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忆录之「独闯北京」

（续前期）1995年1月，北京隆冬之际，张五常教授上午下令，我下午就赶飞北京。中间两个小时赶写几篇专栏稿，避免开空窗。此行如此仓促，乃是这几次我们去北京的接待单位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秘书长李忠凡病危。他头脑清醒，个性爽朗，很有魄力，我们建立很好的关系。1993年我们在北京见面时，他的胃癌开完刀，人虽清瘦，但精神还不错。这次突然传来病危的消息，张教授不但派我去探望他，还带了一笔钱给他，希望能有助于他治病。

 

 

由于飞机误点，晚上接近9点才到北京。这是第一次过北京的海关，还好回乡证没有哔哔作响而顺利入境。李忠凡住在复兴门外翠微北里，赶到那里，还要摸黑找他的住家，找到时起码是10点半以后的事了。那时他应该已睡觉，所以我决定还是第二天一早去。因此我一到住宿地和平里妻舅家里，立刻打了一个电话去。李忠凡太太说第二天早上送他去医院，要我去北大医院找他们。

 

但是第二天一早，他的同事王丽莉打电话来说，李忠凡已于半夜送医院急救后逝世。我赶到他家里，他夫人说，我打完电话后，她告诉他张五常让我来北京了。李忠凡眼睛一亮，但接着整个人就垮下来，他们立刻送他去医院，查出是尿毒，排尿后沉沉入睡，再没醒来。我真后悔一念之差，如果当晚赶去，或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怎么有这样碰巧的事情？

 

在处理完李忠凡家里事后，我就找自己的非公事朋友。首先找了离开香港中资回到北京经商的郑姓朋友。他开了一部第一天下地还没上车牌的汽车接我，问我想到哪里吃饭。记得香港报章刚介绍毛泽东的贴身秘书张玉凤在武宁路立交桥下开了毛家菜馆，虽然没有具体地址，一下桥就看到了。我摆起老相识的样子对接待员说：「张姐在吗？」接待员说，她很少来。见不到张姐我很失望，否则又可以写几篇专稿了。虽然张姐不在，我还是吃了30元一碗的红烧肉，这也是皇帝般的享受呀！

 

 

我还去了前身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中共中央编译局，虽然知道在西单西斜街，但是出租车还是找不到大门，我只好自己下车找，它有侧门正门，非常辛苦，到了里面，还要爬上五楼，因为那是1950年代的老房子。我找的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之一的荣敬本。他曾来香港访问过许家屯，许家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肯定就是在那场访问中表示的。他是荣毅仁大家族的一员，后来也找过我，我们相谈甚欢。这次来看他，不但因为欣赏他的开放思想，更惊讶他们还保存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因为是旧楼，厕所没有门，只是挂了布帘，小便池就是一条水沟。办公室里的家具也是1950年代的，不但陈旧，好像还有许多灰尘。现在嘴巴讲马列，行动已经资本主义的人太多了，难得他们还保持传统，所以对他们抱有一份敬意。

 

经朋友介绍，我还找了一位中央部会的官员，谈我对香港的看法，尤其是极左路线将毁掉香港。这是我见到中国官员一直保持的立场。能听得进就听，听不进我也尽了言责。

 

最后一晚，约了几位并不是相互认识的朋友吃饭，地点选择在和平里的「黑土地」，因为这些朋友比我年轻，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黑土地」是当时一窝蜂怀旧馆子之一，是纪念黑龙江的北大荒，我们吃的也是当年黑土地的食物，包括红烧肉、黑木耳。这些朋友有年轻的经济学者樊纲，还有中新社跑经济的记者。

 

这是1976年离开中国以后，第一次在冬天时分回到中国的北方，虽然穿着单裤与皮夹克，还是能够抵受北方的冬天，看来我身上的油水又足了。就是天气干燥的受不了，因为屋里开的是暖气。这次因为都在外面跑，反而与妻舅家人没有太多时间聊天。这次北京之行，也许也是我一生的最后一次，因为几个月后，我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