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带给欧洲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多个国家的政要直接鞠躬下台，各国民众因大幅削减福利和纳税不均而怨声载道，希腊至今还在为留在欧元区而煎熬。许多中国官方媒体在分析了欧债危机，几乎得出了一个同样的结论：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危险的，最终还是需要国家政府干预才能度过危机。
事实上，中国目前也正面临经济危机，虽与欧债危机截然不同，但形势甚而更为严峻。
欧洲和中国经济问题大相径庭
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西欧国家）是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政府运用高福利的经济模式，把每年GDP的60%甚至更高，用于医疗、教育、卫生、养老、居住补贴等方面，以福利的方式回报国民。不同政党的轮替，采用的竞争方式是比较谁能用更好的政策使更多的人受益。换句话说，政府为了拉老百姓的选票，以国家的经济收入作为担保发放国债，以保持对国民的高额福利。
但这种经济模式，一旦遭遇全球经济成长放缓或经济危机时（如美国的次贷危机），政府收入会下滑；一旦政府欠下的债务超过国家的偿还能力，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削减福利以降低和偿还债务，但这又会招致老百姓的不满和对抗，迫使政府在还债和延续福利中做出平衡。这就是欧债危机产生的过程和原因，目前冰岛、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遭遇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就是这种情形。
中国的经济模式和目前面临的危机，则完全不同。中国没有类似欧盟国家的高福利经济模式，政府对民众的福利投入一直偏低。据搜狐财经网4月2日报导，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为10兆元，其中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项占比为30.6%，而2011年美国这四项支出的占比是52%，日本是63%，台湾是53%，欧洲则更高。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1年中国用于维稳费用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占整个收入的6.2%；已经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了21.5%。
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中国政府可以采用的投资手段也所剩无几。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通过加印货币投资高铁、公路、大型基础建设（俗称「铁公基」）来刺激经济成长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至今仍未消除。如2008年中国银行加印4兆货币放贷政府企业，导致中国国内通膨持续，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长期高居不下，结果就是民众在国内储蓄收入无形之中被贬值和稀释，政府通过维持通膨将银行债务转移到民众头上，这样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不断增加，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反过来也抑制了经济成长，形成恶性循环。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模式和欧洲等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和欧债危机虽同属经济危机，但实质上也是大相径庭。
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的延伸
从更深层次来看，欧洲危机和中国经济危机之所以不同，是源于欧洲国家和中国目前的政体不同。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延伸，对欧洲国家来说，政府是民众直选的，因此是保护百姓和倡导人性的，国家GDP成长是民众的功劳，政府只是履行了管理的职责，并非GDP的创作者，因此GDP成长的绝大部分都将还利于民，这是理所当然的。
而中国政府采用的是集权统治方式，并非民众直选产生，国家的GDP成长和国家收入并不直接属于中国民众，而是掌握在少数集权阶层手中。集权阶层拿走了中国GDP成长和国家收入的大部分，而中国民众尤其是广大低收入人群（如8亿农民）根本没有从GDP高速成长中获利。
中国的经济模式，实质上是通过压低本国劳动力的收入来降低成本，进而以低价进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也就是牺牲国民的利益去换取全球市场和赚取外汇。这个过程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为中国政府创造了大量财富，GDP也一直保持高成长，但牺牲和透支的，却是中国民众对整个政府的信任和心理容忍底线。随着物价上涨，人民币增值带来的人力成本不断上涨，加上民众对政府抱怨之心越来越大（从维稳预算每年20%递增看出），这种中国经济模式也越来越难以为继。
综上所述，如果把国民收入比喻成蛋糕的话，欧洲危机所面临的，是政府如何为民众切蛋糕的问题──不管政府怎么切，蛋糕都属于民众；而中国经济危机所面临的，则是控制中国政府的集权阶层，不愿把大部分蛋糕拿出来分给民众，从而招致民众日益不满的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从本质上看完全不可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