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專家說，美國當前應對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戰略是：減緩病毒傳播速度，盡量拉低病例的增長曲線，藉此為醫療系統贏得更多時間，同時也規劃移轉醫療供應鏈回美措施，並擴大海外抗疫合作。

強化防疫控制爭取時間

依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數據顯示，如果不採取有效的防疫控制措施，將爆發大規模病例，進而崩解現有醫療系統。若能壓低病例成長，可贏得更多準備時間。

如圖所示，第一條曲線（紅色）表現的是，若不採取預防措施可能出現的嚴峻情況，屆時，病例激增將使醫療系統無法負荷。第二條曲線（藍色）顯示，如果採取預防措施，將拉低病例數，而且分布時間較長，將可為醫療系統贏得更多時間。這也是現在世界各國應該尋求的目標。

美國醫學界認為，武漢肺炎感染者80%以上都是輕症，只要在家隔離一段時間就會自行痊癒，所以醫療資源要用在15%~20%的重症病人身上。而「曲線抗疫」戰略的第一步就是要增加測試力度，了解到底有多少人感染病毒。民眾如果得知自己感染，沒有重症癥狀時就能夠自主隔離，從而減緩病毒傳播速度，爭取抗疫布署時間。

目前被全球公認為防疫前段班的台灣，正是採取此一策略。由於台灣吸取了17年前SARS的慘痛教訓，未聽信北京隱匿疫情的謊言，提前展開防疫布署，透過自主隔離管理的宣導要求，以及民眾高度配合下，有效壓低了病例數，進而得以取得更充裕的防疫布署時間與資源，強化後續疫情可能擴大後所需的醫療體系負荷能量。透過「曲線抗疫」的模式，得以從容採取穩定口罩物資的全民分配運作機制以降低恐慌，並藉由可控案例完善整體醫療防疫措施，爭取大規模擴增口罩生產機台時間，從淨進口轉為每週有千萬片產能，加上集中資源與美國合作疫苗研發並獲致初步成果等，讓台灣至今為止都處於一個相較安全的環境。

美國公共衛生專家也曾提出這種「平緩增長曲線」的抗疫戰略。美國總統川普的高級衛生顧問福奇醫生也曾多次提到這個策略。

川普3月15日呼籲美國人民保持冷靜，不要驚慌失措、搶購物品。白宮高級衛生官員也宣布，美國將從3月下半月開始推出武漢肺炎檢測系統。政府將在全美各地設立流動檢測站，民眾坐在車裡就可檢測，完成病毒取樣。

醫療供應鏈轉移回美

另一方面，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3月16日表示，正在準備一份總統行政命令，將醫療供應鏈從海外轉移回美國。他表示：「美國在藥品、醫療用品和設備上非常依賴全球供應鏈。」「總統行政命令的目的是將所有醫療產品的供應鏈帶回家，不再需要擔心對外國的依賴。」目前美國70%先進藥品的成分來自國外。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導致對醫用口罩的需求增加，充分顯示了依靠外國供應鏈的挑戰性。議員們也對美國依賴國外供應鏈的現象表示擔憂，並提出一項議案，將撥款1億美元用於開發美國的藥品生產鏈。

美國正積極爭取研究病毒疫苗的德國公司CureVac，將研發工作轉移至美國，但遭德國政府阻止。CureVac正加緊開發疫苗，很可能成為全球最快投入治療的疫苗。

美台擴大防疫互惠合作

為了近一步擴大防疫物資來源與疫苗研究，美國也積極與全球防疫措施前段班台灣合作，並於3月18日由美國在台協會（AIT）與台灣外交部發表聯合防疫聲明，台美將進一步強化合作，包括快篩檢驗試劑研發、疫苗和藥品研究生產、追蹤接觸者科技技術，以及防疫醫療用品設備等，其中疫苗和快篩合作已陸續展開。

台灣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表示，有鑑於防疫屬於長期作戰，為確保台美防疫物資不匱乏，依據此一聲明，台灣近期將於口罩產能逐漸穩定後，每週提供美方10萬片口罩，同時，美方還特別為台灣保障30萬件僅有美國前杜邦公司能夠生產的防護衣原料，以充實台灣防疫物資，讓彼此在互惠原則下，擴大雙方的防疫能量。台灣防疫中心指出，3月上旬台灣的口罩產能已達每週1,100萬片，目前持續增加生產線，產能預計可增至每週1,300～1,500萬片。

然而，就在各國針對疫情焦頭爛額時，北京開始對病毒來源的說法進行栽贓漂白，誣指病毒源自美國。對此，美國國務卿蓬佩奧3月16日與中共高級外交官、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通電話，對中國試圖將疫情傳播歸咎於美國的做法表示「強烈反對」。

武漢肺炎（又稱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就在各國紛紛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時，微信、抖音則在中文圈宣傳中國大國抗疫成果，一些海外華人，特別是留學生以為回國避疫最安全。3月中旬起，中國各大國際機場擠滿了回國旅客，但他們則以親身經歷向世界大呼上當。

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國家？

日前，微信、抖音上瘋傳美化中國疫情的視頻，其中之一講述一個回中國的人坐著飛機，被北京政府照顧得無微不至，落地後到了豪華賓館，水、食物等一切送到面前，給人放心又舒適的感覺。另一則視頻是中國應用力量教育集團董事長陳藝夫高調宣稱，美國華盛頓飛往北京的機票已被炒到15萬元人民幣，但這筆錢能讓中國人「遠離疫情」，「帶到世界上現在最安全的國家，中國」。

就在一些人對此嗤之以鼻時，意外的是，以留學生為主的群體卻行動起來，紛紛組團購買天價機票回國避疫。據大陸某網路購票平臺顯示，近期歐美多個主要城市飛往北京、上海航線的票價大幅上漲。以英國倫敦飛往北京的航班為例，3月16日有5班需中轉的航班機票仍在售，票價從人民幣1.5萬至3.5萬元不等，全部為經濟艙，而過往購買往返機票均價在六千元（人民幣，下同）左右。巴黎飛北京航班，票價最低近1.5萬，最高達到4.7萬，去年同期票價最低僅為二千元。倫敦飛上海方面，3月17日有12班航班機票在售，票價最高6.1萬元。

除了普通飛機，貴價公務包機也很搶手。大陸網友發帖稱，海航集團旗下的金鹿公務航空有限公司推出從倫敦飛上海的包機航線，限量40張機票，每張售價18萬元。金鹿公務航空3月15日向《南方都市報》證實此事，並表示18日的航班預訂人數已超員。多家媒體稱，18萬元一張的機票被秒殺之後，如今更是推出百萬人民幣的天價機票。

遭不人道待遇 後悔回國

北京首都機場因此盛況空前，等待入關的旅客和全副武裝的隔離分流人員擠滿了機場的每一處空間。15日下午，北京市政府副祕書長陳蓓正式宣布，所有境外進京的人員，都必須要集中至隔離點觀察14天，費用自負，若是隱瞞病情，造成疫情傳播，將依法追究責任。按照目前北京市官方隔離點的費用，每天的住宿費用約為人民幣350元左右，每天的餐費100元，那麼14天的隔離期，大約就要花費人民幣6,489元。

然而，與先前微信、抖音美化的宣傳截然不同的是，回國「避疫」人員，正通過不同管道講述回國遭受的不人道待遇。有人從日本回國，落地上海第一天，在機場留觀處等了約12小時，被告知要隔離。視頻發布者說，是因為看抖音才決定回國的，「現在後悔了！」

有從英國和法國返回的中國留學生，在上海下飛機後被扣留在發熱病區兩天兩夜，坐在走廊上無法休息，沒有食物和水，餓了2天。有留學生在網上求助並告誡在國外的朋友「千萬別回國」。還有留學生回國後，在隔離間向員警要生活物資、要人權，被員警喝叱威脅。

有從泰國返回武漢的一家三口，回到蔡甸區被社區用垃圾車送到公廁一樣的隔離點，抱著孩子坐了一夜。一名女士發推文說，她被安排在一家破舊的酒店隔離，房間以前住的都是確診病人，被子都是病人用過的。她進來後看到床上有水果皮，地上很髒，有頭髮、藥丸等，房間看起來既沒有打掃衛生，也沒經過消毒。她感到害怕，很擔心自己住在這裡沒病都會被感染病毒。

官員子弟很少回國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北京律師披露說，這些回國的人流中，大部分是草根出身，當然比國內窮人來說好一點，回國的很少有中共紅二代、官二代。該律師表示，紅二代、官二代的地位比較高，眼界也比較開闊一些，他們知道國內的疫情很糟糕，所以這些人不可能或極少回來。這一次被忽悠回來的，是高學歷，有很好的工作，但這些人被洗腦、中毒很深，關鍵時刻還是會被共產黨騙。

就在北京當局宣傳抗疫成果時，多地正祕建外圍設有鐵絲網和電網的方艙醫院。分析認為，當局正在準備將復工後疫情二次爆發的責任轉嫁給歸國華人，藉此轉移隱瞞疫情造成的民怨。

時事評論員傑森博士說：「如果你生活中已經習慣了一天到晚看微信，你的消息來源只是微信的話，確實應該了解一下其他西方媒體和其他獨立中文媒體的報導。看一看不同的聲音，你會有不同的判斷、不同的考量。」對於此次被騙回國事件，中國人如能因此覺醒，突破微信圈、選擇真實資訊、遠離中共黨媒，或為不幸中之大幸。

隨著武漢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衝擊的顯現， 儘管中國一直努力復工，官方也強調第二季度經濟將會復甦，但專家普遍不看好，理由是攀高的失業率以及對疫情的持續憂慮將影響國內消費，而全球現在正因疫情所苦，則傷害中國出口乃至工業產出。

高盛集團最新發布的報告將中國2020年第一季經濟增速預估從此前的2.5%調降至「負9%」，對2020年全年度中國實際GDP增速的預測自5.5%下調至3%。報告認為，「儘管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可能推高增速，但如果在未來幾個月內無法在全球範圍內控制大流行，復甦或許會進一步延遲。」

報告指出，外需疲軟也將限制了中國經濟第二季的復甦，而在全球經濟疲軟的背景下，預計三季之前，實際GDP都不會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成長趨勢。

中國國家統計局3月1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至2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減13.5%；2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6.2%；中國1至2月零售總額年減20.5%，固定資產投資更是比去年同期下降24.5%。經濟研究諮詢公司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表示，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受創程度比預期更深。儘管中國1、2月經濟數據已經不佳，瑞銀（UBS）亞太資產配置主管蘇安純（Adrian Zuercher）還形容這是「絕對空前的時刻，但3月可能更糟」。

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也表示，中國首季GDP將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在我們看來，唯一的問題恐怕是衰退的情況究竟會有多糟。」

澳洲麥格理銀行（Macquarie Group Limited）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則認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中國第一季度GDP將較去年同期衰退6%，胡偉俊表示，中國上一次出現經濟衰退是在1976年，「很明顯地，當前的情勢幾乎是過去50年來最糟的時候。」

美聯社稱，中國的經濟數據比經濟學家預期的更為糟糕。美聯社引用荷蘭國際集團（ING）經濟學家彭藹嬈（Iris Pang）的話說：「這還不是惡夢的終結。要小心！」

武漢肺炎近期迎來重大「拐點」時刻。不過，此拐點非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此前「欽定」於4月的疫情消失之拐點，而是黨媒火力打造的疫情轉向之拐點——以猛烈勢頭從國內「轉向」海外，禍亂全球。

雖然歌頌習近平防疫戰功的《大國戰疫》一書已經下架，但畢竟牛皮吹破天，總要有個戰果才好交待。長於製造病毒的中共，人工合成一個拐點出來卻更顯駕輕就熟。於是，先由已然淪為中共海外黨支部的世衛組織宣稱，2月26日疫情出現拐點，即中國境外確診感染病例數字首度超過中國國內。

中共官媒造勢反守為攻

雖然世衛用中共造假數據與他國疫情數據比較毫無意義，但在中國國內卻大有用場，有了世字一號的背書，大小官媒群起鼓噪，將報導重點轉移海外，一方面大力報導海外疫情如何嚴重，一方面對國內疫情按住不報，於是中國疫情就這麼降溫了，武漢肺炎就如此拐點了。

於中共而言，疫情雖未消失，拐點意義重大。其一就在緩解危機轉移視線：之前倍受輿論譴責的中共，終於可以鬆口氣，全世界都後院起火，哪裡來的功夫再緊盯中共。

其二則是趁火打劫名利雙收。官媒報導著力打造中共解救世界的新形象，諸如「派出醫療專家組支援伊朗」、「浙江產神藥出口義大利療效顯著」。且不論在中國疫區醫療系統幾近崩潰的情況有無能力對外支援，只說所謂「浙江神藥」，正是先前美國人無償送來，卻被中共拿去搶註專利的瑞德西韋，何況此藥的臨床實驗還未結束，何時輪到中國人服用更是遙遙無期，卻已先行生產並遠銷義大利。而中共極力將自己打造成為全球抗疫領跑人的同時，更是名利雙收。

其三則是反守為攻甩鍋美帝：自武漢肺炎失控以來，中共內部一直上演推委責任的甩鍋大戲。現在，疫情傳播全球，中共索性將甩鍋大戲與反美大業合二為一，先由鍾南山發表「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不一定發源在中國」的怪論，進行輿論鋪墊。之後，由新任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出病毒系由美軍帶到武漢的驚悚推文，此文一出，盡顯趙家底線無極限，趙姓發言人果然不白姓趙（造謠）！

▲武漢肺炎疫病波及全球，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Adobe Stock

全球抗疫的另一種思考

事實上，看清中共劣跡之後，中國乃至全世界民眾如何抵抗疫情，才是亟需探討的問題。全球抗疫方式，主要以減少接觸機會以及重視環境消毒兩類為主。除此之外是否還有良方？

隨著武漢肺炎向世界各地蔓延，按中國儒家思想或傳統中醫理念，世界範圍的疫情是由邪氣所致。這個邪氣之源又是甚麼？換言之，人們要如何從根本上抵禦疫病？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就全球疫情之近況做一小結。武漢肺炎在全球肆虐，已攻陷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疫情最嚴重的，除中國外，則為義大利、韓國，伊朗。相反，防疫情況最理想的，要算台灣與香港。

縱觀全球疫情，眼光敏銳的觀察人士發現了一個規律，即如台灣立委王定宇受訪時所說：「武漢肺炎爆發後，更突顯與中共走的越近的國家越倒楣。」對照各個疫區，發現情況的確如此。韓國方面，文在寅政府較以往韓國政府政治風格更顯親共。特別是在薩德飛彈部署上的反覆態度，突顯文在寅政府在中共壓力下，對北韓態度也更為軟弱。再看伊朗，眾所周知，中共因向伊朗提供核武器技術，進行軍火交易，從伊朗進口石油等，成為美國對伊制裁的最大障礙。至於義大利，則是G7成員國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與中共發展「一帶一路」的國家。

誠然，關於「越是親共的國家疫情越重的說法」，不少報導在提出這樣的觀點時，是基於傳播途徑或某種人為因素而言。如韓國疫情的出現是未能及時切斷與中國的出入境往來。伊朗疫情的源頭被追溯至聖城庫姆，那裡有眾多中國支持的基礎建設，這些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被指為病毒傳播源。至於義大利，其生產重鎮普拉托是世界諸多著名品牌的加工地，而當地諸多工廠老闆員工都是溫州人，以至所謂「義大利製造」，實則為「中國加工」。普拉托鎮上的溫州人被認為是將病毒帶入義大利的人。

所以，有人說這場疫病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但是，換一個角度看，所謂天災與人禍的界定真的存在嗎？其實，物質層面的任何表現，其實都是與精神層面的狀態有著深層關聯的，甚至可以說，是精神層面的相應狀態，決定了物質層面的各種表現，這其中也包括了所謂的人為因素。

《後漢書》中有句話：「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意思是說，物質層面出現的妖孽、人禍、疾病、災難、祥瑞都是精神層面的氣所導致的。所以這場世界範圍的疫情，按中國古人的觀點看，其種種人為因素或人禍表現的背後，與中共這樣一個禍亂天下的邪靈走得太近，以至精神層面上正氣不彰，邪氣侵體，才是物質層面上疫情迅速傳播及惡化的根本原因。換言之，誰在精神層面上與中共邪靈更近，誰在物質層面上被武漢肺炎感染的機率就更多，自身的免疫力也相應更弱。

遠離疫情的正面示範

誠然，如果從物質層面的人為因素來看，台灣與香港都採取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措施來防止疫情傳入。特別是台灣，此次抗疫成果全球獲讚不再贅述，但從精神層面上看，防疫成功的台灣、香港都有著與中共保持距離的特點。

在香港，雖然林鄭港府完全是中共傀儡，但在反送中運動中，廣大香港民眾因早已看清中共之邪惡而在心中做了選擇，並落實於行動上，打出「天滅中共」的旗幟。而在台灣，雖然相當數量的台媒被中共染成紅媒，但在台灣大選過程中的反中共滲透聲浪中，台灣的民意已經做了遠離中共的選擇。

可以說，遠離中共邪靈是台灣人與香港人在精神層面、意識形態層面上的選擇，所以在物質層面上亦呈現出相應狀態，那就是在這場無孔不入的疫情之下，台灣、香港如得天佑，成功防疫。

此外，美國總統川普近來的一項防疫大招，或從側面印證了精神對物質的決定作用。這就是將3月15日宣布為祈禱日，號召美國民眾在疫情之下向神虔誠祈禱。川普在他的推文中說美國「是一個在不同的時期向神尋求保護和力量的國家」。在世界進入5G時代的今天，在崇尚健康飲食、熱衷太空計畫的川普看來，科學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與由傳統信仰、神學思想、傳統價值觀等構成的精神領域並無衝突。相反，科學可以不斷發展，汰舊更新，而精神層面上的傳統價值觀、對神的信仰、道德觀念、意識形態等等內容，卻是永恆不變，不能背棄的。

面對這場疫情，無論是在既無疫苗、亦無專治藥的當下，還是在疫苗成功開發、專治藥世界普及的將來，我們都要標本兼治才能根本有效。遠離中共，方能邪亂不生。

武漢肺炎肆虐中國，像一把大關刀，重重地向中共統治政權砍下去，使中國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中共可以用美麗數字對外掩飾真實的死傷人數，可以用激烈的手段控制人民言行，但卻無法抹滅對老百姓造成的傷害，一步步斬斷自身的統治根基。

而當疫情蔓延全球之際，美國總統川普連日稱病毒為「中國病毒」。《華盛頓郵報》則在3月19日刊登了一篇題為〈不要因冠狀病毒指責中國──應該怪中國共產黨〉（Don't blame "China" for the coronavirus — bla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英文評論，專欄作家喬西‧羅金（Josh Rogin）在文章中表示，中國人民也是這次事件受害者，應該稱之為「中共病毒」（CCP virus）更準確，「而且這樣只會冒犯到那些罪有應得的人」。

隨著疫情擴散，中國近期已產生了五種類型的「斷裂」現象箭指中共，值得觀察與深思：

熔斷

在金融方面，美國股市在3月的兩週內碰到三次熔斷，而中國股市也遇到黑色星期一。3月16日，中國三大股（上海、深圳、創業板）股票指數爆跌，其中，暫時無法在主板上市的第二股票市場──創業板股票跌最深，其中的科技股更是全面崩盤。香港宏高證券負責人梁傑文在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表示，中國股市雖然與美國股市相比跌幅較小，但未來受到歐美股市的骨牌效應影響，加上國際需求下降，中國出口將變得困難，預計在未來4、5月會出現「補跌」，屆時可能跌得比美國「更加急、更加快」。

中國大量資金也持續淨流出，肺炎疫情風險也使得更多投資人撤離風險資產，轉向安全資產避險。中共央行數據顯示，外匯儲備連增兩個月後轉為下降，2月底外匯儲備較上月下降87.79億美元，減至3.1067兆美元，顯示外資持續流出中國。

▲2020年3月18日湖北省武漢市的隔離居民正在領取配發的豬肉。Getty Images

斷鏈

在產業方面，中國先前因為中國各地封城關係，各家工廠停工、停產、停止出貨，導致全球產業鏈面臨斷鏈與重組的壓力。近來，中國境內工廠已陸續復工，中共國家發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孟瑋3月17日表示，中國除了湖北省外，大部分省市復工率均超過九成。以中國汽車工業為例，據《證券日報》消息指出，汽車業在3月中已就復工九成、員工返崗率七成、復產率有四成。

但《財訊》3月18日報導指出，中央聯合檢查組是以「發電量」來檢核復工率，即發電率等同於復工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地方政府為了「達標」，要求民間企業復工，只好機器全開、燈全開，出現工廠「空轉」的怪現象。換言之，復工不見得復產，復產也不見得回到全產能狀態，也得隨時擔心武漢病毒人傳人，讓疫情復發，使得工廠再度陷入停擺。

基於中國受疫情影響停工停產，以及海外市場疲軟，瑞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3月初發布最新報告，將原本今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從4.8%大幅下修至1.5%。《彭博社》更進一步指出，即使中國開始穩定復工復產，全球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中國海外市場需求下滑，出口訂單及進口供應減少，物流運輸困難，資金周轉不易，中國中小企業可能將難以撐過3、4月，恐怕得面臨全球產業鏈持續斷裂狀態。

斷糧

中國糧食也面臨很大挑戰，一方面中國民眾因武漢肺炎恐慌購物、搶購物資，同時非洲豬瘟和禽流感的威脅也還沒結束，近來又有秋行軍蟲和蝗蟲侵襲，導致肉價等民生消費高漲。如果這些危害沒有得到適當排除，恐爆發更嚴重糧荒。

3月初，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到武漢市青山區以及江漢區視察社區疫情防控，中國央視播出物資充足的畫面，蔬菜、米都不缺。沒想到影片背景卻傳來民眾高喊：「假的，全是假的！」戳破了中共的謊言。武漢肺炎不僅使民眾瘋狂搶糧食、搶物資，也使得物流運輸變得困難，許多豬肉品、牛肉品停頓在港口無法及時運送。

非洲豬瘟疫情也未停歇，《紐約時報》報導中國某戶人家從事養豬的慘狀，該養豬戶表示，今年一樣養不出豬來，因為豬隻在去年全死了，根本就沒法做生意。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2月，豬肉價格比去年同期飆升了135.2%，漲幅創下歷史新高。同時，在湖南和四川境內禽流感又出來作亂，迫使當局在肉價不斷攀升的情況下，又撲殺了2萬多隻家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國農業農村部月初已證實，去年入侵中國的秋行軍蟲，已在雲南、廣東、廣西、福建、四川、貴州、江西、海南等8省出現成蟲，並可能繼續隨西南氣流飛往長江流域。同時，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3月初發出緊急通知，表示沙漠蝗蟲將進入雲南、新疆、西藏，並警告蝗災可能延燒到6月。兩大群外來昆蟲過境中國西部及華南地區，將對中國水稻、玉米、甘蔗等主要糧食及經濟作物造成嚴重危害。

斷網

在資訊方面，中共加大力度封鎖消息。除了武漢封城後，中國部分區域出現斷絕網際網路及斷電外，中共國家網際網路資訊辦公室去年底頒布的《網路資訊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已經於3月1日起施行。新法規對網路言論採取更嚴格規範，對疫情真相進行全面封殺。據《紐約時報》報導，為了封鎖真相，公安甚至會破門而入，親自去逮捕在網路上「提出問題的人」。

在一片「中國好聲音」的和諧表面下，中國人民自主自救，不斷發布真實消息，與官方「貓捉老鼠」地做對抗。在「吹哨人」李文亮醫師過世後，中國《人物》雜誌3月在網上發布「發哨子的人」，該雜誌採訪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的感受與經歷，並揭露中共當局對疫情的隱瞞和壓制。即使該文隨即遭刪除，但在中國網友的接力下，「發哨子的人」以不同的字體版本不斷「復活」，包括用中國傳統書法、表情符號、摩斯密碼，甚至「火星文」等富有創意的方式重構了對艾芬的報導，並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反覆進行轉載，躲避網路員警的審查。

斷共

在民心方面，越來越多民眾發現中共根本就是謊言治國，罔顧老百姓死活。他們在了解武漢肺炎真相中，清醒過來，毅然決然退出共產黨，截至今年3月已經累計有3.5億的中國民眾退出中共黨、共青團及少先隊。

來自上海、化名「陳清醒」的民眾在退黨網站上發文說，他當中共黨員快20年，屢受共產黨的迫害，抄家、三反、五反等都有份，看過中共多少醜事劣徑。而「今年武漢疫情期間中共的所有醜惡嘴臉一覽無餘，讓人髮指！我忍無可忍」。陳清醒隨即聲明退黨，斬斷與中共的一切牽連。

中國發生如此嚴重的瘟疫，大批民眾性命危在旦夕，官方卻仍極力掩蓋與粉飾太平，已經到了天理難容、人神共憤的地步。而世界上武漢肺炎嚴重的地方，也都是與中共關係密切，或聽信WHO謊言的國家。美國學術期刊《外交政策》一篇題為〈對中國警惕使台灣成為防疫典範〉（Fear of China Made Taiwan a Coronavirus Success Story）的文章，表明了「不相信共產黨」才是台灣此次防疫成功的關鍵原因。

多行不義必自斃。中國民眾往年不斷被中共洗腦「厲害了我的國」，經武漢肺炎一刀，熔斷、斷鏈、斷糧、斷網、斷共，這「五斷」使中共統治神話破滅，中共統治根基遭斬。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中國人民唯有真正認清並正視共產毒瘤對中國的傷害，才能真正享受自由、安全與財富。

今年是「五月花號」（Mayflower）抵達美洲400週年。1620年這船英國移民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對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今天美國應對疫情災禍，400年前這條船已預示，美國將再次戰勝危機、領銜世界！

為甚麼「五月花號」對美國這麼重要？因它帶來的三樣東西奠定了美國的根基和方向：一、聖經和基督教文明（保守主義）；二、個人發財致富的拼搏冒險精神（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法治和選舉（憲政民主）。

之前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一條船、一群人懷著這樣的使命，要在一塊人煙稀少的廣袤土地上建立一個神的國度，把信仰、道德、正義等放在第一位。「五月花號」上41個成人男性簽署的公約，代表著後來被《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中國大陸譯為《論美國的民主》）作者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首先說的「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開始就從思想和精神層面要建立一個不同於歐洲及其他地方的嶄新家園。

在那裡建立神的國度

「五月花號」船上乘客本身就是「例外的」，他們被稱為「新教徒」（清教徒）。他們認為歐洲以天主教為主的基督教已經腐敗，而他們要追隨《聖經》的精髓，到北美「朝聖」。而且當時就決定，這不是旅行一次返回的朝聖，而是永久生活在那裡，永遠的朝聖，在那裡建立神的國度。對於那些背叛了基督教原則的歐洲人來說，這些新教徒就是「例外的」。由例外者建立例外的國家，建立獨一無二的美國。

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提出人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私有財產權。這被視為現代民主的奠基。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起草《美國獨立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時幾乎把它照搬。洛克的政府契約思想從哪裡來的？就是最早得益於五月花契約的啟迪。當代英國歷史學家保羅．詹森（Paul Johnson）在他的巨著《美國人民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中說：「五月花號契約不同尋常的特殊之處是，訂立契約的各方，不是僕人與主人，也不是人民與國王，而是一群志趣相投的個人，他們結伴去美洲，發誓要創造一種完全不同的集體人格。」

這種獨特的「集體人格」從美國初始建立直到今天都起到關鍵性作用。按說，那些源源不斷湧入的移民，幾乎都帶著夢想和激情來跑馬占荒、發財致富。如果沒有「五月花號」的信仰標尺制約，沒有精神層面的平衡，那會是怎樣一場占山為王、弱肉強食的爭奪之戰啊！人性的貪婪、自私、占有欲等，會導致一片血肉搏殺。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德國學者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評論說，是五月花號新移民帶來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競爭相平衡，才建立了一個有強大道德感的強盛美國。韋伯認為，這兩者缺一不可。

▲美國人的冒險精神、樂觀主義、發財致富意識等，從「五月花號」移民中就開始體現。Getty Images

美國開拓者以創造財富為榮

美國人的冒險精神、樂觀主義、發財致富意識等，從這船最早的「五月花號」移民中就開始體現。那條船上帶來的不僅有《聖經》，還有凱撒（Julius Caesar）的《高盧戰記》（Gallic War）等書籍。耶穌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但在「五月花號」上兩者都有。凱撒的《高盧戰記》代表著要像戰爭那樣征服北美的不毛荒野。新教徒們不是純精神主義，而是同時信奉和追求個人自我奮鬥、發財致富。船上運來的不僅有床、桌椅，還有狗、山羊、綿羊、家禽，香料、燕麥、乾魚、乾肉、蘿蔔等等。有個教徒帶了126雙鞋和113雙靴子。乘客中有木匠、細工匠、鐵匠等等；情景很像是《聖經》中的諾亞方舟。

美國的創業者不拒絕金錢，反而以創造財富為榮。美國歷史學家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其《紐約時報》暢銷榜新書《開拓者：把美國理想帶入西部的拓荒英雄的故事》（The Pioneers）中描述，當初從美國東部去俄亥俄開拓的第一批48個美國人，領頭的就是牧師，他們去那裡開發，也要發財致富，因每個拓荒者可獲最少8英畝土地。組織開拓公司的這位領頭牧師投資的股份可分到土地4,692英畝。有這種可以「淘金」的吸引力，才有大量移民的湧入。最早抵達俄亥俄時不到50人，短短28年後，那裡就有了50萬人口，那是幾百年前的廣袤荒蕪的美國！

保羅．詹森他的書中感歎，在「五月花號」抵達美洲310年後（1930年），「美國僅占世界人口和土地面積的6%，卻在出產著全世界70%的石油、將近50%的銅、38%的石墨、各占42%的鋅和煤、46%的鐵，此外還有54%的棉花和62%的玉米。」

政府基於「被管理者」同意而成立

新教徒給北美大陸帶來的不僅是宗教信仰、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精神，更有法治和選舉制度（後來形成美國的憲法政治）。《五月花號公約》確立了這樣偉大的原則（那是400年前啊）：政府是基於「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將以法治國。英國思想家洛克17世紀提出的「政府權威只能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社會契約論，對近代民主政治影響巨大，其來源就可能是《五月花號公約》。

「五月花號」移民和後來者都選擇了自治和法治。就像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1931年到美國考察時看到的，美國沒有歐洲那種王公貴族的森嚴等級，美國人最強調平等，因為有法治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開拓者》（The Pioneers）中描述說，當時北美殖民地沒有專業司法人員，連拓荒區的法官也是義務的，很多是農民，上午種田，下午作為法官去判案；陪審團也同樣由平民組成，他們憑常識、常理判案，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今天。詹森在《美國人民的歷史》中說：「在馬里蘭創建40年之後，總督們總是抱怨，許多被選為法官或縣治安官的人甚至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但新移民們「尊重法律，一般也都遵守法律。但前提是，他們必須自己制定法律。」

當時雖然名義上北美是英國的殖民地，當地有英王認可的總督，但天高皇帝遠，英國基本上不怎麼管理，這被史家稱為「有益的疏忽」。殖民地的總督基本都是率船來北美的牧師。牧師不由武力產生，而是信徒信任的結果。北美人民實行的自治，實際上是一種代議制政府，由每個小鄉鎮派出代表選舉總督。

1630年率船隊來北美的英國清教徒船長約翰．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是麻塞諸塞海灣殖民地首任總督，但當了四年後被當地民眾罷免了（副總督接任），那個時候的美國人就實現了「人民做主」。詹森說，「它的實現，不是憑藉武器的力量，而是依靠辯論和演說，所依據的是法治。」法治的背後還有教育——在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稱帝、清朝正式建立的1636那年，美國建立了哈佛大學（由牧師哈佛創立）。在中國建立強大封建王朝時，美國在建立偉大的大學，中美的不同歷史之路，在這裡就可分野。

▲約翰．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是1630年率船隊來北美的英國清教徒船長，被歷史學家譽為「第一位偉大的美國人」。Getty Images

「山上閃亮的城」引導人類

新教倫理、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競爭、法治和民選，再加上興旺的報紙等新聞言論自由，使美國迅速成為「山上閃亮的城」，吸引了全世界的移民。1700年，美洲大陸的產值只有英國總產值的5%；而到美國獨立前一年的1775年已經是英國的五分之二。隨後每十年的擴張速度大約都在40%左右。當時美國一個普通家庭擁有的土地很少低於60英畝，經常超過100英畝。對歐洲人來說這就是富人了。美國獨立之前，人們的生活水準就遠超過歐洲：男性每年要吃掉200多磅肉，高蛋白食物使他們長得要比英國同齡人高出兩英寸以上。1746年《倫敦雜誌》的一位撰稿人認為，美國人「享受的生活讓各國的王公貴族和市民們豔羨不已。」

前面提到的約翰．溫思羅普被歷史學家譽為「第一位偉大的美國人」，他在1630年率船來北美時就確立了建立「神的國度」（山巔之城）的全球意義：「將像一座山上的城一樣，所有人的眼睛都會看著我們。」為世界提供樣板，引導人類前程。

保羅．詹森說，他寫這本《美國人民的歷史》，就是要研究探討：「五月花號」所代表的那種「完美社會的理想主義、利他主義」與「人的利欲和野心」（詹森認為「沒有這些，一個生氣蓬勃的社會根本不可能建立」）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他的1,088頁英文巨著結論是肯定的：「美國的獨特歷史產生了這個世界上最非凡的民族。我愛他們，向他們致敬。」他認為美國「設計的是一個將成為全世界典範的共和國。」400年後的今天，美國成為全球公認的經濟、軍事唯一超強，尤其是自由世界的領袖！

台灣從疫情剛發芽的1月份開始，台灣政府與民間都處在草木皆兵的狀態，政府的防疫團隊也是採取滴水不漏的防疫策略。

但3月份歐美疫情開始惡化時，我們卻觀察到很多國家似乎對武漢病毒不那麼緊張，防疫工作緩慢而且相對鬆散。這些政府的警覺心也不夠，多半都是等到社區感染發生了之後才開始積極防疫。

為甚麼這次台灣人警覺心這麼強？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對中共的不信任。另一種說法認為台灣人比較怕死，一點風吹草動就神經緊繃。從經濟學的觀念來講，就是台灣人比較「風險趨避」（risk-averse），為了降低風險願意付出比較高的代價。

但是，為甚麼台灣人比較風險趨避？這是民族特性還是環境因素使然？

被嚇大的台灣人？

經濟學有一個「背景風險理論」（background risks theory）。由於資訊有限或者各種不確定性，任何一個人在做決策時往往都需要承擔各種風險。風險可以分為內生與外生兩種。外生風險是那些個人無法控制的風險，例如天災；內生風險則是個人可以調節的風險，例如投資組合。

背景風險理論認為，當一個人面對的外生風險提高時，他會降低內生風險來因應，因此就表現得比較風險趨避。

跟一般的承平國家不同，台灣人長期受到中共的文攻武嚇，以及各種滲透、分化、統戰等威脅，等於全民都承擔著一個巨大的外生風險。2019年台灣人經歷了亡國感破表的一年，就是這個外生風險的體現。

所以台灣人不是天生就怕死，很可能是因為台灣長久以來面對中共這個外在風險，所以對其他風險比較在意，因而會採取行動降低可以掌握的風險。

▲亞洲四小龍地理位置都接近中國，也都跟中國有密切的經貿往來，其中台灣目前的防疫表現是最傑出的。Getty Images

台灣防疫的績效如何？

另外一個最近常被討論的問題是台灣政府防疫工作的績效。雖然可能多數人都覺得台灣算是當前防疫的模範生，但也有很多人持不同觀點。例如沈富雄就在臉書上主張：「台灣防疫成績亮麗，不過其他華人集結的地區如香港、澳門、新加坡也沒有大流行，而且他們並沒有大動干戈。」

沈富雄的意思應該是說：台灣的防疫成績很好，但付出的成本太大，還不如星港等地有效率。

台灣人常常會評估政治人物的「政績」，覺得某某市長做得好、某某委員表現差。但大多數這些評價常常都是意識形態的反應，例如多半藍營的支持者覺得馬英九的政績好，蔡英文則很差；綠營支持者則相反。

任何的評價都需要一個比較的基準（benchmark），基準不同，評價的結果就會不同。例如你將某個女性的外表跟林志玲比，應該很難比，但如果將基準換成如花，評價會完全不同。

教授的實驗

然而，好的比較基準應該如何選擇呢？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來選擇這樣的比較基準，以致於我們不會總陷於主觀上的爭辯？

哈佛大學教授Gary King曾經用了一個「麥片粥」的實驗對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他問學生：「大家早餐吃的麥片粥裡面的鐵質，跟一根鐵釘裡的鐵質是否一樣？」許多學生覺得「不一樣」，但也有很多人「不太肯定」。

他於是打開一包「營養成分表」上面標示含有鐵質的麥片粥，給每位學生發一撮，然後叫學生磨碎。之後給每位學生發一片磁鐵，讓大家試試看能不能從磨碎的麥片粥吸上甚麼東西。結果每個人的磁鐵都吸上了一些碎屑，大家於是都認為麥片粥裡的鐵質跟一般的鐵無異。

但實驗還沒有結束，事實上重點才要開始。教授接著問學生：「你們怎麼能確定那些被吸起的碎屑是鐵呢？也許是其他物質，或者是靜電造成的附著也說不定？」問題一出，學生愕然。

為了提供解答，教授拿出了一包同廠牌做的麥片粥，這款營養成分跟第一包完全一樣，但是不含鐵質。教授將這第二包也分給同學磨碎，然後用磁鐵測試，結果甚麼都吸不上來。

控制組很重要

第一包跟第二包麥片粥分別是「實驗組」與「控制組」。一個好的控制組應該跟實驗組完全一樣，除了那個我們想要評價的因素（鐵質）之外。

現在回到防疫這個問題上來，要評價台灣的防疫表現，必須要有一個控制組。然而，像麥片粥那樣的理想控制組是不存在的，退而求其次應該是找跟台灣「接近的」國家。一個次佳的選擇是亞洲四小龍，因為地理位置都接近中國，都跟中國有密切經貿往來，而且所得水準沒有相差太遠。

截至3月21日下午，台灣確診153個病例，香港273，新加坡385，南韓8,799。既使不考慮人口比例，台灣目前的表現都是最傑出的。

至於防疫成本，這很難估算，但台灣直到目前沒有關閉學校、沒有關閉工廠、也沒有封城，這些措施目前已經廣泛在歐美實施，並對經濟造成巨大的傷害。

中國外交部在3月18日凌晨宣布，要求《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等5家美國媒體駐中國分社向中方申報在中國境內所有人員及資產，同時要求紐時、華日、華郵等3大報年底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10天內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於包括港、澳在內的中國境內繼續採訪工作。

這是中國對美國國務院3月2日宣布，將對《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和《人民日報》在美代理機構美國海天發展公司等被列為「外國使團」的中國官方媒體實施人員限額，現160名中國籍員工，需在3月中旬前減至100名；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希望此舉能促使北京以更為公平與對等的方式，對待駐中國的美國及他國記者。

而美國這個行動又是對《華爾街日報》2月3日刊登由美國智庫「哈德森研究所」研究員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寫的一篇名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文章，因而中國下令驅逐該報3名記者的回應。

波及香港的中美媒體戰爭

所以這個相互驅逐的「媒體戰爭」是中共發動的，而且中國的手段更為激烈：第一、美國僅是限縮中國籍成員數量，中國則是全部驅逐；第二、中國5家全是姓黨的官媒，而美國的5家僅有《美國之音》是政府資助的，其他報刊罵川普一樣不假辭色。可見中國是借題發揮而已。也因為是借題發揮，要把事件搞大，因此這5家美國媒體被禁止在中國採訪，竟然特別註明包括香港與澳門。

在這以前，香港因為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處理相關涉外事務時，是把香港與中國內地分開的，否則怎麼叫做「特別行政區」呢？例如驅逐外國人，他們得以在香港落腳；即使中美關係緊張，美國軍艦還可以到香港訪問，在香港停泊，當然後來也有不准的時候。總之，香港越來越不「特別」了，因為中國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取消「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

這次驅逐事件特別把香港包括在內，還因為事件本身涉及中國最敏感的兩根神經，這兩根神經又是與中共能否維持它的的性命息息相關！

第一條神經是中美關係。美中貿易戰已經使習近平對美國恨得癢癢的，也是美國阻擋了習近平的侵略擴張道路；反送中運動也促使美中關係的緊張。這次武漢肺炎，中國為轉移視線把源頭賴給美國，卻遭到強烈反擊雙方更進入緊張狀態。本文就暫時不論了。

第二條神經是媒體。中共靠槍桿子與筆桿子打天下、保天下，一言堂是它的圭臬。文革以後號稱的改革開放，為了吸引外資挽救瀕臨破產的經濟，才在言論方面稍微放鬆，允許外國記媒體駐點。然而驅逐外國記者事件從來沒有斷過，只是規模沒有這次那樣大而已。

而中國駐外記者大部分兼做間諜，1999年北約軍機夜裡「誤炸」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的中國大使館時，3名中國記者為此犧牲。中國大使館官員沒有死，卻死了3名記者，那3名記者在大使館裡面幹嘛？所以美國把中國官媒列為「外國使團」其來有自。現在美國大砍中國隱祕間諜的人數，中國當然不爽。

中共黑手嚴控香港

香港是全球，尤其是亞洲的資訊中心，香港的新聞自由在九七以前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有關中國方面的訊息，因此北京一直列為心腹大患。例如銅鑼灣書店事件事關習近平的緋聞，雖然在中共眼裡，這些鳥事只屬「小節」，然而卻不惜動用強力部門綁架香港人，並在泰國綁架瑞典籍的桂民海，最近還判處10年徒刑，可見習近平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多麼的不安，簡直就是眼中釘、肉中刺！所以還要通過送中法例，徹底監控香港的言論。

2月28日凌晨7時許，4輛7人座警車突然停在位於香港何文田嘉道理道上的黎智英住宅外，8名戴口罩「防疫」的警員狂按門鈴，喝令要找黎智英。約10分鐘後，穿著T恤與運動長褲的黎智英親自應門，向警員表示因正進行晨間運動需淋浴，經過約5分鐘整頓後，黎在手持攝影機全程記錄的警員監控下走上警車，前往警署配合辦案。據了解警方這次行動是與黎智英被控2017年6月恐嚇傳媒記者、去（2019）年8月31日在反修例遊行中參與非法集結有關。

8月31日的遊行有上千上萬人，為何挑中黎智英？主要目的，當然是因為他創辦的壹傳媒有國際知名度，反共立場堅決，在香港與台灣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文字與網路媒體，尤其是在香港。去年黎智英還硬要到美國與美國政要接觸，反應香港反送中情況。這明顯是在打壓新聞自由，但是為了掩飾，同時「陪捉」了前民主黨主席楊森、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至於設計千年6月的恐嚇傳媒記者，更是欲蓋彌彰，近三年前的事情，為何早不處理，晚不處理？顯然是為了「拉一派，打一派」，分化香港媒體共同捍衛新聞自由的努力。而選擇這個時候對黎智英動手，當然也是全港全球都在關注武漢肺炎，可以免除社會的大反彈。

中共打壓香港媒體的黑手不止伸向黎智英。3月18日，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與其徒弟、同系名譽助理教授龍振邦在香港《明報》聯名撰文，以〈大流行緣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為題，文中首先針對本次病毒名稱直言，俗名是約定俗成，清楚明白便可，並指「民間及國際媒體則稱之為武漢冠狀病毒或武漢肺炎，直接簡單」。該文也探究此次疫情病毒的來源，除分析目前探究病毒宿主的說法，對於網傳病毒源自美國之說則痛批「毫無實證，自欺欺人」，並呼籲外界勿再亂傳，以免貽笑大方。

顯然，這些「親美」的實事求是的立場得罪了中國。因此當晚報館宣稱作者將文章「撤回」，並向公眾表示歉意。這時候袁國勇再次表達他的愛國立場。顯然，他受到「不愛國」的指責而政治不正確。這就明白中國把政治凌駕在專業之上。所以隱瞞疫情，無賴美國等等，在這個流氓國家算得了甚麼？

需要記住，這些事情都發生在駱惠寧出任中聯辦主任，夏寶龍出任港澳辦主任之後。所謂新人事，執行的是更加左傾冒險的路線。

武漢肺炎流播全球禍起中國，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情，但中國自2月27日由鍾南山放話「病毒不一定來自中國」之後，就一直將矛頭指向美國，直到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公開造謠，說病毒是美國軍人在2019年10月參加武漢世界軍人運動會時帶去中國的，釀成中美外交衝突。川普總統憤怒之下，將武漢肺炎直呼為「中國病毒」，中美之間交惡程度為中美建交以來前所未有。

香港病毒學家袁國勇遞來一架梯子讓中國下台，隱含的意思是不要盡顯流氓嘴臉，貽笑大方，但北京絲毫不理會袁的清心直言，以打壓作為回報。

袁國勇文章好意相勸

袁國勇與他的學生龍振邦在〈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一文中，談了幾點：

一、病毒產生自中國，與中國人偏愛吃野生動物的陋習有關，17年前SARS流行的教訓全被中國人忘記了。

二、最近中國與海外關於武漢肺炎的名稱屢起爭執，袁國勇建議不再為此爭執不休，民間可用武漢肺炎，易懂易記；官方學術討論用COVID-19。

三、文章直言有傳聞說病毒源自美國之說是「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以免貽笑大方」——這實際上是批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3月12日發表的推文，趙在推文中指責美國隱瞞疫情真相，公開稱美國軍人去年10月來武漢參加軍運會時把病毒帶到中國武漢，宣稱「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趙立堅作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居然將一個帶有陰謀論的猜測說法做為官方說法推出，讓外界大吃一驚。世界公認，外交是國與國之間斡旋、解決爭端的手段，而不是挑釁，趙立堅的發言無疑是對美國的挑釁。

袁國勇進一步指出，基因排序顯示新冠病毒的S蛋白受體與穿山甲冠狀病毒株相似度高達90%，雖然不肯定穿山甲是中間宿主，但可能傳給了蝙蝠冠狀病毒株，基因洗牌形成新病毒。

袁國勇的文章，只要思維正常的人，就會明白香港知識界對該文的評論非常恰當，完全是「清心直言」，為中國設想。中國是疫情發源之地，現在武漢肺炎已經傳播至世界160餘國，各國為了抗疫忙得焦頭爛額，而中國趁機宣傳自己的制度優勢，並試圖改寫疫情傳播史，嫁禍於美國，這種栽贓方式，在中國看來，是自己掌握了敘事的主動權；但在國際社會看來，則是無恥與耍賴。中美關係緊張之際，袁國勇師生寫此文，說明他對中國政府的無賴實在看不下去。撤回文章當然不是他本意，而是受壓所致。

北京連袁、龍師生二人這麼客觀的勸說都不願接受，只能說自信心膨脹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對現在中國的國際處境完全做了誤判。

▲國際病毒基因庫網站（GISAID）每天更新新冠病毒的進化樹。到3月20日為止，從世界各國採集到848個病毒樣本，該進化樹顯示，所有的新冠病毒的共同祖先都是武漢新冠病毒。網路擷圖

病毒來源自有科學論證

早在2019年12月下旬開始，武漢肺炎就隨著中國旅遊者向全球擴散，其時，中國甚至不肯承認發生了武漢肺炎疫情，忙於封口抓人訓誡，李文亮醫生只是被訓誡的人之一。就在這短短的三個月時間內，中國政府從最初裝可憐、求援助，要求他國不對中國封關，滿世界狂購防疫用品，直至購光為止；到了2月下旬，當中國國內疫情受控之後，中國立刻顯出無賴嘴臉，一是由宣傳機器大唱中國又贏了，嘲笑世界各國連抄中國作業都沒抄好；二是派出五毛大軍在海外中文社交媒體，凡稱武漢肺炎者就受到五毛開始圍攻；三是開始做輿論準備，嫁禍於美國。中文媒體甚至有意模糊疫情是由武漢始發，在武漢封城前由武漢天河機場飛往全世界的六萬多人為世界帶去了武漢肺炎這場瘟疫，中國無法改變疫情始發於武漢這一事實，於是開始重新構建病毒來源地。

病毒原產中國武漢是鐵板釘釘的事情，中國政府最開頭也沒有否認，世界病毒學界的主流說法是：病毒來自於武漢P4實驗室，區別只在於洩漏是有意還是無意。隨著全世界染疫國家漸多，到了今年2月下旬，歐洲、美國盡皆中招，中國利用「低人權優勢」嚴厲控制國內居民自由活動，認為疫情已經受控準備復工之時，就開始有步驟地重新改寫武漢肺炎傳播史，先是讓傳染病學家鍾南山院士在2月2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做輿論鋪墊，「疫情始發於中國，但是病毒的來源不一定是中國」，接下來就由中國宣傳部門發動網路寫手，多次炮製網文暗指美國，習近平也下令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查明病毒的來龍去脈，最終是趙立堅這位外交部發言人正式出場，將病毒是美軍在2019年10月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期間帶到武漢這盆髒水潑向美國。

這種完全不顧事實的宣傳，中國的目的不在於取信於公眾，而在於攪渾水，目前全世界都因對付武漢肺炎疫情忙得焦頭爛額，無暇顧及中國這些小動作，中國覺得是攪渾水的良機。

但國際病毒學界一致認為，病毒就來自中國。國外爭論主要是根據病毒樣本，參與爭論者主要是對中國病毒研究有所了解的病毒學家。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生物學家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H. Ebright）曾在《自然》雜誌（Nature）對武漢病毒所的一項蝙蝠病毒實驗表示關注，今年1月，他在接受BBC採訪時，非常肯定地說，基因組測序顯示，此次爆發的病毒與武漢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雲南某個山洞採集的蝙蝠冠狀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全基因組同源性為96.2%。根據目前對病毒的基因組測序，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病毒經過人工改造，「這意味著，這種病毒目前已知存在於兩個地方：雲南的山洞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一個實驗室中，……它從2013年儲存在武漢病毒研究所至今。」埃布萊特認為，並不排除此次疫情的病毒由於實驗室事故進入人群的可能性。曾在2003年SARS流行期間給中國不少幫助的美籍華人病毒學家、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教授何大一也明確指出，病毒來自中國。

國際病毒基因庫網站（GISAID）每天更新新冠病毒的進化樹，到3月20日為止，已經有848個從世界各國採集到的病毒樣本存入這個病毒基因庫，該進化樹顯示，所有的新冠病毒的共同祖先都是武漢新冠病毒，也就是說世界各地現在發現的新冠病毒都是來自於武漢的新冠病毒。

應對疫情是對一國國格的檢驗。從12月底武漢爆發疫情以來，中國政府對自身控制信息、應對過遲，禍延全世界這一事實，從來沒有半點歉意，反而通過各種外宣內宣、甚至購買WHO的支持來改寫武漢肺炎傳播史，頻頻挑起事端。這種惡劣的態度，引起許多有識之士的不滿。早在袁國勇師生發文之前，中國央視前主持人邱孟煌發表文章，針對源起大陸武漢的武漢肺炎，流傳世界形成了人類空前的災難和混亂，說大陸應該「向世界鞠個躬，說聲：對不起，給你們添亂了」。而中共對此做出的反應卻是，由新華社轉發一篇網路寫手文章〈理直氣壯：美國欠中國一聲道歉，世界欠中國一聲感謝〉，無賴至此，讓正直的中國人為此蒙羞。

這次的武漢肺炎疫情猛烈，歐美主要國家幾乎無一倖免，大家紛紛採取封城和封閉國界的措施，連原本號稱「佛系防疫」的英國，也因事態超乎想像而改弦更張。舉世皆封城鎖國，首當其衝的便是經濟。除少數行業之外，舉凡航空運輸、旅遊觀光、到各行各業都受到重創。隨之而來的是股、匯市大恐慌，各主要股市和主要貨幣兌美元匯率均瘋狂重挫、重貶。而美國股市史上最大跌幅，就在這時出現。人們用海嘯來形容2008年的次貸風暴，這次可以說是天崩地裂了。

各國如何「救經濟」？

由於隔離、封城、鎖國、停止大型聚會等措施，這隻病毒讓現代經濟的基礎全面瓦解。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逐一崩潰。因此，各國政府除了忙於防疫，還面對強大的壓力，必須出手救經濟。否則，就算人民安然躲過了肺炎侵襲，經濟也是千瘡百孔。然而，一個國家的資源畢竟有限，雖然救經濟也是政府的責任之一，但是當防疫與救經濟兩頭燒，經費吃緊時，就必須審慎為之，把錢用在刀口上。

這不是小題大作，因為災難的規模目前仍難以估算，而且還在倍數成長當中，所以不論是救經濟或是救疫情，總經費很可能是非常龐大的數字，遠超過財政負擔。

世界各國針對這次疫情所採用的幾個救經濟的方法，大致有發錢給人民、降息、紓困和救股市等，各有其優劣點，討論如下：

最先被祭出的方法就是發放現金。澳門、香港、日本，還有後來的美國，相繼宣告對每個國民發放若干現金，供其消費使用。目的是希望藉由現金的發放，刺激民間消費，從而為經濟帶來活水。雖然發放現金是否能解決經濟問題還有待商榷，但多少可以紓解民怨。但反過來說，如果政府用心防疫，獲得人民的信任，還需要撒錢來討好人民嗎？

其次是降息。不論有沒有效，不論是否抓到問題的癥結，總之，降息就對了。尤其在美國，降息幾乎等於刺激股市上漲的不二法門。當股市重挫，降息就對了。降息幾乎已經成為救經濟的公式，世界各國皆然。問題是，現在利率水準已經很低，很多國家接近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降息空間有限。

更多的國家採取緊急紓困方案，根據中央社的報導，美國提供500億美元資金給受重創且瀕臨破產的航空業，並對小企業提供2,500億美元融資。英國宣布史無前例的3,300億英鎊（約新台幣12兆元）資金，向企業提供擔保援助。法國政府將提供3,000億歐元（約新台幣10兆1,100億元）貸款擔保，同時政府也將釋出一筆450億歐元紓困資金，協助企業和勞工度過危機。德國政府宣布推出至少5,500億歐元的紓困措施，並暫停面臨嚴重周轉問題企業的法律義務，以申請破產。

紓困是避免緊急危難的重要工具，由國家出資或出面擔保，協助企業度過一時的難關，同時也可以避免失業率攀升。俗話說，救急不救窮，紓困並不是萬靈丹，而且不是所有企業都救得活。如果紓困之後，實質問題沒有解決，大部分企業最後還是撐不住，結果就會成為國民沉重的負擔，因為紓困的金額，通常都是天文數字。其次，紓困的資源該如何分配？要救哪些產業？哪些企業？中小企業、微型企業要救嗎？如何救？粥少僧多怎麼辦？這些都不是容易處理的問題。美國在2008年次貸風暴時活生生的例子，國家花大把的錢去救發生危機的銀行，部分高階人員卻忙著自肥脫身，從而引發眾怒。用國家的錢去救私人企業，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風險，還是要嚴格把關和監督。

最後，就是救股市。股票市場重挫，如果沒有審慎處理，就會發展為金融風暴，在骨牌效應互相連累之下，出現大批金融機構宣布破產倒閉。而金融業一旦崩潰，經濟就徹底瓦解。因此，每當股市連連重挫，就會有人呼籲政府出來護盤。文明國家的方法通常是降息和放些利多措施，粗暴一點的國家可能乾脆宣布關閉股市。台灣的習慣則是動用國安基金或是禁止放空之類的。然而，股市能夠「救」嗎？股市反應的是基本經濟體質，疫情沒有解決，虛耗子彈一味拉抬也是沒用。只有當恐慌發生，投資人失去理性時，才有國安基金介入的意義。

防疫做好才能救經濟

如果我們的經費源源不絕，毫無限制，那當然沒有救經濟或救疫情的問題。但冷酷的現實是，當你把錢花在紓困救經濟，防疫的錢就少了一筆。而這次的疫情發展特別迅速，稍一不慎確診病例就呈倍數成長。從世界各國的狀況來看，不用幾天，感染人數就可以上百、上千、然後上萬，沒有止境。因此，在疫情還沒被控制之前，究竟要花多少經費，多少人力物力，尚難估算。道理很簡單，只有疫情受到控制，經濟才有希望。在疫情沒有告一段落之前，所有的經濟措施，都只有暫時效果，甚至是浪費。輕重緩急，孰先孰後，已經很清楚了。

當然，錢要怎麼花，是救疫情還是救經濟，政府也很為難，所以我不反對適度紓困救經濟以安撫人心，但必須適可而止。與其浪擲資源，不如留給防疫，甚至寧可備而不用。目前我們的防疫工作做得極好，只有把防疫做好了，經濟才能度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