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也许是出于意外，也许是因为长期工资下降累积出来的社会压力，基本工资再度成为公共议题的焦点。
关于基本工资的效果，过去二十年来有成百上千的经济学论文进行过估计。这么多学者持续投入这项研究本身，就说明了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清楚的结论。所以，提到基本工资，不仅政治人物会吵架，经济学家也会吵。我就曾经见识过资深的澳洲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研讨会上因为基本工资吵得脸红脖子粗，差一点像台湾的立委一样演出全武行。
本文无意延续这个战火，而将重点放在以下一些关于台湾基本工资非常基本，但非常重要的认识。
台湾的月薪 vs. 美国的时薪
在欧美等高所得国家中，基本工资多半以时薪来制订的。以美国为例，联邦的基本工资目前的水平是每小时7.25美金。德国是8.5欧元，法国是8.86欧元，澳洲则订在每小时16.87澳币，另外一周38小时薪水也有不得低于640.9澳币的规定。
台湾的基本工资虽然有时薪跟月薪的双重规定，但跟欧美不同的是，台湾关于月薪的规定比较有实际的影响，同时也是大家比较重视的面向。台湾的这个特殊性看起来没甚么，但这个小小的特性放在台湾的劳动环境里却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台湾特殊的薪酬结构
多数欧美国家的工资内容比较简单，除了一份单一的薪水外，多数没有年终奖金或者其它奖金，即使有也往往在额度很小的范围内施行。台湾的薪酬结构则不同，除了普遍有年终奖金外，还有各式各类的奖金；上市柜公司也有给员工配股的作法，另外不少公司提供餐点或者交通的津贴等等。这个复杂的薪酬结构让基本工资劳工变得难以定义。
例如，一位领基本月薪却没有任何其它奖金或津贴的劳工，跟同样领基本月薪但每年有一个月年终奖金的劳工，并不能相提并论。但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并不是后者的薪水比前者多了十二分之一而已，而是当政府提高基本工资时，前者受惠的可能性较高，而后者可能会因为雇主降低年终奖金的额度，而部分或者全部抵销了政策效果。
台湾特殊的加班文化
另外一点的影响更大，就是台湾劳工加班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普遍地不会申请加班费。这样的现象在欧美国家很少见，而这个台湾独特的现象也让基本工资的政策效果打折扣。
因为当政府提高基本工资时，雇主可以透过显性或者隐性的「要求」，来使得员工在加班时少报加班费，或者在同样的加班费下增加加班时数，来弥补雇主的损失。这样一来，劳工透过基本工资提高而能得到的好处就会部分或者全部被抵销。
基本数据的匮乏
这种种台湾的特殊性显示，本土的实证研究对于了解基本工资劳工，以及基本工资政策效果至关重要。跟任何其它重要的政策研究一样，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基本工资的效果，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拿出实证数据来进行分析。可是在基本工资这个议题上，我却发现台湾目前可用的资料却非常匮乏。
首先，我们可能根本没有资料可以准确计算出台湾领基本工资的劳工有多少，或者知道他们的性别、年龄、家庭背景如何。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尤其劳动部有全国900万劳工多年的劳保资料，另外财政部有全国纳税人多年的报税数据，应该是非常理想的「大数据」。
可是，劳保数据里面只有「保险薪资」，没有「实际薪资」。在理论上，这两者应该差距不大，但台湾的雇主为了减少年金等负担往往会低报保险薪资，而低报的现象又可能在低薪劳工这个族群特别严重。因此，若用劳保数据里的保险薪资来计算，将会高估基本薪资劳工人数。
另外，报税数据的限制在于我们只能看到纳税人的薪水，而不知道该纳税人是否是全职还是半职劳工。因此我们无法得知一个年薪低于基本薪资的人是因为薪资低还是因为工时少。
让数据说话而不是空口说白话
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将两项行政数据合并，这样就能取得相对完整的资料，可以对基本工资劳工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不但可以取得基本的统计，掌握他们的家庭背景，多年的数据也可以允许追踪他们的动态变化。这样的基本研究，应该是台湾任何想要对基本工资劳工有所了解的人应该做的「基本」工作。
可惜的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往往在资料开始说话之前喜欢先「空口说白话」。不但忽略台湾劳动环境的特殊性，直接将国外研究的证据直接套用在台湾，连引用的台湾数据也缺乏根据。
笔者期待未来台湾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与设计，可以建立在资料证据之上。毕竟科技进步让我们拥有比过去更多的数据，也具备更强大的分析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