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辉老师写了一篇文章（老猫对服贸的乐观合理吗？），质疑我上周的部落格贴文（台湾的出版自由到底会不会被服贸摧毁？）。
彭老师有限度地同意我，出版自由「不会100％被服贸摧毁」，但他说大家真正担心的问题并不是「摧毁」，而是「压缩」：「台湾的出版自由到底会不会被服贸压缩」？」彭老师认为，服贸通过之后会明显地压缩台湾的出版自由，因而他问道：『我们要去冒这「压缩」台湾出版自由的风险吗？』
仔细看过文章以后，我发现老师文章的主要脉络，避开了我谈的审查，而把论证从书店审查改为书店引导。他说：「陆资在国家指挥下掌握大多数通路，积极促销批判民主制度的思想」因此会「慢慢地改变台湾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写到一半发现彭老师针对这一点写了解释。还好这不影响本文，我在后半段会处理这个议题。）
看起来都是书店的行为，但是一审一导中间的落差，却是跟出版自由有关或无关的差别。
台湾的出版自由明载于宪法，但宪法允诺的出版自由却不包括任何人出的书都必然拥有在博客来首页曝光的权利。在通路曝光与否，跟出版自由无关，要不然博客来每天就都会有违宪的麻烦了。
所以当彭老师谈到陆资运用通路影响力，积极促销某些洗脑书来改变人民思想的时候，老师恐怕是误会了，这些事情跟出版自由是无关的，通路要侵犯出版自由，必须要有威胁能力迫使出版社不出版敏感书才行，促销洗脑书在定义上就是跟妨害出版自由无关。个别的书店强力促销洗脑书根本不影响我们的出版自由，因为并没有人阻挡任何书出版，连百分之零点一的压缩都谈不上。
不过我不想用定义胜利法来讨论事情。彭老师的文章担心「没有警觉性、主动性和批判性」的读者可能会被洗脑，而类似彭老师这样的担忧，其实也普遍存在于我接触的网友身上。
这个忧虑虽然跟出版自由无关，但对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维护我们所拥有的出版自由，以及孕育这个自由的土壤如何保全，则关系密切。所以我愿意抱着同情的理解，思考这样的忧虑到底有无道理。
彭老师首先举证中国时报揭橥的宣言：「我们的价值立场光明正大，就是本报报名：『中国』── 一个值得深爱且不等同于特定政权的国家，一个由我辈列祖列宗历尽艰辛终于走向复兴的国家，一个视台湾为相连骨肉却屡被台湾人误解、排斥的国家。」
他接着问：「他的读者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宣告？」
但我可以跟老师报告，根据世新大学的「2013台湾民众媒体评鉴大调查」，中国时报在台湾四大报纸中阅报率虽然排第三，但在读者评价最具深度、最公正客观、最丰富多样、最好最优质的评比里面，全部都敬陪末座。
在调查中，连它自己的读者，也只有33.6％的人认为他们最常看的中时是最好最优质的报纸，这个比例一样在四大报中是最低的。
这样连自己的读者都洗脑不成功，它如何有能力对其他读者洗脑呢？读者看起来「没有警觉性、主动性和批判性」，但显然并不缺乏思考能力。
还有同样的情况显示彭老师对当代读者的认识不够全面。例如老师坚持读者「不会在广告和通路商的喂养之外主动积极地搜寻他所需要的养分」，所以拥有了通路，就拥有了洗脑的必然优势。
这如果在过去是有一些道理的，过去通路独大，没有在首页出现的书就几乎等于不存在，不过在社群时代，这件事情却不再如此了。
先举一个我过去从未见过的事情。上周我的部落格贴文（台湾的出版自由到底会不会被服贸摧毁？），文章在三月二十八日发布，而流量则是在三天后的三十一日达到最高峰（见下图）。在我过去的部落格写作生涯里，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过去，流量的最高峰总是在文章发布的第一个二十四小时内，然后以幂次法则一路衰退，而现在却不是了，这篇文章酝酿了三天才到达流量高峰，为什么？这三天发生了什么事？从后台可以知道，主要的外部来源就是脸书，在文章底下你也可以看到，在我这个冷清的部落格，这篇文章创造了一万一千个脸书按赞。
这就是社群时代的实况。通路独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拥有通路就掌控了话语权、解释权、洗脑权的时代也过去了。现代读者并不仰赖单一的讯息来源。这在各种媒体使用调查中都可以获得证实。
我的出版生涯里也遇见许多例子，在主通路没有获得曝光，但在读者的其它讯息来源推动之下，最后变成畅销书。
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生存所凭依的自由体系吗？
但我不想只是这样就宣告彭老师的论点不成立，出版自由已经获得安全保障。这没有解决彭老师以及众多网友内心的忧虑。所以我想谈一下我们此刻所赖以生存的自由体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威力是什么？以及到底什么才是自由真正的威胁？
这个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几体，会思考，有反应，可以学习。如果我们担心读者的素养不足，需要训练，那么最好的训练就是让读者接受刺激和思想的冲撞，读者就会开始思考。以这次服贸争议造成的刺激而言，造就了多少愿意读枯燥文件，愿意思考不同立场观点的「大学习潮」呢？这是一次全国动员的阅读与思考能力的刺激与提升。
自由体制像人体一样，有细胞，有神经，有免疫系统。当病菌出现，免疫系统发出警报，身体会产生抗体。已经有许多科学文献指出，现代儿童因为保护得太好，过敏原接触得太少，以至于长大后防御能力比较差。（家里有养宠物的宝宝反而比较健康。）
自由体制的可贵就是我们有全民皆兵式的抗体，每个人都会巡查，发布警报。包括像彭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让我们成为有预警能力的社会。如果我们以为思想的保护是完全戒除有害病毒，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像天真浪漫涉世未深的小孩。
我并不会天真得以为什么都不管、都不做，出版自由就有天然防御的能量，不，自由体系的力量在于每个知识分子都像彭老师一样勇于发声，勇于指出我们的偏见，勇于批判那貌似亲善的洗脑。自由体系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这个你别看，那个你别碰。
知识分子不应该以人民素质低落为借口，把读者训练成妈宝，为他们筛选什么能看，什么不行。人民根本不怕艰深，也不怕长文，人民需要的是动机，有了足够的动机，每个人都会变成最认真的学生，啃下连学生时代也不会啃的文献。
出版自由真正的威胁不是异端，不是洗脑，不是亲中言论，这些台湾都有抗体，都有反对意见，你都可以透过反对意见的出版，彼此在自由市场上互相竞争，形成我们的警觉与思想武装。不信你不妨看看中时易主以来到底对台湾人的中国认同做了什么贡献：
根据政大选举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台湾的中国人认同掉到前所未有的新低，而台湾人认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
这就是自由体系保有自我防御、自我纠错、能够提升思想战力，最直接的证明。
让所有言论都能出现，自由体系才会产生强大的生命力，这才是对自由体系最好的防御，建立防火墙是做不到这件事的。这是我希望跟彭老师达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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