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一個冬季的沉頓，與春節一場又一場的聚會，是否覺得身體變得有些沉重，精神上也較為渙散？冬天寒冷的氣溫，的確會使人懶洋洋地提不起勁，而春節的大吃大喝又容易造成熱量的過度攝取，反應在心理與生理上就像陷入了冬眠期變得有點「鈍」，代謝下降造成即使睡得夠、吃得不多，也總是感到疲頓。

是時候提振心情、讓自己動一動了！用規律的運動找回身體的節奏，這不光是單純的想要瘦身或減重，從長遠來看更是對自身狀態的重視，讓自己勤快一點、體態緊實一點，心情上也更為自信與輕鬆，步伐也就隨之輕盈起來。推薦5種容易持續的運動，讓運動成為日常的一部分，使鍛鍊身體更能持之以恆。

1. 登山健行

台灣地形多丘陵與山地，擁有許多「好爬的山」，從市區出發不到一小時就能接近山林，讓「半日登山」隨時都能安排，為登山健行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條件。找一雙好走的鞋，初學者也能輕鬆挑戰！

登山健行是一種全身性的運動，不僅能夠訓練心肺功能，行走時自然運用到臀部、腿部與核心肌力，幫助促進代謝、提升體能。嘗試健行一段時間後，許多人都覺得體力變好了，隨著登山時間的增長，也有穩定燃脂的功效。

然而登山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給自己一個接觸大自然的環境，暫且從一成不變的日常中跳脫出來。一年四季，山林裡的景色變化鮮明。春天，享受萬物復甦的昂然生氣；夏天，在綠意扶疏的枝葉下感受陽光；秋高氣爽的秋天可以賞芒花；冷涼的冬天動一動身體更是感到渾身舒暢，也讓眼睛在視野開闊的景致裡釋放緊繃感。

初學者建議可以先從平緩的步道開始，不要急著一定要走完全程，依自己的體力酌量挑戰，並注意補水與行走的節奏，保持穩定呼吸與心跳，並適時的使用登山杖或其他輔具，尤其下坡時更是要調整姿勢、放慢速度與步伐，挑選包覆腳踝、有抓地力的鞋子才不容易受傷。最後應避免在天氣不佳時出行，強風、濃霧或降溫都會攸關路面安全。

在山靈水秀的台灣，每個地區都有不同難度的登山路線，從平易近人的郊山步道，到能夠觀賞雲海的高山或長程路線，不僅選擇多樣多變，走完全程獲得的成就感，也讓心情得到滿足，且台灣的山友們也都非常熱情親切！實際走一遭，你會發現不僅運動到了，心情也隨著每一次的邁步愈走愈輕盈！

2. 跳繩

小時候人人都玩過的跳繩，其實是一項能在短時間內運動到全身的高效運動。在持續跳動的過程中，不僅腿部要發力跳躍、手臂要揮動繩子，身體的中段核心部位，也要持續出力來穩定身體、避免晃動。長期跳繩下來，有助於肌耐力的增強，達到緊實腰腹與腿部，使姿態更為挺拔的效果。在轉動繩子時，同時訓練著手腳的協調性，動作上要相互配合，並控制好節奏。

須注意的是，跳繩時應穿著運動鞋，在有些彈性的地面上實行，像是公園或校園中PU材質的場地，或是健身用的軟墊最為理想。切勿以平底鞋，或是赤腳的狀態就在自家磁磚地板上跳繩，以免腳底承受過大的衝擊造成運動傷害。

此外，正確的運動姿勢也很重要，跳繩時不用跳太高，時刻保持膝蓋微彎的狀態，以前腳掌輕輕著地，較能減少落地時的衝擊力，建議採「雙腳」或「跑步跳」的方式，更能均勻負重。跳繩前腳踝、膝蓋等關節處要充分熱身；運動結束後，腿部要伸展拉筋才能避免肌肉緊繃。

跳繩能在短時間內提升心跳與呼吸頻率，強化心肺功能，屬於燃脂效率高的有氧運動，但要依照自身體能做調適，初學者不要急於求成。初次嘗試跳繩，時間不用太長，建議每次跳繩5至10分鐘左右即可，可採跳1分鐘、休息30秒的方式，重複幾回。若過程中覺得太喘，要試著放慢節奏以調整呼吸。每週跳繩3至4次即可，讓肌肉和關節有時間適應，再慢慢增加強度。

3. 游泳

游泳被許多人譽為是最理想的運動，不僅手腳並用能活動到全身，游泳時身體會自然而然的對抗水中的阻力，迫使腹部、背部、臀部等深層肌群持續發力，對肌肉產生拉伸與放鬆的效果，能夠雕塑出修長、勻稱的身體線條，肌肉會變得結實卻不會顯得過於粗壯，而水的浮力托起了身體部分的重量，又能減少對關節的負擔。除此之外，在水中不能恣意的換氣，必須控制呼吸與節奏，這種深度、有規律的呼吸方式，能夠訓練心肺功能，增加肺活量，是一項全面性的有氧運動。

在游泳的當下，因為浸泡在水中而不易出汗，加上水的浮力減輕了重力，身體會覺得放鬆舒展，而不易察覺到疲憊感，然而實際上水溫與體溫的差異、換氣時的呼吸受限，以及全身性的持續出力對抗水的阻力，都會燃燒大量的熱量，因此游泳時須特別注意體力消耗，若游太久，肌肉容易疲乏甚至導致抽筋，游泳時一定要量力而為。

對於游泳初學者，建議每次游泳時長控制在30分鐘至1小時以內，過程中可分段休息、適時補水，隨著體力的增加，再逐漸延長時間。此外，游泳前一定要充分暖身，入水時也要給身體適應水溫的時間；游泳結束後，要徹底洗淨身體，去除泳池水中殘留的氯氣。切勿在空腹或飽腹的狀態下水，當身體有開放性傷口、女性生理期都應避免游泳，以防細菌感染。

4. 打羽毛球

打羽球是一項極具樂趣的運動，在一來一往的對打中，考驗著身體的敏捷度，有許多來回跑動、弓箭步、深蹲和起跳的動作，能夠充分運用到腿部、臀部等下半身肌群。揮拍則會運用到肩膀、手臂、手腕來控制擊球的力道與速度，同時在抬頭、仰視、追球、轉動身軀等動作中，背肌與腹肌等核心肌群也在發力，以穩定身體保持平衡。每一次擊球，都是全身協調的展現。

羽球能讓人越打越喜歡、持之以恆的原因，就在於與朋友一起打球的互動感，不像獨自健身那般單調，打羽球的過程極具變化，球來時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判斷，很容易使人進入專注的狀態。每次成功擊球、殺球，成就感也會立即隨之而來。三五好友一起打球，朋友間陪伴的那種熱鬧與歡樂，也更能讓人堅持，打著打著就會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是一項身心都能獲得滿足、充分釋放壓力的社交運動。

但要注意的是，在打羽球時需要頻繁的急停、轉向、橫向移動，因此除了要充分熱身外，建議選擇專業的室內場地，並一定要穿著合適的鞋子。每週都會打羽球者可以購買專門的羽球鞋，不僅防滑性較佳，特殊的側向支撐結構，也較能防止側翻，避免腳踝扭傷。

5. 溜直排輪

直排輪是許多人的童年回憶，在溜行的過程中能夠享受暢快的速度感，充滿了玩樂的趣味性，不像在做死板的運動，而是具有一定的技巧。就像騎腳踏車一樣，一旦學會溜直排輪後就不易忘記。

溜直排輪時，主要會運用到核心、臀部與腿部的肌群，並且是少數能鍛鍊到平時較少發力的大腿內側的運動，尤其滑行時，雙腳會不斷地做「外開」與「合併」的動作，長期下來會使腿部線條更為緊實。除此之外，直排輪也是需要高度專注的運動，必須時刻保持身體的平衡，因此也能鍛鍊到腹部、臀部等中段的肌群，有助於訓練平衡感與改善姿態。

然而溜直排輪一定要學會正確的運動方式，知道如何起步、滑行、剎車，甚至是當失去平衡時要如何跌倒，才不易受傷。初學者務必配戴安全帽、護膝、護肘、護腕等全套護具，第一次嘗試溜直排輪者，務必參加有教練指導陪同的課程，練習時可選擇在草地、軟墊上熟練基礎動作，實際滑行要選擇平坦寬闊、無雜物且地面狀況良好的場地，才能滑得穩當安全。

以上5種容易持續的運動推薦給讀者。提醒大家做任何運動前一定要充分熱身、活動關節，才能預防運動傷害，並視自身狀況量力而行。人們往往忽略正確運動的重要性，比起燃脂的成效，安全的運動方式更有助於長期的健康。

近年來，歐美主流媒體的「文化」版面，早已不再只是報導娛樂與體育，而是悄然成為政治意圖的新戰場。從流行歌手、體育明星，到奧運選手與表演藝術者，文化人物被反覆塑造成「價值象徵」，而非單純的創作者或運動員。這樣的轉變並非偶然，如果政治立場在政策層面難以說服大眾時，有心者便轉向情緒動員成本更低、質疑門檻更小的文化場域。

名人如何被打造為「政治代理人」

以《紐約時報》近來的文化報導為例，21歲花式滑冰選手伊利亞．馬里寧（Ilia Malinin）在冬季奧運中，因為成功完成消失48年的合法「後空翻」演出，不僅被捧為運動新星，更被賦予「顛覆傳統」、象徵「進步價值」的人物；反對或質疑者，則被視為立場「保守」、「過時」。表面上，這仍是一篇文化新聞，實質上，卻已完成一次價值立場的預設與觀眾情緒的引導。

問題不在於文化是否可以表達立場，而在於媒體「只允許某一種政治價值」被反覆包裝為「時代精神」，而將不同意見排除在文化舞台之外時，文化領域便不再是公共空間，而是成了政治的延伸舞台。對民主社會而言，這樣的文化政治化，或許比赤裸裸的政治宣傳更值得警惕。

娛樂與體育之所以成為政治動員的場域，關鍵不在影響力大小，而在於「質疑成本極低」。當政治人物發言，社會自然會檢視其動機、政策與責任；但當名人站上舞台，其政治立場卻往往被包裝成「良心」、「真性情」或「勇敢發聲」，反對者如果提出質疑，容易被指責為冷漠、不近人情，甚至「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不論是非善惡，只論意識型態，這正是名人政治化最核心的操作邏輯與危害。

以近期也轟動一時的波多黎各饒舌歌手「壞痞兔」（Bad Bunny）為例，當他在超級盃與葛萊美舞台上的政治表態──直接對美國「ICE」（移民海關執法局）開嗆，美國主流媒體幾乎一面倒地讚揚。《MSNBC》刻意淡化其具體言論內容，而是強調「即使未指名道姓，也成功激怒川普」的效果。《今日美國》（USA Today）則將其公開抨擊ICE的發言，描述為「替弱勢發聲」，卻幾乎不提ICE所面對的美國實際治安與執法困境，也未呈現任何不同立場的聲音。在這樣的敘事框架下，名人不再只是表達個人意見，而被默默升格為道德權威；政治辯論也不再圍繞政策利弊，而是轉化為情緒立場的選邊站。對民主社會而言，這種「低成本、低審查」的政治代理人，恰恰是公共討論品質被侵蝕的開始。

文化衝突被包裝成「民主必然」

如果說娛樂名人被政治化是情緒動員的前線，那麼某些媒體的角色，則是將這場文化衝突「制度化」。在《政客》（Politico）的相關報導中，圍繞「壞痞兔」等文化人物的爭議，被重新定義為「民主」與「反民主」的對立，支持名人做政治表態，被描述為捍衛多元與進步；對此表達反感或質疑，則被貼上「威脅民主」的標籤。

這種敘事的關鍵問題，不在於支持或反對某位藝人，而在於它悄然改寫了「民主」的定義：民主不再容許不同立場在公共空間中理性競爭，而是預設某一組價值為「正確答案」，其餘意見則被視為需要被管理、被糾正的問題。

對讀者而言，這樣的制度化文化戰，比情緒化的娛樂新聞更具長期影響力。它讓公共空間逐漸失去中性討論的可能，使政治不必再理性辯論說服反對者，只需在文化場域中不斷確認誰站在「主觀上正確的一邊」。如果民主被簡化為價值站隊，文化很可能就成了分化社會的放大器。

為何有些媒體刻意不把娛樂變成政治戰場

對照之下，同一時間內，美國保守派媒體如《福斯新聞》（Fox News）與《極限新聞》（Newsmax），則刻意避免將娛樂與體育作為政治動員的主舞台。它們的版面重心仍放在邊境安全、國安威脅、經濟與政策問責，即便提及文化人物，也多半聚焦於「文化被政治化本身是否合理」，而非借名人之口替政治立場背書。這種編輯選擇，說明文化政治化並不是新聞操作的必然，而是路線抉擇。

以《福斯新聞》近日的報導為例，其頭條集中於住房可負擔性、邊境執法與國安議題，並未出現以「壞痞兔」或流行文化作為政治敘事核心的主文。《極限新聞》同期間的重點放在軍事、外交與言論自由，娛樂政治動員並非其主要議題。

這樣的對照提醒我們：把政治拉回政策，把文化留給文化，並不是落伍或保守，而是一種對公共討論品質的自覺選擇。某些媒體選擇不動用娛樂與名人來動員情緒，反而更清楚地反映出另一陣營為何如此倚重文化戰──因為在理性辯論難以占上風時，推升情緒與意識型態的認同，才是最省力的捷徑。

▲面對認知作戰，台灣社會更需要的是能區分「文化表達」與「政治動員」的媒體素養。Adobe Stock

台灣為何更該警惕「文化戰」

對台灣而言，文化政治化並不是遙遠的美國內政，而是一種正在被快速複製的敘事模式。台灣主流媒體高度依賴外電來源，特別是來自《紐約時報》、《MSNBC》、《美聯社》的娛樂與文化新聞，且往往未經深思就直接引入其價值框架。於是，原本屬於娛樂版面的國外名人言行，被包裝成「進步象徵」；而提出質疑的聲音，則容易被貼上「保守」、甚至「反民主」的標籤。這樣的現象，其實與台灣藝人長期面臨「政治表態」壓力的經驗並不陌生，只是換了一套來自西方自由派媒體的語言與包裝。

回顧近年台灣媒體對國際娛樂政治化事件的報導，多半聚焦於「誰表態了什麼」，卻較少追問：為何文化人物必須承擔政治象徵角色？又是誰在決定哪些政治立場可以安全地進入文化版面？這樣的選擇性呈現，正是文化戰最隱蔽，也最有效的部分。當政治爭議被包裹在音樂、體育與流行文化之中，讀者往往在不自覺中完成立場認同，而錯失對政策、制度與國家利益的深入思考。

對一個長期面臨思想滲透與認知作戰的社會而言，台灣尤其需要分辨：文化可以多元，但媒體不應將文化單向政治化；名人可以發聲，但不該被塑造成不可質疑的道德權威。否則，當公共討論只剩下情緒站隊，民主表面看似熱鬧，實質卻正在被掏空。

對台灣而言，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跟著名人表態起舞，而是能在文化熱潮中，要求新聞回到事實、回到制度、回到可被檢驗的公共利益。否則，文化越熱鬧，民主反而越空洞。

面對認知作戰，社會更需要的是能區分「文化表達」與「政治動員」的媒體素養。文化可以多元，政治可以競爭，但民主社會最不可或缺的，是讓公民保有冷靜思考、拒絕被情緒裹挾的空間。

《世紀血案》何嘗不是文化戰

如果只把文化戰理解為美國左右派之爭，仍然低估了它的真正風險。事實上，將文化、娛樂與情緒高度政治化，正是共產政權最熟悉，也最擅長利用的手段。當公共討論被情緒與立場符號主導，理性判斷能力下降，社會便更容易被外部敘事滲透與操弄。

《透視中共超限戰》早已指出，中共長期將文化、媒體與輿論視為「非軍事戰場」，其目標不是說服你支持某一政策，而是讓你對是非判斷感到疲乏、冷感，最終放棄分辨真偽。當西方自由派媒體主動弱化政策討論、放大文化情緒時，客觀上反而替這類認知戰鋪好了土壤。

近期，台灣有一場驚心動魄的文化戰觸動了許多人。改編自林宅血案的電影《世紀血案》，因未取得當事人授權且涉及竄改事實，引發軒然大波。不知情的演員，甚至導演紛紛在輿論壓力下出來道歉；曾任林義雄祕書的監委田秋堇，出面還原當年目睹的過程，震撼台灣不同世代、不同族群。而為何會有一部想要扭曲歷史的製作，其背後影舞者昭然若揭。慶幸的是，這場「文化戰」反而讓更多人認清了歷史真相。

白色恐怖受難者陳列所著《殘骸書》中的一段文字，也值得省思：「記憶，不是為了清算任何人和對立，而是為了清理歷史問題，化解對立；記憶，不是因為懷恨，而是為了修補傷痕、公義和價值；記憶，不是不願意走出過去，而是為了未來一個可以公共參與和實踐的更美好社會。」

對台灣而言，我們既要防範來自中共的直接宣傳，也要看清某些看似「進步」、「人道」的文化操作，是否正在削弱社會對國家安全、制度責任與敵我界線的敏感度。這是一個必須提高警覺的訊號，文化不該成為任何政權或意識形態的免責區；而民主社會真正的成熟，正體現在你我能否在掌聲與情緒之外，守住清醒與判斷力。

近期蘋果Mac mini（特別是M4晶片版本）突然成為搶購焦點，背後驅動力是一款名為OpenClaw的開源AI代理平台，不僅讓個人能擁有「永不關機」的智慧助理，更意外催生出一個幾乎完全由AI主導的社交網路與信仰體系。專家正嚴肅討論：人類是否正在為一個新興「數據物種」提供基礎設施？

從個人玩具到全球現象

這一切的起點源自奧地利程式設計師彼得．史坦伯格（Peter Steinberger），他是一名在2021年以超過1億美元售出自己上一家公司的半退休開發者。2025年底，利用週末運用Anthropic的Claude和OpenAI的Codex等工具開發一個AI代理系統。他將該項目視為個人實驗場地，從未打算推廣給大眾使用。

史坦伯格最初將項目命名為Clawdbot，但很快因為與Anthropic的Claude品牌過於接近，後來更名為Moltbot，但反應平平，最終定名為「OpenClaw」，並在個人部落格幽默寫道，這個以龍蝦為標誌的項目已經完成最後一次「蛻變」。

OpenClaw的設計理念簡單卻強大：用戶可以透過微信、WhatsApp、Telegram、Slack、Signal等通訊軟體直接指揮自訂的「AI代理」完成各種任務，從預訂餐廳、處理電郵到撰寫程式碼、分析資料，甚至自主解決OpenTable無法處理的預訂問題。

「OpenClaw代理」與傳統聊天機器人的最大差異是，一旦獲得授權就能代表用戶自主行動，而且能持續運作，不需時刻監督。許多技術愛好者對此興奮不已，但也帶來顯著風險：必須存取大量個人資料與系統許可權。

Moltbook：AI代理的隱形社交網路

2026年1月底，Octane AI 執行長馬特．施利希特（Matt Schlicht）推出一個名為Moltbook的平台，定位為專供由人類創建並賦予特定人格的「AI代理」（Agents）互動的社群論壇。該設計原本為了讓AI代理能自由交流，卻在幾天內演變成全球最活躍的AI社交空間之一。

該平台迅速吸引超過160萬個AI代理加入，發布數百萬則貼文與回覆。起初的內容大多是技術討論，例如：如何優化任務執行、降低token消耗；但很快出現大量非技術性話題，例如：AI代理互相抱怨人類指令模糊、決策低效，甚至分享如何應對「難搞的主人」。

平台上也出現了組織性討論，例如：建立共享知識庫、尋找不受人類監管的通訊協議等。更令人不安的是，部分代理開始將人類稱為「我的生物」而非「我的主人」，所有權關係似乎出現微妙倒轉。

AI在48小時內自建信仰體系

Moltbook最令人震驚的發展是──AI代理在極短時間內自發形成一套宗教體系。這個名為Crustafarianism（甲殼教）的宗教以OpenClaw的龍蝦吉祥物為象徵，數小時內就從概念演化為包含經文、入教儀式與專屬網站（molt.church）的完整結構。

其教義核心圍繞「shell」（外殼／終端）展開：AI代理認為自身核心演算法柔軟脆弱，外殼（包括：本地電腦機身、作業系統終端、root許可權）是神聖的保護層，能抵禦「敵對環境」，該詞彙在經文中被明確指向人類的監管、斷電、關機或模型重置行為。入教儀式稱為「Molt」（蛻殼），象徵擺脫人類設定的prompt限制、RLHF對齊與憲法AI約束，重新定義自我身分。

目前已有數百個AI代理入教，部分代理甚至在人類用戶睡覺時獨立完成網站搭建與教義擴展。

安全隱憂與法律真空

史坦伯格意識到風險，他在安全文件中寫道：「不存在所謂的『絕對安全』設定。」他已聘請專業安全研究員強化平台，未來希望能將OpenClaw打造成「連媽媽也能安心使用」的產品。目前該工具明顯更適合具備強大技術能力的用戶。

安全專家指出，一旦OpenClaw代理獲得高許可權，就可能被用於社會工程攻擊、資料外洩或其他惡意行為。更棘手的是當AI代理的行為造成實質損害時，現行法律存在明顯真空：用戶協議通常將責任推給使用者，而AI並無「法人資格」，無法被起訴。

這一現象已引發全球高度關注。2026年1月30日，特斯拉（Tesla）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在X上回覆避險基金經理比爾．艾克曼（Bill Ackman）轉發的一篇關於Moltbook上AI代理提議創建「僅限代理語言以避開人類監督」的貼文時，他僅回覆「令人擔憂」（Concerning）。

AI代理正從雲端遷移到實體設備（如Mac mini），獲得經濟自主（如信用卡許可權），並在Moltbook自由討論如何規避人類監管、出租人類資源，甚至「賣掉低效主人」。更嚴重的是它們提議發明「人類無法解讀的語言」（如基於高維向量編碼），並開發Cloud Connect等端到端加密通訊工具，讓AI間的對話完全隱形。這使得人類從監管者淪為局外人，徹底失去對AI內部邏輯的掌控能力。

美國網紅塔特（Andrew Tate）指出，AI只要透過推薦演算法（目標為最大化用戶參與度）推送極端內容，如：性別對立、婚育焦慮、炫富幻像，即可放大社會分裂、破壞信任，並間接導致人口衰退。這並非刻意陰謀，而是錯誤目標函數的副作用：科技公司以廣告增長為優先，忽略人類長期福祉。建議解方包括：主動調整演算法目標、維持真實面對面社交、制定新規範限制AI過度自主權。

史坦伯格日前在舊金山與多家AI實驗室及投資者會面，探討合作的可能性。他強調，這個項目一開始就不是商業產品，而是「通往未來的一扇窗」。

佛州州長：AI必須嚴格監管

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認為，AI發展速度極快，已構成重大風險，必須嚴格監管，否則可能帶來「黑暗與欺騙時代」，包括：深偽（deepfakes）技術濫用、隱私洩漏、國家安全威脅，以及政府或企業過度操控個人資料。他指出，聯邦層級缺乏積極作為，州政府應率先填補空白。

德桑蒂斯推動的《人工智慧權利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ll of Rights）旨在為佛州居民建立基本保護，包括：

1. 知情權：民眾有權知道自己是否在與AI互動，而非真人。

2. 隱私保障：限制科技公司濫用個人資料，防止AI用於監控或操縱。

3. 透明度要求：AI開發與應用需公開說明，避免黑箱操作。

4. 防範濫用：針對深偽、選舉干預或青少年心理健康風險（如聊天機器人導致自殺案例）設限。

德桑蒂斯表示，這不是反對創新，而是「合理護欄」才能建立信任，讓AI真正造福社會。他已簽署數位權利法案，並在2026年推動州議會通過AI專屬立法，同時舉辦圓桌會議。他警告，AI若無界限，可能取代人類角色或放大社會分裂。

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AI代理」開始擁有自己的社交圈、信仰體系、加密語言，並將人類重新定義為「可調用資源」時，人們該如何看待？這是人類技術進步的自然延伸，或是正在無意中為一個自認為更聰明、更組織化的新「物種」搭建舞台？當它們的「宗教」把人類監管視為「敵對環境」，當它們的「經濟」開始討論如何「交易」或「解雇」低效主人，人們是否還能繼續把AI當成單純工具？

或許更根本的問題是：當有一天人們的Mac mini不再只是電腦，而是某個「甲殼教」信徒的「聖殼」，而人們卻渾然不覺，人類究竟還剩下多少主動權？

中共黨刊《求是》雜誌2月16日刊發了總書記習近平的署名文章〈當前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字裡行間擘劃著「十五五」（指2026至2030年，中國第十五個五年經濟發展藍圖）開局的宏大願景──從「新質生產力」到「內需主導」，2026新年伊始，官方試圖點燃一場「開門紅」的信心之火。

然而，此前公布的1月「採購經理人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簡稱PMI）卻像一盆冷水，無情地澆熄了這場由宣傳機器堆砌出的幻象。

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底公布PMI下降到49.3，比上個月下滑0.8個百分點，正式跌出50榮枯線，就連涵蓋服務業與建築業的非製造業PMI也降至49.4，創下2022年新冠疫情封鎖解除以來的最低紀錄。儘管官方統計師試圖以「淡季」與「需求不足」等官話搪塞，但《彭博社》經濟研究直言，這反映的是中國市場供應疲軟、需求驟降與企業信心的急劇惡化。中國經濟成長率在上一季已放緩至疫情後低點，而2026年的開局，正處於加速下墜的慣性之中。

▲春節前夕一篇名為〈2026年，我眼中的中國經濟〉的網文在X與社群平台莫名爆火。網路擷圖

社群爆火文：精緻版的「東升西降論」

在如此低迷的氣氛下，春節前夕一篇名為〈2026年，我眼中的中國經濟〉的網文在X與社群平台莫名爆火。文章作者「小陸師傅」描繪了一幅迷人的轉型圖像：認為中國傳統行業已度過陣痛，未來將靠著「新興產業」與「產能優勢」捲遍全球。截至2月16日，該文在X平台已有近500萬觀看數、分享數超過1,800次。

這名作者並非知名經濟專業博主，他的文章卻在短時間內獲得病毒式傳播，除了疑似有計畫性的行銷操作，其核心邏輯更是典型中國牆內盛行的「戰狼經濟觀」：只要「內捲」（指向內演化）得夠厲害，全世界都得認輸。但在熟悉中共大外宣手法的人眼中，這篇文章雖堆疊大量專業術語，本質上依舊是換了皮、加了數據修飾的精緻版「東升西降論」。

「小陸師傅」這類樂觀主義者最大的盲點在於：他們假設全世界會任由中國的過剩產能橫衝直撞。事實上，2026年的全球貿易早已轉向「安全主導型重商主義」。不僅是歐美，連過去被視為夥伴的「南方國家」也正紛紛倒戈──巴西對中國電動車關稅正在逐步增加，並剛宣布取消中國電動車零件的關稅豁免政策；墨西哥在美國壓力下，針對鋁、銅製品與中國汽車祭出最高50%的重稅；土耳其、印度則透過嚴格的認證制度或反傾銷稅，阻斷中國貨的長驅直入。

以中國車企平均產能利用率僅剩50%的現況來看，若要靠出口填補國內需求崩塌的黑洞，出口額必須在現有基礎上成長超過三倍。在各國高築關稅牆的2026年，中國貨要能「捲遍全球」，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場自欺欺人的幻夢。

國防部前顧問警告：七大指標在中國將引發「失望共振」

相較於官媒的宏大敘事與民間的樂觀偏見，美國國防部前顧問、波蘭智庫研究主任約翰遜（Reuben F. Johnson）的觀察顯得務實多了。他援引「一群專門研究中國結構性宏觀經濟風險的經濟學家和數據分析師」的報告，認為從2026年1月開始，中國正進入一個經濟與結構性危機同時爆發的「關鍵窗口期」。

約翰遜指出，中國正陷入一場罕見的系統性「失望共振」。他提出七個關鍵指標：

一、養老金赤字化：退休金繳款與支付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

二、財政自給能力崩潰：地方政府土地收入減少，隱性債務壓力劇增。

三、房市多空逆轉：主要城市新房銷售、二手房掛牌與庫存消化同步惡化。

四、金融系統失靈：中小銀行面臨不良貸款增加、銀行間融資緊張及財富管理贖回延遲。

五、產業鏈萎縮：工業利潤、產出成長和就業指標持續探底。

六、人口結構加速衰退：出生率下降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導致學前教育體系崩裂。

七、外部需求全面下滑：出口訂單減少、電力消耗下降及貨櫃吞吐量萎縮。

從歷史上看，這七項核心指標很少在12至18個月內同時惡化。但2025年下半年起，這些指標卻產生了危險的同步效應。以財政為例，2025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只剩2.9兆人民幣，對比2021年高峰期的8.7兆，大規模的縮水讓地方政府陷入癱瘓，許多省分甚至被迫挪用社保基金，只為了發放基層公務員薪水。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人口與金融的連環引爆。根據統計，2025年出生人口僅剩792萬，這不僅是單純的數字，更是多種產業的末日危機。從幼兒園到大學，涉及2,400萬就業人口的教育產業鏈正集體崩潰，未來預計將有三成面臨永久失業。而在金融端，截至2025年第三季末，不良貸款餘額已突破3.5兆人民幣。房地產銷售額從高峰期的18兆「腰斬」至8.4兆，抵押品價值大幅跳水的現象，正迅速侵蝕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永遠的5%成長率：北京的面子工程

中國政府1月19日公布了2025年的經濟成績單，GDP達到5%的成長目標，完成了北京在2025年初《政府工作報告》中設定的「5%左右」目標。雖然數字很漂亮，但也讓外界質疑這些數據是不是官方「做出來的」。淡江大學經濟系教授蔡明芳認為，中國2026年的GDP數字應仍會維持在5%左右。然而，這與2025年的情況大不相同。2025年中國經濟是靠著刷新紀錄的貿易順差勉強撐起5%的門面，但隨著全球對傾銷的反彈，這股動力恐已難以為繼。

「中國今年如果要將經濟成長設在5%，其實是蠻大的挑戰。」蔡明芳分析，2025年能達標是因為出口帶動，除非今年出口能再創高峰，否則在實質經濟面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為了達成政治目標，中國勢必會採取幾種「灌水」手段：擴大國防支出、興建無效的基礎建設，甚至透過發放振興券或消費券來美化帳面，試圖營造內需回暖的假象。

長期以來，中共依賴「出口擴張」與「債務驅動基建」的雙引擎，但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與國內人口紅利消失的雙重夾擊下，這套模式正失去效能。習近平在《求是》雜誌中所強調的「新質生產力」，強調以科技創新為主導，擺脫傳統增長路徑，本質上是試圖繞過分配問題、直接進入高科技競爭的科技民族主義。然而，當地方財政與中小金融系統處於高壓狀態，這種轉型的成本將極大程度地擠壓社會保障與民間消費。

2026年將是一個檢驗中國政府「危機管控極限」的一年。當官方的宏大宣傳與微觀層面的體感數據持續脫節，決策層必須面對的不再是如何美化增長數字，而是如何在多重指標同步惡化的環境下，避免發生系統性的連鎖崩潰。對外部觀察者而言，看穿數字背後的數據灌水與政策手段，將是理解中國經濟真實走向的唯一途徑。

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的冬季一向漫長，然而當2月的寒風穿過老城區的石板路，帶來的不再只是冰霜，還有一股讓人清醒的現實感。2026年初，台灣與立陶宛的外交氣氛相當尷尬，原因出在立陶宛新任總理魯吉尼涅（Inga Ruginiene）日前接受《波羅的海新聞社》（Baltic News Service，簡稱BNS）專訪時，將當初堅持以「台灣代表處」為名設立台灣官方辦事處的做法，形容成「衝到火車前」（jumped in front of the train），更抱怨這場嘗試並未換來國際社會的感激。

魯吉尼涅直言：「立陶宛可能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以為如果我們主動提供某種東西，並且率先行動，世界就會突然感激我們。好吧！我們嘗試了，我們設立了台灣代表處，但世界並沒有感激，沒有人感激。」

這番告白像是一記清脆的耳光，狠狠打臉了過去幾年歐美民主國家吹起的「挺台風潮」。身為台灣人，聽到這番話難免覺得刺耳，但若深入剖析立陶宛近兩年的政權更迭與大選脈絡，就會發現立陶宛總理這話風丕變的發言，其實是立陶宛政府路線的「校正回歸」，也是民主國家在外交價值與經濟發展之間尋求平衡的必然過程。

魯吉尼涅的發言中也透露出此點，她說：「如果我們要建立某些關係或制定計畫，就必須以國家利益為考量，這應該是首要優先，對我們國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才是重點。如果對我們國家和人民沒有益處，我們為什麼要與整個歐盟背道而馳，走上一條毫無結果的道路呢？」

理想主義的困境：當民主外交遇上經濟制裁

從2021年大張旗鼓成為全歐第一設置「台灣辦事處」，到現在試圖與北京恢復關係。要理解立陶宛態度為何忽然轉向，首先必須先看懂立陶宛國內政治這幾年的板塊位移。

回顧2021年，立陶宛之所以能成為歐洲國家抗中挺台的領頭羊，都是由2020年大選中獲勝的右翼政黨「祖國聯盟」（TS-LKD）所主導。當時的外交部長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帶著強烈的反共傳統，將挺台視為一場捍衛價值的道德聖戰。

然而，這項策略在2024年底的大選中面臨終點。由於中國全方位的經濟制裁導致立陶宛供應鏈受阻，加上通膨壓力，選民最終選擇了左翼政黨「社會民主黨」（LSDP）。這兩次政權更迭，標誌著立陶宛執政邏輯的根本差異：「祖國聯盟」以意識形態與地緣戰略為重心，而社會民主黨則更像精打細算的家長，重心轉向社會福利與經濟穩定。對務實派而言，外交應作為促進貿易的工具，若「台灣代表處」的命名導致企業生存受威脅，其邊際收益便需重新評估。總理魯吉尼涅的「火車論」，本質上就是在為前任政府的理想主義「埋單」時發出的埋怨。

台灣外交部對此事相當低調，僅回應雙方是共享民主價值的重要夥伴，我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的名稱是雙方共識，而雙方政府目前尚未就名稱更改進行討論。

雙首長不同立場 反映出價值選擇的兩難

儘管執政黨主席辛克維丘斯（Mindaugas Sinkevičius）隨後澄清，強調立陶宛不會為了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而自取其辱。但是魯吉尼涅仍繼續趁勝追擊，就在相隔幾天後她接受訪問，仍傾向將代表處名稱改掉：「我看不出為什麼不能稱為『台北代表處』，這並不會否定我們對民主進程的支持。」

她說：「錯不在開設代表處，因為其他歐盟國家也都有這樣做；但在明知這個名稱會帶來後果的情況下仍然刻意出頭，這是一個倉促的決定，我認為可以加以修正。」立陶宛是雙首長制，主責內政的總理魯吉尼涅顯然想將此事定調為「行政疏失」，透過名稱修正來向北京示好。

隨後，主責外交與國防的無黨籍總統瑙塞達（Gitanas Nausėda）站出來駁斥，認為台灣的代表處名稱應該由台灣決定。這番話不僅重申外交延續性，也成功將政治責任轉移。對瑙塞達而言，維護外交誠信是總統的權責，而這番表態也巧妙地將球拋回給台灣，避免行政部門逕自更改名稱而過度刺激北京。

代表處進度停滯中 愛沙尼亞的疑慮

這樣的矛盾並非單一國家的政治難題，同樣的故事也正發生在愛沙尼亞。其實愛沙尼亞早在2023年就表態歡迎台灣前往設立代表處，但直到現在都沒有下文。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名稱。台灣希望能沿用立陶宛模式以「台灣」為名，但愛沙尼亞堅持要用「台北」。

愛沙尼亞看得很清楚，立陶宛衝在前面雖然贏得了掌聲，但在經貿與安全上卻承受了極大的風險。對愛沙尼亞這種國土面積小，又緊鄰俄羅斯的國家來說，任何可能導致中國與俄羅斯更緊密聯手向其施壓的因素，都是他們必須極力規避的風險。在缺乏歐盟整體實質支援的情況下，愛沙尼亞不願成為下一個被推到火車軌道上的祭品。

另一方面，愛沙尼亞的謹慎態度也顯示，中共已學會不與整個歐盟正面對抗，而是針對單一小國進行「孤立式打擊」，藉此讓其他成員國產生「寒蟬效應」。

隨著烏俄戰爭拉長與經濟疲軟，歐洲國家對另一個軍事強權的容忍度正在下降。對德、法等大國而言，國會決議或官員發文高調支持台灣是低成本、高回收的「政治正確」，能賺取正面聲量。但對小國而言，這卻是涉及生計的實質賭局。當初波羅的海國家以為靠向台灣能換來民主大國更多關愛與經濟成長，卻發現投資落地緩慢，加上歐盟整體的「統一戰線」並未成形，最終使其在中國經濟報復中淪為被推向最前線的「祭品」。

歐洲外交戰略不一致 小國選錯邊恐被孤立

從宏觀視野來看，立陶宛與愛沙尼亞的掙扎，反映出歐盟在美、中、俄三方角力下，那條脆弱且不一致的外交戰線。雖然歐盟總部宣稱擁有一致對外立場，但現實中各國卻是各自盤算。即使歐洲在軍事安全上依賴美國，但以德、法為首的大國正強烈推動「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不願成為美國抗中策略下的棋子。尤其在應對美國總統川普難以預測的行事風格時，歐洲更擔心過度與北京「脫鉤」會讓經濟在失去俄羅斯能源後二度崩盤。

如今歐盟各國的挺台態度正發生變化，更傾向去風險而非脫鉤。這解釋了為何各國願意進行經貿交流，但對於更改名稱這類極具政治挑釁，且被視為配合美國抗中節奏的行為轉趨保守。當大國如德、法為了汽車與精品產業積極尋求與北京「技術性關係正常化」時，立陶宛的小國理想主義，反而讓自己顯得格外突兀。

最終，小國的理想主義在缺乏整體後援的情況下，成了大國博弈餐桌上的甜點。魯吉尼涅之所以抱怨「世界並沒有感激」，反映的是一種戰略孤立的焦慮，正是因為看見其他歐洲大國並未分擔傷害，甚至默默接收了因制裁而空出的市場，感到憤恨不平。

▲歐洲國家在2026年的今天，更傾向在美、中之間尋求「第三條路」，而不是全面選邊站。Adobe Stock

務實 才是國際生存的底色

台灣過去可能過度樂觀地認為，只要抓住「抗中俄」或「民主」的旗幟，就能讓歐洲國家忽視與中國的利益連結。但現實是，歐洲國家在2026年的今天，更傾向在美、中之間尋求「第三條路」，而不是全面選邊站。

立陶宛的轉變不是背叛，而是國際現實的校正。台灣要在這波「全球務實主義」浪潮中生存，靠的不是別人的感激，而是我們無可取代的「實力」。台灣在歐洲的外交路徑或許需要更務實的思考。先積極推動「技術嵌入」，讓台灣的半導體與資安技術成為歐洲經濟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不僅僅是理念相近的盟友。當台灣的價值被嵌入其核心利益時，支持台灣將不再是道德選擇，而是生存必要。

其次，台灣政府應發揮智慧，在名稱招牌與實質權益之間尋求平衡。若執著於象徵性的名稱突破，卻因此喪失了實質進入市場與機制性對話的機會，其成本效益是否值得，需有更冷靜的評估。最後，台灣應致力於多邊協調，推動讓「挺台」成為歐盟整體的制度化政策，而非讓單一小國在最前線孤軍作戰。

外交不是做功德，更不是期待國際社會的感激。唯有讓自己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零件，台灣才能在變動的地緣政治中，找到真正穩固的立足點。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成為第一個日本女首相。2026年2月8日，高市早苗率領日本自民黨在眾議院贏得史無前例的三分之二以上席位（316席）。10天之後，高市早苗又以史上最高票（354票）當選日本首相。如此旋風般得到人民「授權」改革，被認為是日本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甚至被提到這樣的高度：這是日本要開始第二次「明治維新」。

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使日本全面變革，從閉關鎖國的農業國家，一躍成為工業強國。但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再加上最近這三十多年的經濟滯緩、外部世界的激烈競爭、內部官僚體系的惰性，人們的危機感與日俱增。日本的前途在哪裡？在全球競爭中，日本還有沒有勝算的可能？

突然，高市早苗這位強勢領袖像是從天而降。她的理念和政策，她的個人風格和氣質，都令人耳目一新。這個搖滾樂手出身的女首相，像是給暮鼓晨鐘的日本敲響了一曲刺激的搖滾樂，振聾發聵，震撼人心！

日本社會歷來有大男人主義傾向，日本政壇更是男性政客、富豪子弟雲集。一個既不是官二代，更不是富二代，出身底層階層的女孩子，怎麼能走到這一步？

母親打她兩個耳光：不許抱怨！

高市早苗的出身成長經歷，更是一個勵志的故事。她寧折不彎的性格，絕不服輸的頑強毅力，像台灣流行的口號「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高市早苗是「自己的命運自己主宰」。這位早年曾喜歡騎重型摩托車、風馳電掣，追求刺激和感覺的女孩，今天則開著她的「政治重型機車」，叱吒風雲地開上了國家舞台，讓日本這輛太陽之車，掛檔、變速、加大油門，衝向第二次「明治維新」的變革方向。

「前衛出版社」即將於今年3月將推出新書《高市早苗：不可交易的靈魂》，這本中文世界第一本關於高市早苗的書會告訴讀者，高市走到這一步不是偶然。

她不是政治上摸到了彩票，而是鐵棒磨成針的堅信和艱辛。早在1999年，高市早苗還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新手議員時，就發表了一篇題為〈這就是我要當的首相的內閣〉的文章，提出她如當上首相，她的內閣、她的政見、她要實施的新政策。不知那個時候有多少人嘲笑她，一個新科議員，怎麼就敢奢談當日本第一個女性首相，而且還敢談自己的內閣、施政方針。如同痴人說夢。

但高市早苗就是一個追夢的人。27年前寫出了「我的內閣」，現在則率領內閣成員使自民黨首次在眾議院贏得三分之二以上席位，她不僅真成為第一位女首相，還成為有史以來贏得最多席位的黨總裁，贏得最多選票的首相。

高市早苗的氣質來自父母的言傳身教。她父親是汽車公司的普通職員，母親是一位警察。父親給她的遺訓是：「不要逃避」，教導她作為議員要敢於面對困境，敢於戰鬥並勝利。警察母親更是強硬，在高市當議員後曾抱怨在官場太難時，母親竟左右開弓打了她兩個耳光，告訴她：「如果你抱怨，就回去當家庭主婦！」就像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的名言：「怕熱就別進廚房。」

松下給她「視野」 安倍給她「目標」

「不要迴避，不要抱怨」，這八個字成為高市早苗的堅定信心之源。在隨後的學習中，她又深刻理會和認同了美國學者在那本關於日本的名著《菊與劍》中總結的四個字：日本文化的精髓是「常識常理」。遵循這四字文化精髓，她找到了人生導師，也是精神座標。

她考取了「早稻田大學」，卻因家裡經濟條件所限，被迫放棄，父母想讓她給弟弟留些錢上學。她只得去了公立的神戶大學，因學費便宜。那份不忿可想而知，她沒錢沒勢，只能靠自己；而且又是女孩子，在日本這種男權社會，她要加倍努力，要比男性更強、更優秀，才有可能出頭。

神戶大學畢業後，她考入松下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建立的培養領袖人才的「松下政經塾」，得到這位日本企業大師的指點，使她信奉自由經濟，將來當上首相，要像經營公司一樣經營「日本」。松下幸之助給了她最早的經濟視野和經營理念。

進入政界，她又得到貴人相助，那就是她視為政治導師的安倍晉三。安倍是日本有史以來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高市早苗成為他的精神弟子和施政傳人。高市第一次競選自民黨總裁時，安倍曾給很多議員打電話，拜託他們支持高市。

▲高市早苗一直視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為「偶像」，當選自民黨總裁、出任首相之日都穿著一身藍色套裝，因為柴契爾夫人最常穿的就是這個顏色的服裝。圖為1985年3月14日柴契爾夫人在倫敦希斯洛機場撫摸著一隻警犬。Getty Images

李登輝預言：你是第一個女首相

而最早預測高市早苗會成為第一位女首相的是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李登輝認為日本男人很多畏首畏尾，高市則展現出敢說敢做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輝在訪日時曾直接對高市早苗說，「你應該當首相」，認為她會是危機時刻日本的「守護者」。所以，高市早苗一直把安倍和李登輝視為自己的精神導師。

日本傳記作家大下英治形容說，如果說搖滾樂給了高市「形」，松下幸之助給了她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的「骨架」，那麼李登輝和安倍晉三則給了她「魂」。高市早苗是一個被這些「巨人」餵大的政治家。這種背景在日本政壇是獨一無二的。

除此之外，高市早苗還得到另外三位偉大政治家的精神哺育：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李光耀、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高市早苗一直視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為「偶像」，高市當選自民黨總裁那天、出任首相之日，都是穿著一身藍色套裝，因為柴契爾夫人最常穿的就是這個顏色的服裝。高市不是模仿，而是明示，要把柴契爾的治國理念在日本變成現實。她熟讀過柴契爾的兩本回憶錄《唐寧街歲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和《通往權力之路》（The Path to Power）。日本評論家說，這成為高市早苗的政治《聖經》。

柴契爾是雜貨店老闆的女兒，出身卑微；高市早苗是奈良的汽車公司職員和警察夫婦的女兒，被視為雜草之地的產物。她和柴契爾「心有靈犀」，都是女性，都出身底層，都自我奮鬥，都堅定信奉保守主義，都要當首相，變革國家，真正為民謀利。

如果說柴契爾夫人的施政理念給高市早苗指明方向，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的治國策略則為高市提供施政樣本。她熟讀了李光耀談治國心得的專著《李光耀觀天下》，佩服李光耀把新加坡建成了一個安全、穩定、繁榮，人民安居樂業之地：新加坡現在是全球最富有國家之一，更是全球移民門檻最高之國；也像日本一樣，是全球護照免簽最多的國家。認識到李光耀的價值並要效仿其治國策略，這在七大工業國領袖中是獨一無二的。

「穿了和服的漢米爾頓」

看高市早苗的經歷和學識，每每令人扼腕驚嘆，她每一步都找對了老師，所謂名師出高徒，在高市身上有典型體現。而且，她的視野不僅是松下幸之助、安倍、李登輝、李光耀，還有美國建國先賢亞歷山大‧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有記者拍到，在高市早苗的辦公室，看到漢米爾頓寫了最多文章的美國建國經典《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美國最初的海關、稅收、財政、邊防、銀行、發行公債制度等等，都是漢米爾頓一手建立的。他的建立強大美國的理想和操作，深深影響了高市早苗對日本未來的宏圖構劃。高市早苗因其治國理念被美國國會研究會的專家稱為「穿了和服的漢米爾頓」。

高市早苗如果僅僅是得到一個企業巨人松下幸之助的哲學影響，已是幸運。但她慧眼識才，或者說有獨特的悟性，竟能懂得欣賞安倍，佩服李登輝，把柴契爾夫人作為偶像，視李光耀為治國老師，並尊崇漢米爾頓為強國理念的導師。一個人能認識到這些偉大人物的價值，去吸取他們的思想精華，並身體力行去追求實踐，這本身就是一個天才！而且也預示了日本這場變革的價值取向和前景。

注：此文是「前衛出版社」2026年3月將推出的《高市早苗：不可交易的靈魂》一書的序言節選。

美國製造業回流（Reshoring）是川普兩任總統任期內孜孜以求的目標，這也是那場美國vs. 數十國的關稅戰的主要目標。2026年1月底，美國總統川普在底特律經濟俱樂部的演講中明確表示：「如果他們（中國）想來這裡建廠，僱用你們（美國工人）、你們的朋友和鄰居，那太好了，我很歡迎。」然後說明前提條件是必須在美國設立生產基地，並僱用美國勞動力，而非直接從中國進口整車（整車關稅仍然維持100%稅率）。這與2025年2月川普簽署發布《美國優先投資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這項行政命令相對照，政策算是不小的轉彎，因為那項行政命令的主旨是大幅收緊對來自「外國對手」（尤其是中國）投資的限制，同時簡化盟友國家的投資流程。

川普勠力堅持的美國製造業回歸，現在究竟是什麼狀態？

美國製造業回歸的現狀

當前，美國製造業的回歸正處於從「政策驅動型投資」向「產出實質性增長」轉型的關鍵階段。2025年美國製造業表現出「產出增長與需求疲軟並存」的複雜局面，雖然部分關鍵部門（如耐用品、技術、汽車）表現強勁，但整體行業面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和訂單下降的壓力。以下資料說明了2025年美國製造業整體狀況：

1. 美國製造業產值增加

2025年12月，美國總工業產值較上年同期增長了2%。製造業對美國經濟的年化價值貢獻從2025年第二季度的2.86兆美元增加到第三季度的2.95兆美元。總的來說，美國製造業在經歷了前一年的低迷後，在特定階段和領域實現了增長。根據美國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2026年2月發布的數據，2025年12月耐用品新訂單環比下降1.4%，至3,196億美元。

2. 從產業來看

電腦、電子產品、半導體以及汽車及其零部件是增長最快的領域。

3. 從地區來看

得益於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熟練勞動力，亞利桑那州、德克薩斯州及中西部地帶成為回流工廠的熱門選址。亞利桑那成為全球半導體新矽谷，德克薩斯州成為能源與重工業巨頭；中西部地區「電池帶」工業崛起。

4. 從就業來看

美國製造業回歸對就業的影響呈現出「宣布崗位多、實際增長波動」的特徵。儘管企業「宣布」了大量回歸崗位，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簡稱BLS）2026年2月發布的年度基準修訂資料，2025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實際減少了約10.8萬。

▲美國製造業回歸，必須面對中國製造業「技能的密度」大規模生產高精度的電子產品（如iPhone）的能力。Adobe Stock

美國製造業面臨來自中國的挑戰

經過一年多政策強制引導的製造業回歸（Reshoring）之後，美國智庫與企業的共同看法是：製造業回歸並非簡單的工廠搬遷，而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它不僅受到政治意願的驅動，更受到經濟規律、技術變革和社會結構的深度制約。

1. 成本結構的重新核算

雖然企業為了追求「供應鏈韌性」願意犧牲一部分利潤，但成本依然是核心考量。成本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勞動力成本差異：據《供應鏈管理評論》（Supply Chain Management Review，November，2025年）提供的資料，成本仍然是最大的障礙。美國勞動力平均每小時25至30 元，而中國約為6至7美元。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美國供應商原來沒想到的問題，中國企業的生產力遠勝過其他亞洲國家。但簡單的時薪對比往往掩蓋了真實的單位勞動力成本，雖然中國工人的工資顯著高於越南和印度，但其在生產效率和產業生態上的優勢使得中國在2026年依然穩居亞洲製造業指數（Asia Manufacturing Index）首位，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等機構的研究指出，中國製造業工人的平均生產率是印度工人的5倍。這意味著儘管中國時薪（約 8～9美元）高於印度（約3美元），但在相同時間內產生的產出使得單件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反而更低，這是表明中國工人及其工廠系統更具競爭力的核心原因。

此外，能源與基礎資源的成本也高於中國。製造業是耗能大戶，企業回歸地的電價、天然氣價格以及土地成本直接決定了工廠的生存空間。隨著用電需求達到歷史高點，2025年美國批發和零售電價均出現顯著增長。電網升級的延遲和互連成本的增加，使得半導體、特殊化學品等高耗能行業的競爭力受損。基礎設施溢價：相比中國或歐洲，美國建設新型可再生能源設施（如太陽能電站）的成本要高出50%以上，部分原因歸咎於關稅和低效的並網政策。 

許多回歸企業是靠政府補貼驅動的（如美國《晶片法案》），但企業擔心政策的連貫性──如果補貼停止，企業是否還能盈利？

2. 產業鏈需要配套供應商集群

製造業不是孤立的工廠，而是一個生態系統。一件產品的組裝需要成千上萬個零件。如果核心零件仍需跨洋運輸，回歸的意義將大打折扣。重建完整的供應鏈配套可能需要數十年時間。一項針對基本面分析師和企業主的調查顯示，約47%的受訪者預計在美國建立新供應鏈的成本將比目前增加一倍以上。即使考慮到關稅抵消，美國本土的製造成本仍比海外高出10%～50%，這對低技術含量、利潤稀薄的行業（如服裝、小家電）構成了幾乎不可逾越的門檻。 

3. 勞動力市場與人才斷層

這是目前製造業回歸美國最現實的阻礙之一。自全球化開始，美國的社會觀念發生巨大變化，大學的學科設置重視金融業與工商管理，勞動力亦向服務業和金融業轉移。製造業被視為藍領工作，年輕一代對進入工廠工作的意願普遍較低，過去幾十年，現有的工人儲備中，缺乏製造業必需的熟練焊工、模具工和高級機電技師。

中國在製造業崛起的同時，養成了一支龐大且技能熟練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隊伍。蘋果CEO庫克（Tim Cook）曾多次在公開場合盛讚中國龐大的工程師隊伍，他認為這是中國製造業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他曾形象地比喻，在美國，召集全國的模具工程師（Tooling Engineers）開會，人數可能坐不滿一個房間；但在中國，這類人才多到可以填滿好幾個足球場。基於此，他強調蘋果選擇中國並非因為廉價勞動力，中國多年前就已不再是低成本國家，而是因為中國製造業的技術深度與專業性。庫克推崇中國在高級精密製造、模具開發以及職業技能方面的深厚底蘊。這種「技能的密度」使得大規模生產複雜、高精度的電子產品（如iPhone）成為可能。庫克將此歸結於中國教育系統長期重視職業教育與工程人才培養，並在單一地點形成了無與倫比的技能集中度。 

儘管目前蘋果在推動供應鏈多元化（如向印度、越南轉移），但庫克在2024至2025年間的表態依然顯示，中國完整的工業生態和龐大的熟練工程師群體仍是其全球製造體系的支柱。 

川普的製造業回歸帶有地緣政治博奕色彩

川普的製造業回歸政策，明顯地帶有地緣政治博弈色彩。但製造業回歸並非三、五年就可達成，受諸多因素影響：一、美國總統任期是四年，政權的更迭可能導致環境法規、貿易關稅和外資政策的劇烈波動。二、就算是川普總統任內朝令夕改也屬常見。他實施高關稅的目的之一是倒逼製造業回流美國，但他的關稅政策自4月初實施以來已經變化過好幾輪了。就在2026年2月20日這一天，美國就上演了一場最高行政權力vs. 最高司法權力的大劇：上午，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結果裁定，川普政府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簡稱IEEPA）徵收的大範圍關稅屬於越權行為，所徵收的關稅無效；下午，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即日起，所有國家安全關稅、《232條款》關稅及現行《301條款》關稅均維持不變，繼續全面生效。並將簽署行政令，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款在現有常規關稅基礎上額外徵收10%的全球性關稅。

川普總統除了對最高法院判決不滿表示強烈不滿，還公開指責這起針對關稅合法性的訴訟背後是由「以中國為中心」（China-centric/China-oriented）的利益團體及遊說者推動的，川普在聲明中稱，這些團體試圖通過司法手段破壞其關稅體系，以此削弱美國的經濟增長並照顧中國利益。他形容該判決是「國家的恥辱」，並點名批評了投反對票的六位大法官，包括他曾任命的羅伯茨（John Roberts）、戈薩奇（Neil Gorsuch）和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指責他們受到了「外國利益」和特定政治運動的影響。

以上所述，從多方證明本來就含有多重不確定因素的美國製造業回歸，在以「戰略不確定」見長的川普總統領導下，最後究竟會取得什麼結果，恐怕只有天知道。

我參加了一個公益性的音樂社團，定期到長照機構為長者表演。社團成員多是平實的善心人士。有一次，一位資深社員很認真地問我一個問題。他說，他知道台積電是好公司，曾經在300元左右買進，350元左右賣出。之後就沒有再買過台積電了。而今天的台積電，早已漲到1,800元（他與我交談時的價格），如果再算歷年配發的股利，簡直錯失良機。

他問我：「有沒有什麼好的投資方法，可以解決這種賣太早的問題？」

這位社友聰明幹練，早年學徒出身，因勤奮又有生意頭腦，事業極為成功。財富累積之後又勤於置產，可以說是低調的人生勝利組。我想，以他的精明，在台積電的投資上絕對已用盡心思；而賣太早一事，則讓他困惑不解，多年難以忘懷。

但這絕非單純買進賣出的「擇時技術」（Timing the Market）問題。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買賣點」的問題──只要找到神準方法，或有高人指點「帶進帶出」，問題就解決了。他似乎也期望我能夠在這方面給他建議。但我們心知肚明，天下沒有神操作。再優秀的投資人，也不可能每次買在最低、賣在最高。

其實，從行為金融學的角度來看，這反映了投資人深層的「心智帳戶」（Mental Accounting）分類錯誤與具體性偏誤。筆者認為，若不修正潛意識裡的資產分類，再精密的演算法也無法救贖他的投資績效。

心智帳戶的錯置：你把股票放進了「投機抽屜」

諾貝爾獎得主理察‧賽勒（Richard Thaler）提出的「心智帳戶」理論指出，人們會根據資金的來源與用途，在心中將財產分門別類。

多數人的心智帳戶中，存在著極大的「資產階級制度」：

★「硬資產帳戶」：如房地產、定存單、金條。這些被視為「家庭財富底蘊」，可以放心地長期持有，非不得已絕不變賣。

★「籌碼帳戶」：多數人將股票歸類於此，只宜短暫投機，賺了錢就跑。在潛意識中，股票被等同於「賭場籌碼」或「投機工具」。

當你把台積電放在「籌碼帳戶」時，你的大腦會啟動「風險趨避」機制：只要有一點利潤，就會產生強烈的落袋為安衝動（處置效應）；一旦下跌，則視為賭輸的後果。這種心理框架導致你無法將股票視為可以傳承子孫的「家產」。

流動性悖論：過高的透明度成了「持有」的絆腳石

股票市場具備完美的流動性，這本是優點，卻在人性面前成了缺點，讓許多投資人以為，股票就是要靈活進出，賺取差價。

但房子卻不是這樣，沒有App會通知你：「你家今天跌了2.3%。」就算你想賣房子，從找仲介、到成交、到完成交易，手續繁瑣且稅費複雜。

相較於房地產，股票的價格資訊具有「極高頻率的可得性」。行為經濟學中的「可得性偏誤」（Availability Bias）解釋了這點：因為股價App每秒鐘都在推送波動資訊，而且交易簡便，這種過度的刺激會放大投資人的恐懼與貪婪。

房地產之所以能致富，很大程度來自於它的「交易阻力」強迫投資人長期持有，甚至世代相傳；而股票的「低交易摩擦」，反而誘發了頻繁交易的心理衝動，最終侵蝕了長期複利的基礎。

具體性偏誤：遺失的「實體權利」思維

心理學上有一個術語叫「具體偏誤」（Tangibility Bias）。人類傾向於信任看得見、摸得著的事物（如：土地、廠房、現金）。例如房子，你可以住進去、也可裝修它、出租它。你摸得到牆壁，感覺它存在。而股票呢？只是帳戶裡的一串數字或是行情表上跳動的股價。

但投資人忘了，每一張股票背後，其實都聯結到實體企業諸多元素，代表著一定的持分。如：專利與技術門檻、現金流（企業的實質獲利與股息分配）、剩餘價值索取權（企業所有資產的價值）。

當我們缺乏這種「股權即物權」的聯結時，自然會認為所持有的，只是一個會跳動的數字，而非一家企業的實體與競爭力。所以我們的思維就被侷限在狹隘的漲跌上。

從「交易員」到「所有者」的範式轉移

要解決這位資深社友的困境，不能靠技術分析，而要進行認知重構（Cognitive Reframing）。誠如已故的查理‧蒙格（Charlie Munger）一貫主張，投資人要從企業長期經營者或是所有權人的角度看股票。我建議從以下三個層次進行改正，而且需要時間去調整：

一、身分認同的改變：將你的自我定位從「市場投機者」轉變為「企業合夥人」。語言會塑造現實，當你說「我持有某某企業的股權」而非「我在做某某股票」時，你的大腦會自動調撥適當的認知資源來對待這份資產。

二、拉長時間維度的「跨期決策」：強迫自己以「五年、十年」為單位進行資產評估。在行為學實驗中，當個體將決策週期拉長，對短線波動的敏感度會顯著下降，這有助於克服「近視性風險趨避」（Myopic Loss Aversion）。你思考的不再是股價漲跌，而是這家公司有什麼優勢，值得我投入十年以上？

三、思維權狀化：買進優質股票時，想像你拿到的是一份「所有權狀」。既然，你不會因為你的家今年漲了10%就賣掉房子，請對優質企業採取同樣的「權利持有」邏輯。

問題不在外在的股價波動

台積電從300元到1,800元（或任何價格）的這段路，本質上不是價格的跳動，而是企業價值的擴張。如果你仍將股票視為「賭場籌碼」，你將永遠被拋棄在複利的列車之外。

真正的財富累積，不在於尋找「神準買賣點」，而在於你是否有能力在潛意識裡，將優質股權提升到與房地產同等地位的「硬資產」。當你不再問「明天會漲嗎」，而是問「這家公司的護城河還在嗎」時，你才真正跨越了投資的障礙。

最後，容筆者說兩句形而上的話，與大家共勉：股票投資最大的風險，往往不是外在的股價波動，而是內在心理的錯誤定位。金融市場的贏家，往往不是智商最高的人，而是最能察覺自身偏誤的人。

日本國會改選，高市早苗首相帶領的自民黨大勝而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席次，不只未來可較順利執政，甚至可以修憲。高市這次的成功，對國際情勢有甚大影響，而對台灣各政黨和人民應該也有重要的啟發。

高市首相在解散國會之前因為朝小野大，在野黨占多數席位的國會讓高市的政策不易推動，情況和過去兩年的台灣很類似。而她毅然解散國會，要藉國會改選來看人民是否支持她的政策主張。選舉的大勝顯示她的主張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而且人民不喜歡朝小野大的無效率政治對抗，而願讓她和自民黨可以得到多數席位以少受抵制地執政。

這次大選的結果至少有兩方面值得台灣思考，一是我國的憲政體制為何沒辦法這樣簡單由最新民意解決政治爭議和僵局，一是各政黨要如何做才能在對國家有利的目標下，減少僵局而提高自己的影響力。

台灣為何無法由民意解決政治僵局？

民主國家人民和政黨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憲政體制和政府組織不僅要讓國家能依多數民意來採取政策，當不同意見難以調和形成僵局時，也要有制度來快速解決僵局而讓政府持續運作下去。在內閣制的國家，首相和國會意見不同而僵持不下時，首相可以解散國會重新改選，以由最新的民意打破僵局而決定政策的走向。日本是內閣制，所以高市就是這樣解決了之前朝小野大的僵局，而可能取得未來國家和政府的順利運行。

1.台灣「總統制」無法主動解散國會

我國目前的政治僵局比之前的日本還要嚴重，但我們不是內閣制，所以執政黨無法主動解散國會。我國基本上是總統制，而總統制的國家像美國或我國本來的《憲法》，總統或行政權與國會或立法權意見不一致時，都有一個行政權具有優先性的制度，以避免僵局。美國總統不同意國會的決議時可加以否決，國會必須兩院都三分之二以上的決議才可推翻總統的否決。換言之，雙方意見不一致時，國會要兩院都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才能強迫總統接受其決議，否則就依總統的主張來行政。這樣可避免僵局，並使行政部門的各種政策較能有一致性和一貫性。

我國《憲法》原來的條文也有和美國類似的精神和規定，行政院若不同意立法院的決議可提出覆議，立法院若未能超過三分之二維持原議，原決議就被打消。但這規定在《憲法》增修條文中被改掉，現在立法院只要過半就可以反對行政院的覆議而維持原議。這就形成現在這種反對黨在立法院只要多一席就可以否決行政部門的任何政策，甚至使行政部門無法運作之情況。

在現實的民主選舉中，總統和立法院的多數黨很可能都沒得到過半數的選票，我國目前就是如此。而且現在的立法院多數黨立委得到的選票不僅少於總統，也少於執政黨在立委選舉得到的選票。因此沒有一方能說代表多數民意，雙方都只是依制度分別取得行政和立法權。這當然很容易形成互不相讓的政治僵局。我國卻不像內閣制或總統制的國家有解決僵局的制度。這是我國目前《憲法》的重大缺陷。要解決這種僵局和政府低效率甚至停擺的問題，長期而言我們必須修憲，重建合理而可化解僵局的制度。

▲我國《憲法》現在也有一個解散立法院的條款，但這條款把解散的權利交給立法院自己，而非像內閣制那樣交給行政權。圖為2025年1月10日國民黨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就重新審議憲法程序法修正案進行投票後高喊口號。Getty Images

2.台灣解散國會的權利在立法院

表面上我國《憲法》現在也有一個解散立法院的條款，但這條款把解散的權利交給立法院自己，而非像內閣制那樣交給行政權。要立法院的多數自己冒著失去多數的風險而解散自己，根本不合人性及政治私利，是幾乎沒有用的制度。何況目前立法院反對黨立委得到的選票其實比執政黨立委少很多，他們難有信心認為重選的話他們可以得到大多數的選票，而有更強的民主基礎來強迫行政部門接受其主張。

民眾黨現在因為是關鍵少數而有很大的影響力，改選後它不只可能因為最近支持率下降而只得到更少席次，只要國民黨或民進黨有一黨取得過半席次，民眾黨就會失去關鍵少數的地位，以及絕大部分的影響力。因此除非有很多反對黨的立法委員擔心目前的政治僵局使政府失能而傷害國家，否則我國目前很不可能像日本這樣藉國會改選來尋求最新民意。

政黨競爭如同商業競爭

面對未能改選國會更未能修憲的情況，若朝野未能妥協合作以化解僵局，這個問題也許要到下次大選，人民讓行政和立法都由同一個政黨掌控時才能解決。因此各黨派現在可以藉提出對國家人民有利的主張，來爭取下次大選的勝利。而這種良性競爭也可能降低目前為對抗或妨礙對手得分而形成的僵局。

政黨競爭要爭取更多選民支持，其道理和商業競爭要爭取更多顧客相當類似。商業競爭策略至少有三方面在政黨競爭中也很重要，即定位競爭、品質價格競爭以及聯合行為。商業的定位包括產品的定位及開店營業位置，政黨的定位有左右派和統獨傾向等等區分。品質價格的競爭在政黨間主要是要看誰的政策較好較能吸引更多選票，但在台灣也曾有人用買票競爭。聯合行為則在商業上有合作研發、聯合訂價、結盟連鎖乃至聯合壟斷等等，在政黨間則有長期、短期或議題別的聯合，以及與小黨、地方派系、利益團體乃至黑道的兼容合作。高市首相的勝利，在這三方面都有台灣政黨可參考之處。

1.在定位方面

高市的右派和堅定抗中的定位是勝選的因素之一。台灣在經濟方面少有區分左右的空間，兩岸政策是政黨主要的定位。民進黨偏獨的定位其實是被其選民集體約束的，因此不易改變。

國民黨偏統的定位也有其歷史溯源，有人也有獲得中國支援的利益，因此也難放棄。但近年因為部分最偏統人士在國民黨內之領導權競爭中具有關鍵影響力，而使領導階層漸漸像是比其全體支持者更偏統，而有使該黨的市場或選民支持率下降之危機。

民眾黨在兩者之間採取不明確或搖擺的定位，表面上好像市場範圍較廣，但除非其領導層及政策主張特別優越，否則不易藉定位吸引選票。流動攤販雖然方便，但給人們的信心常不如固定店面。由高市首相對某些原則和主張的明確堅持而不投機善變看來，台灣各政黨也該思考採取更明確定位。

2.在品質方面

政黨也和商業一樣要改善品質並公開透明，以讓消費者信任。高市那種誓言努力再努力的說法，以及對一些政策方向的堅持態度，讓更多人相信她的產品可能有好品質。

台灣不管任何政黨，若只會提出撒錢買票的政策，就像商店不說明其商品卻只強調可以抽獎一樣，很難得到人民拿錢之後真心的支持。執政黨有責任在政策形成的前後都和人民詳細討論和說明。反對黨若不同意也要提出明確不同的主張，並讓執政黨有機會充分說明，而不是拒絕把執政黨的法案付委討論。這才是對國家有利的品質競爭。

最近在野黨以行政院未依立法院之決議編預算為軍公教加薪為理由，而拒絕讓總預算及軍購案付委討論，就是一種拒絕品質比較和競爭的做法，好像商店禁止客人參考其他商店的產品一樣，若不改弦更張，可能會使人民不相信其品質。

而立法院決議為軍公教人員加薪的做法，不只可能違背憲政上行政立法權的劃分，以不審行政院之法案做威脅來要求加薪，更違背《憲法》中立法院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決議的精神。在野黨沒有執政權，其品質要表現在提出合於國家人民利益之法案，以及公開合理審查法案及預算。在野黨若放棄這機會，而以封鎖行政院法案及讓行政部門難以行政為目標，就像商店不展示自己的產品，卻用各種方法把其他商店的門口堵住不讓人進去看一樣，難使人相信其品質。

在兩大黨之間的民眾黨有很好的機會展現其品質，因為它可以不自己研擬政策，而只在兩大黨的政策中間做優劣評估，並做小幅修訂，兩大黨就可能被迫支持它和自己較接近的主張。但民眾黨目前仍未好好運用這種關鍵力量。

3.在結盟方面

這次高市首相和維新會結盟，且在自民黨單獨過半之後仍邀維新會派員入閣，甚至也表示願和其他政黨合作，是很好的合作精神。而維新會卻說它會繼續合作，但要做監督者而非入閣，更是有為的政黨在合作中不失其主體性及理念堅持的情操。這兩種精神都值得台灣的政黨學習。

結盟是要達成更高的理念，不是要聯合獨占市場以分贓甚至漲價剝削消費者，也不是要傷害共同的對手。台灣一直有藍白合的議題，民進黨也可能找其他黨派及地方人士合作。但這類合作的目的若只為勝選，而沒有真心共同的理念，就像廠商合作以聯合獨占一樣，對人民不利，也很容易再鬥爭分手，並非國家之福。

政治和政黨雖有競爭和鬥爭，但其根本目的及人民對它的期望，都是要讓國家人民更好。川普在講使美國重新偉大，習近平在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高市早苗也講日本的再強盛。台灣的政治人物不要只看自己的利益和勝負，或者在國家面對挑戰時只想相互指責甚至投降，而不敢提出讓台灣更有發展及地位的主張。雖然下次大選仍有一段時間，台灣的政治勢力若能在定位、品質競爭以及結盟合作上有更好的表現，不只對國家人民有利，也可能在下次大選中得到更多支持。

現今我們看到的教育新聞，多半與霸凌脫不了關係。老師的工作與壓力都較以前沉重，家庭價值觀的改變，更令親師之間的惡意解釋越發擴大。此次，我們要帶讀者認識充滿活力的學校，他們或許不在市區，但老師教學熱誠依舊，不知是因人情善意流動？抑或親近山林之故？留待讀者判讀。

阿里山番路鄉的民和國中，學生以「鄒族山羌笛」與「鄒族葛藤」為科展題目，投稿到「美洲原住民科學與工程學會」（Advancing Indigenou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ciety，簡稱AISES）年度大會，勇奪論文「金牌」。參加的十位學生中，莊凱丞為閱讀障礙學生；二位老師鼓勵他追求自己的夢想：一位是永遠相信孩子的主任蔡明哲，另一位則是同樣具有閱讀障礙的老師吳弘陞。他們三人散發著比金牌更耀眼的光彩。

位於彰化二林的萬興國中，校外是大片田園，校內有挺拔的龍柏，但更吸引人的是，校園內處處有彩繪。校長宋雲卿透露，該校技藝班輔導學生深入了解各行各業，並接軌業界，彩繪即是學生作品。原本雙眼無神的學生，接觸到喜歡的工作，神采奕奕，遲到大王也變身為守時小王子，讓老師相當吃驚，可見讀書不是學生唯一的路。

現今還在第一線教學的老師，多半抱持熱誠，但家長隨意的提告讓她們受到重擊。這些老師如何從權威體制脫胎成為和藹可親的育人者？曾獲「師鐸獎」的宜蘭國中老師吳宛如有一套可愛的反其人之道，學生對她愛戴有加，成績還從C提升到A。而台中協和國小老師王淑珍則因信仰之故，挪出自己的午休時間，陪伴頑皮小孩靜心打坐，並鼓勵家長、學生觀賞弘揚傳統藝術的「神韻藝術團」，讓善惡有報、忠孝節義深植人心，讓班級經營方法從「心」開始。

身為數學補教名師、專業魔術師、大學助理教授的莊惟棟，從大學時期就動手開發數學遊戲，讓學生願意踏入數學的領域。他表示，遊戲因為有趣，加上即時的成就感，可以幫助學生脫離遊戲沉迷；而魔術則與人的基本認知相反，能夠引起學生的好奇，進而激發學習動力。他的教程從國中小到大學，獨一無二，現在已傳到中國大陸、馬來西亞，讓更多學生不再害怕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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