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把他的公文包拿出来拍卖做公益，结果由郭台铭先生以五百万零九百元标下，杨先生继而呼吁名嘴拿出物品拍卖来破他的纪录。由于杨先生和名嘴正在打官司，杨先生这种说法可能被解读为名嘴们的东西若达不到这个价格，名嘴们的主张和社会评价就不如杨先生。有些人也确实以公文包高价卖出作为对杨先生的肯定。然而这种解读是不正确的，若它成为普遍的误解，不只很多公众人物都要拿东西来拍卖，公共政策将被扭曲，而且会被有钱人支配。
政务官和名嘴们所谈的是公共政策，而一项公共政策会影响很多人，其中有人得到好处，也有人受到伤害，要评估这些政策或主张的好坏，以及这些政策因而所做的贡献，要把所有的人所受的利弊都加起来看，而不是只根据其中一部分人乃至一个人的利弊。这就是经济学上所分析的公共财的问题。
一般的产品是私有财，想要的人就自己买自己享用，不想用的人就不要买，各不相干。因此很多人想要的东西就有很多人买，其价格大致上也就可代表想买的那些人对这产品主观的评价，而不买的人对这产品的主观评价则低于价格。
但公共财却不能由每个人分别选择要不要，例如像道路若有了就大家都可以用，没有就大家都用不到，又如空气质量好了大家都受益，不好大家都受害。把所有的人之利弊加在一起，才是一项公共财或公共政策的价值。
拍卖的价格 只代表愿出最高价的一人
官员们的公文包拍卖之价格，只代表有某一个人对这位官员或其政策的评价，和其它人的评价及整个社会的总评价几乎不相关。某官员的公文包拍卖到一亿只表示有一个人因为对官员的肯定或其它利益考虑而愿出一亿，而且也许有另一个人愿出接近一亿，至于其它人愿出多少并不一定，或许有许多人愿出九千万，或许其它人都不愿出超过一块钱。
同样地一个只有一千元标出的包包也可能其它人都愿出接近一千元。所以两个包包到底谁的社会总评价较高并不确定。换言之，某官员公文包的拍卖价格较高，只代表他的支持者中愿意且能够出最多钱的人，比另一个官员愿出最多钱的支持者出更多钱而已。
由此看来，若用拍卖公文包来比谁的政策更正确或更多支持，结果很可能是愈能讨好最有钱的人就得到较高评价。专门照顾弱势民众的人之公文包可能卖不到一百元。当然某些有钱人也可能很有正义感或社会关怀，因此他出的价格可能代表他对社会价值的判断，而非他的私人利益。但就算是这样，这也只是有钱人的评价而非真正的社会评价。
而众多穷人不管对某位好官员或政策的评价有多高，一样无法在金钱上表现出来，因此一样无法比过有钱人支持的官员和政策。所以用拍卖公文包来比谁的政策好或哪个官员好，乃是一种比资本主义还偏向有钱人的做法，极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是不该被鼓励吹捧的做法。
捐款的多寡也不代表政策优劣
即使不是用拍卖只取最高价的方式，而是放个捐款箱让每个人都可以按他的支持或喜欢的程度来捐钱，其总金额一样不代表这个人或这项政策的价值高低。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方法即是用钱投票，有钱人支持的政策或官员常会胜出。另一方面受益的人虽可捐钱，受害的人却不能捐负的钱或从捐款箱中拿钱出来，因此受害的人不管受害多大，都只能以不捐款的方式来表达，也就是只能表达到利益或支持度为零，而不能表达出受害和严重的不满。
政党捐款或政治献金的情况就是这样。政策偏向资本家，或者不惜牺牲穷人或少数人的政党，常能由大额捐款而得到大量政治献金，而重视弱势者或普遍关怀全体人民的政党，只能依靠小额捐款。
上述分析只是要说明，拍卖公文包的价格不宜用来做人物或政策的评价，并没有任何要批评杨先生或其政策的意思，也没有指责杨先生的政策比别人更偏向有钱人的意思。事实上也还没有第二个人拿出公文包来拍卖以和杨先生竞争，因此除了杨先生要名嘴也拿东西出卖之外，目前并没有拿拍卖价格来比较的问题。杨先生涉及的争议很多，每一件都应该依学理和事实理性讨论其是非对错，不宜用比拍卖价格、比声音大小，甚至比民调来确定其对错。
拍卖公文包而把所得捐给健保爱心专户是件可肯定的善行。不过相较于健保每年几千亿的费用，它所能提供的帮助实在很少，所有官员和名嘴都把公文包拿出来拍卖也没有用。
真正要帮助穷人和健保，要促进社会和平，应该要真正有钱的人拿更多钱来支持健保，特别是资本利得那类目前几乎不必纳所得税的所得应该多负担一点健保费，可惜杨前署长的二代或一点五代健保却未能做到这点。健保费新制在讨论时，不少人主张应该在证交税上附加万分之五的健保费，一来可让资本利得负担社会责任，一来也可使每年健保费收入增加约两百亿元而大大减轻健保的财务压力及弱势者的负担。然而马政府却担心这项政策影响股价而拒绝采用。
当时杨前署长若能据理争取到这项政策，健保和穷人每年得到的帮助相当于他用每个五百万元的价格卖出四千个公文包，一年的善行就有他卖出公文包善行的四千倍。可见正确的政策利益远大于媒体关注的私人活动。古人说公门好修行，做出好政策才是官员和名嘴们的责任及贡献社会的方法，拿东西出来拍卖相对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善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