其他民主國家民主化時的水準，應可先民主化。但他們當然不理會。現在中國的所得已高，教育普及，每年超過一千萬人從大學畢業，中共不能再大聲說人民水準不夠，所以中共改強調民主制度（免治馬桶）有缺點，而忽視非民主制度（現有公廁設備）有更多的問題。

人民的民主水準也和其他水準一樣須要教育，若有機會實習運用，更能進一步提升。偉大的人物要提出新的建設和政策來提升人民的水準，而非以人民水準不夠做為不改進的藉口。孫中山先生一百年前就主張讓一部分地區先民主化，並用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讓人民學習而逐步提高民主的水準以達成民主。中共表面尊敬孫中山，還拿孫中山來罵蔡英文，但實際上他們卻不懂或無心參考孫中山先局部及逐步民主化來提升人民的民主水準之策略。中共至今仍以有些人民水準不足為理由，而堅持國家該由「有水準」的共產黨來統治。不過，中國有些廁所現代化和奢侈化的速度倒比台灣還快。

電商創業既簡單又複雜，當市場從藍海變紅海，翻騰起伏，誰能在其中屹立不倒？以提供培育電商人才實戰教育為主的「燒賣研究所」創辦人周振驊認為，想要長久立足電商紅海市場，除了要搞懂行銷，做好人才管理，以增加成功機率外，也應記取他人失敗的教訓，少走彎路。

▲周振驊的「燒賣研究所」不僅提供電商增加成功機率的做法，也分享如何避免失敗。吳長益攝影

周振驊大方分享過去自己踩過的坑，提供給電商創業者參考：

目標過大：避免快速燒掉創業資金

周振驊首先提醒創業者不要把目標設得過於龐大，大到可能要動用非常大的資源去執行。他談到自己第一次創業的失敗經驗，當時想要做的是像「領英」（LinkedIn）這樣的社群平台。

領英是專門為商業人士設立、具有社群功能的線上履歷始祖，求職者可在平台上更新自己的履歷，企業或雇主也能發布職位需求。周振驊表示，這樣的平台創業，要有足夠多的甲、乙雙方，足夠多的買家、賣家，量體都上去之後，才會形成一個生態系（Ecosystem），才能夠開始營利，不是一般白手起家的人能做的事情，「那個時候，我們半年多就燒三百多萬，幾乎把所有資本燒掉。」他總結，題目的選擇很重要，不要選初期要燒太多錢的題目。

▲創業要不要合夥？取決於事業體的大小，一旦確定要合夥，就必須讓股權單純，讓事情單純化、效率化。Adobe Stock

股權複雜：不當合夥難以群策群力

創業要不要合夥？周振驊認為取決於事業體的大小。周振驊過去也曾與人合夥，小小的事業體股東多達30人，公司要進行整併時，也沒做嚴謹的評估，導致最終走上法庭，公司結束。他因此提醒，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應該自己承擔風險，讓事情單純一點比較好，「就200萬要啟動的事情，硬要拆成10份、5份，大家意見都很多，股份也都一樣，到時候大家不愉快，這就是一開始結構上搞錯。」

「但如果是要做一個更大的事情，每個人的能力跟背景都有限，你要去的地方越大，沒有辦法群策群力是不可能達到的。」創業不僅涉及錢，還有關鍵資源、人脈，如果目標超過你個人的能力，他則建議：「該合夥就合夥。」

至於合夥如何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周振驊認為首先要搞清楚階段性的目標，是否需要資金導入，一旦確定要合夥，就必須讓股權單純，且要有相對大股，讓持股60%到75%的人主導，這樣的結構會讓事情單純化、效率化。而責任扛得重的人，獲利也要相對多。

個別合夥人也應該對重大決策有所掌握，合夥之後是什麼狀況？股東結構是什麼狀況？都無法假手他人，「身為一個創業者，持續學習，搞清楚每一件事情是必要的。要懂得每一個環節，法律環節、經營環節，要親自去了解。」

周振驊語重心長地提醒，即便是夫妻創業，也應該就事論事，雖說各司其職，但應該要交換情報，做營運的人要去了解財務、做財務決策的人也應該盡可能全面地去了解營運端的狀況，把公司治理的方方面面學會，在每個階段做理性的評估。

▲當老闆是一門不容易的學問。周振驊臉書擷圖

好老闆：能帶團隊達到目標

最後，周振驊分享：「一個好老闆應該可以帶着團隊達到目標，所以首先要目標明確，才不會讓團隊無所適從；老闆自己就是龍頭，是木桶理論中最長的木板，讓自己變強，自己承擔一切，不能以懶惰為藉口不進行學習與成長，認為事情找到人做就萬無一失。」他強調當老闆每個階段都是一段學習的歷程，既美好又痛苦，創業者要有所覺悟：「開心地面對這一切，因為簡單的事情輪不到我們做。」

此外，要盡可能平衡好家庭與工作，雖然創業者很難做到工作與家庭平衡，但一定要讓自己的身心平衡，「創業者平衡，所有周遭依靠你而活的人才會舒服。這是我覺得創業者的修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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