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让同学看荷兰黄金时代画家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在台湾民主纪念馆（原中正纪念堂）中正艺廊的展览「珍珠之光―透视维梅尔」（7月2日起移展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这位画家传世作品不多，散在世界各地。因此，这个展览不展出真迹，而是以复制技术让作品「聚在一起」。如主办单位强调的，这项展览「用各种不同的教育角度、最新数字印刷技术、多样的操作体验，透视维梅尔这位谜样的画家」。
当然，许多人慕名前来，从影像里「深入了解维梅尔的一生，也探索十七世纪荷兰黄金时代丰富的历史与艺术知识」。不过也有到现场后，发现是复制品，认为受骗上当者。也因此，主办单位不但在展场注明该展览为教育性质，不是真迹，还在网站上辩诬，指出能用此低价欣赏如此用心的展览已属难得，更何况「时尚精品动辄数万元以上、美食大餐上千元乃常事，……众多艺术爱好者，可曾想过：平均票价两百余元的艺术展览，要如何能支撑起动辄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成本支出呢？」
我不创作艺术也不经营展演，不评论展览是否值回票价。不过，我好奇如果人们这样在意作品真伪与展览价值，那为何对市面上东抄西捡，索然无味的「山寨」信息却又如此宽容？我们可以想象有些结构性的状况：频道供货商的限制让消费者无从选择，用市场机制淘汰不适格的电视台；许多「新闻分析」节目透过议题设定与名嘴搭配，主导论述的进行。不过，有识之士尽管疾呼改革，但一般人似乎不以为意，放任大新闻吃掉小新闻，辣谣言吃掉平实报导。于是，无差别行凶盖过服务贸易协议与自经区条例争议，而这些争议又盖过去年的政党内斗。
作为人文研究者，在芸芸「山寨」信息里，我会特别在意它们援用历史的叙述手法。这些手法有时以政权交替为界，将社会民主发展简化成线性的上升与下降，并将它与某种分期连在一起，比方说，「经济不景气的现象，确实来说，是在XXX上台后（端看叙述者的政治偏好）之后就发生了……」。或者是用比较的手法，将一些人物与过去的类似人物做比较。比方说，「这种支持率，如果是XXX（端看叙述者的政治偏好）的话，早就羞愧下台了，根本不要人催……」。现今的科技发达，人肉搜索的能力又高，因此要进一步「以彼之道还治彼身」或者是「以过去否定现在」看起来也非难事。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类援用「过去如何如何」的论述看似中立，但基本问题都是「断章取义」，也就是对特定时空脉络的任意拆解。尽管论述者以正义之士自居，以全知全能的口气，咄咄逼人的姿态引经据典，却往往在遣词用句之间暴露了自身观点的偏狭与扭曲。
既然本文是刊在「历史柑仔店」上，那么就让我们回到过去，说个故事吧。记得2002年陈水扁总统夫人吴淑珍第一次赴美访问时，所到之处侨民皆热情欢迎，给足第一夫人面子。不过某报却独排众议，以「请夫人慎言」为题，指出吴淑珍发言不当。它是这样说的：「在外交场合，直率坦然与粗鄙、口无遮拦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如何掌握分寸、表现得体，可是一门艺术。例如，吴淑珍到美首次谈话，说她比江泽民的太太有地位、她是有民选基础等。坦白说，这番话听了总觉得『怪怪』的。为了强调台湾的民主成就，吴淑珍多强调『她的丈夫』有民选基础，以对比对岸的专制政体，问题不大。但，说到自己这个第一夫人有民选基础，好像 ……这有点扯吧！民众投票选总统、可没有投票选第一夫人吧？」这段话口气酸腐，用字轻挑，直白点说就是指这对夫妇经验不足，沐猴而冠，表现不出泱泱的民主气度。
2002年9月吴淑珍拜会国会山庄（右）与在洛杉矶侨社演讲（左）
（资料来源：「大纪元」两则网络新闻〈吴淑珍在美国国会山庄致词〉与〈吴淑珍离开洛杉矶返抵台湾〉，http://www.epochtimes.com/gb/2/9/26/n218689.htm与http://www.epochtimes.com/gb/2/9/30/n219515.htm）
老实说，当初读到这里我也是觉得「怪怪」的，但等到直接看了访问，才知道这句话原文如下：「我的地位比江泽民夫人高，因为我们是民选的」。而前后文是有记者问起对即将来访的江夫人的看法，吴淑珍以此响应，并说明她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陈水扁在台湾是有民意基础的国家领袖，与中国并不相同。原来，问题是出在「我们」这个字眼上：这位主笔显然把「我们」的意思先从「台湾」曲解成「总统夫妇」，再把这个想法塞到吴淑珍嘴巴里来修理。啊，高招。
左图为Carl Djerassi（资料来源：wikipedia）；
右图为小说Cantor's Dilemma封面（Penguin Books，1991）。
从我熟悉的技与社会研究领域来看，这种语言暧昧的问题并不少见。科学家与科普畅销作者Carl Djerassi（1923-）在小说Cantor's Dilemma 中便指出科学活动，特别是英语中对「我们」这个辞的滥用与浮用。的确，「我们」是值得讨论的概念。但我在这里倒不想谈科技与社会研究怎样看「我们」（比方说对于集体作者的讨论），而想从政党轮替再往回拉，谈可能是战后台湾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场景。巧的是，这个场景也与某位第一夫人有关。
猜到了吗？是的，是「永远的第一夫人」蒋宋美龄女士。作为战后第一个非国民党总统的夫人，当时媒体也常拿吴淑珍与蒋宋美龄相比，认为前者的言行举止远不及后者。不过，以下要分析的不是蒋宋美龄1943年在美国国会的传奇演说（演讲实况录音与相关影像可见YouTube），而是1950年1月8日她离美前夕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演说（演讲稿参见《蒋夫人言论集》）。这是她在长岛避居数年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也是她公开表明将去台湾的重要谈话。
蒋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影像出处：1943年3月1日的Life Magazine）。
如同在其它场合，在演说中她以一贯优雅与抑扬顿挫的语调，诉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战争是一场全世界「为真理，为自由，终必获胜的战争」。而对中国人来说，它是「解放异族」的战役：「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有异族盘踞中国的领土，我们就要凭借一个地方，无论其为台湾一样的海岛，抑或其为山间的要塞，来继续我们的斗争」。
在把国共内战无限上纲成与世界自由，中国未来生死与共的伟大圣战后，蒋宋美龄推销蒋中正，这位当时已经下野，自称「一个国民」的大忙人与反共专家。她这样说：「我的丈夫领导他的人民从事反共斗争，已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一九二六年的国共决裂，就是由他单独负责的。……蒋总统是世界政治家中首先揭发共产党徒阴谋的第一人，也是着手反共的第一人」。
在这样的脉络下这篇演讲达到高潮。蒋宋美龄用英国史上的反抗情景，激昂地呼吁大家支持她与她的丈夫蒋中正：「我们的朋友们！我的国家受了屈辱，我的政府孤悬在海外的岛上，苏格兰的布鲁斯从由山洞出来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也要从岛上出来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
到这里，才出现我们所关心的「我们」。而它有何玄妙？让我们看前后文。乍看之下它只是昭告台湾将出来拯救大陆人民而已。但是，博学如蒋宋美龄者，用的比喻怎可能如此简单？仔细再看，所谓「苏格兰的布鲁斯」指的是十二世纪苏格兰王Robert一世或者是Robert the Bruce（1274-1329）。他于1306年杀死英格兰王指定的继承人John Comyn（死于1306年），并夺取其王位，但是英格兰出兵镇压，视其为叛乱者。在妻子受俘、兄弟处死的情况下，他避居爱尔兰北部的Rathlin 岛。一年后，他返回苏格兰，整合各派系，领导他们抵抗英格兰人。经过数场战事，1314年，他在Bannockburn 大败英格兰，终于迫使英国承认其王位，也间接承认苏格兰的独立。
左图为Robert I（影像出处：Wikipedia）；右图为Bannockburn 战役（影像出处：Wikipedia）。
原来如此。所谓「我们」不是台湾或是台湾人民，而是国母的蒋宋美龄与「我的丈夫蒋介石」。也因此所谓「出来」指的是蒋介石目前避居台湾，但应该复位，继续执掌政权，而且他会像Robert一世一样，带着他的人民打回大陆。在蒋宋美龄「以国为家」的心态下，「我的国家」或「我的政府」不是字面上的归属关系，而是拥有关系──台湾不是「我们」，而是他们的东西。而只有从这样的观点，才能妥适解释蒋宋美龄传颂一时的呼吁：「我将回到台湾蒋总统那里，去和他同甘共苦，只要一岛尚存，我们便要继续和共产主义作战」。
如同蒋宋美龄一样，许多人带着「我们」的想法来台湾，但不觉得台湾是「我们」的一部份。他们不知道的是，台湾的知识人在日本统治下早已体会过各种各样，十分复杂的「非我族类」的关系，并且从里面企图活出「我们」的意义。这是历史给不管先来后到的台湾人民关于自我与异己的严肃课题，但他们却还没来得及去反省与处理。时至今日，固然每到选举便出现「命运共同体」或「族群融合」之类的说法。不过，相互了解与包容，有爱有恨，与日常生活名实相符的「我们」还没有产生。
对此，营造想象共同体的媒体原应扮演关键角色，但它终究自失立场，带着社会沈沦。以政治评论来说，作家柏杨表示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只有由上到下的文字狱，却不见上面对下面批评的容忍。而民主化的台湾竟让这样不可能的事发生，而且发生得很极端。只因对象是李登辉，国民党可以在一夜间让党员上街头痛快羞辱尚未卸任，前一天还像神一样拥戴的党主席。而站在正统党员这边的改革派市长，在接掌党主席后却让党重回拍手通过，巩固中心的老路。如不是「我们」的想法作祟，何以泱泱大党会有如此不可解的反应？
与此同时，政党轮替意外解救解严后惶惶不知所之的媒体。陈水扁上台后，原先支持政府的媒体恣意玩起「由下而上」的第四权把戏，以煽情手法辅之以教化语气，卯起来教训看不爽的政治新贵。用他们所熟悉，蒋宋美龄式的「我们」拿来误读吴淑珍发言，进而批评她的「失言」，不过是例子之一。这些年下来，不止是新闻制造者，连不少阅听者也习惯这样的评论路数。他们可以快乐地看大闷锅，认为这是政治幽默，可以舒缓压力，但认为给我报报之类的专栏过于「政治」，读起来不舒服。
对此，批评者往往称这类节目有双重标准，但媒体也反驳说它们只有专业，没有蓝绿。在我看来，与其说这些综艺化的新闻台不中立，还不如说它们沈迷在「我们」的鬼影之中，失去媒体该有的格调。十几年前玩弄文字游戏，臧否人物的报纸这样操作，十几年后的今天除了多了新媒介、更多现场直播、更多辛辣用语外，招数没太多改变。它们或许也跟某些政治人物一样，用八点档式的剧情来稳住几近于零的收视群，但阅听者得到的可是无尽的废文信息，没营养的评论与分析。它们煞有介事，看似认真，但没有太多内容；新闻台跟着报纸跑，报纸跟着周刊跑。大家每天被不用心的仿制品、复制品所环绕，别说没有真迹，更谈不上教育意义，跟「透视维梅尔」根本不能比。
所以请别滥用过去，自以为是地创造「我们」，把大家逼上内耗政治的山寨中。放下「我们」，放了我们吧！
（本文仅代表作者之意见与立场）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自「历史学柑仔店」，2014年7月11日，作者为国立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郭文华）
