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國家中，印度女性的社會處境似乎特別惡劣：女性在家庭裡與社會上普遍被歧視；父母重男輕女的觀念導致選擇性墮胎頻繁，使得男女出生比例遠高於其他社會；女性被騷擾、攻擊、性侵害的案例頻繁，而且受害的女性往往不敢報案或者尋求外界協助。
2012年，湯森路透基金會（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的新聞機構TrustLaw將印度列為婦女處境最差的國家。
像印度這樣男尊女卑的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深植人心，政府除了宣導之外，有沒有什麼政策可以有效地改善女性的處境呢？
印度版婦女保障名額
從1998年開始，印度實施了一項非常獨特的選舉改革：在三級地方選舉中都制定了婦女保障名額，而且不但像台灣一樣保障議會中議員的席次，也保障行政首長的位置由女性擔任。
印度的地方行政單位由下而上分別為村（Village）、區（Block）、縣（District）。每個單位都有所屬的首長與議會，其議員皆由選舉產生。就每個村而言，村議會（Village Council）的議員（Councilor）每五年改選一次，村的行政首長為議長（Chief Councilor），由議員選舉產生。
1998年的改革規定每個村的議員席次中的三分之一必須由女性擔任，而且只有女性能競選這些保障席次，這個保障地方議會席次的做法跟台灣的婦女保障名額的設計很類似。
跟台灣不同的地方在於，印度的村議長也有女性保障名額：每個縣裡面所有的村當中必須有三分之一的村議長由女性出任。尤其特別的是，這三分之一的村是隨機抽籤決定的。同時為了公平，每次選舉抽到的村，下兩次選舉都將不會再被抽到，這樣就保證了每個村都輪得到，只是輪到的年份不同。
這個隨機抽樣的設計解決了研究者最頭痛的「內生性」問題，給研究者們一個難得的契機可以估計女性參政對於社會的影響。
女議長大幅增加
這個選舉制度的改革能為印度女性的社會地位帶來任何改變嗎？村議員與議長屬於最基層的行政單位，權力與資源非常有限，女性擔任這些基層的領導職務能帶來什麼實質改變嗎？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杜芙若（Esther Duflo）跟他的研究團隊在2006年6月至2007年11月間，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進行實地調查與實驗。
他們首先發現修法後的1998年與2003年的兩次選舉中，女性在村議會的席次大幅增加；同時，在被抽中的村當中，女性擔任議長的機率幾乎是100%，而沒有抽中的村只有10~20%的議長是女性，顯然各地遵守法律的情況非常良好，而且保障名額大幅增加了女性議長的席次。
潛移默化
他們進一步的研究內容發現，女性擔任村議長成為地方上的領導人物，會改變鄉親們對女性政治人物的看法。
他們提出的證據是，當一個村第一次選舉被抽中須選出女性議長之後，民眾對於她的評價會低於平均，這可能反映了民眾對女性擔任領導人的嫌惡或不信任。但神奇的是，當同樣的村在往後的選舉中第二次選出女性議長時，民眾對她的評價反而會高於平均。
針對這個反轉的結果，作者們的解釋是第一位女議長雖然剛開始時被民眾嫌惡，但這是因為民眾對女性的負面刻板印象所致，並沒有理性的基礎。但當這位女議長的治理能力逐漸曝光之後，民眾會開始修正原先抱持的刻板印象。換句話說，資訊不對稱是原先歧視的因素之一，女性擔任領導之後補充了對於女性能力的資訊，民眾接收到這些資訊後改變了對女性能力的評價。
民眾認知的轉變創造了一個對女性政治人物更友善的環境，導致了更多女性參政。改革後的第三次選舉在2008年舉行，作者們發現先前兩次選舉有出現女議長的那些村，有更多的女性參選女議員，也有更多的女性當選。
更多的影響
杜芙若的研究發表之後，吸引了更多的經濟學家投入關於印度婦女保障名額的研究。
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教授Lakshmi Iyer以及她的研究團隊發現，女性提高政治參與的其中一項效果是更多受到騷擾與性侵的女性願意報案。由於女性普遍覺得被性侵是一件羞恥的事情，而且整個司法處理的過程中她們可能將受到各界的嘲弄與羞辱。女性更願意報案顯示女性政治領導人對她們產生了某種賦權（Empowerment）的效果，使得她們更勇於報案。這個效果可以遏止性犯罪，對女性形成保護。
同樣研究印度的婦女保障名額，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Priti Kalsi 發現更多女性政治領導人的出現也會產生文化價值上的改變，父母會增加對女孩的照顧從而降低女孩的死亡率。她的估計顯示婦女保障名額使得大約90到180萬的女孩存活下來。
美國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Stephen D. O'Connell則發現婦女保障名額也有促進女性教育的效果，更多女性參政會產生角色示範效果（Role Model Effect），這個效果提高了女孩的就學率，而且在愈貧窮的地區其效果愈大。
研究者也發現婦女保障名額在婚姻上產生了影響。澳洲阿得雷德大學（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Aditi Roy 的研究顯示，更多女性參政改善了女性的婚姻結果，她們嫁給教育水準更高的丈夫，而且跟丈夫的年齡差距更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